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_风闻

过几天，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将于3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这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必将对世界历史的走向发生深刻和重大的影响。

根据 2018 年的美国政府评估，如果对气候变化听之任之的话，到 2100 年，地球变暖引发的自然灾害和其他极端天气可能会使美国损失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0.5%。

这张图是美国科学院制作的气候变化对美国影响的示意图。黑色是2000年数据，蓝色是采取对气候变化积极应对政策的结果，红色是采取不干预政策的结果。红色的数据相当骇人，如果什么事都不干，气温升高将造成地球 南北极冰川融化，大幅度提高全球水位。估计 2100年时美国1.87亿人口将受淹，水灾的成本高达55万亿美元，筑坝的成本达到240亿美元。相比较蓝色的数据，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和经济性一目了然。

为了避免气候变化造成威胁人类生存的灾难性后果，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制定了把地球温度升高控制在2℃以内，并向1.5℃努力的目标。 《巴黎协定》非常重要，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重要里程碑。

但人类能否达到《巴黎协定》制定的目标令人担忧。气候没有国界，但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必须落实到国家，这涉及到对温室气体形成的国家责任的认定。这种认定非常复杂，有人均和国家整体的考量，还有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气候变化的国家责任认定和全球环境保护成本在国家间的分摊息息相关。国际间的气候协议事关各国的利益，要达成一个公平可行的应对气候变化协议非常难。

毫无疑问已经有几百年工业化发展历史的发达国家是温室气体形成的主要责任方，而且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高于发展中国家。1992年5月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具有宪法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公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同责任，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所需的资金和技术。

发达国家内部对历次联合国气候公约的认定历来有很大分歧，这种分歧和发达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党争高度相关。进入新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左翼，特别是欧洲的以年轻知识分子为主的绿党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一枝独大非常不满。他们对资本的控诉之一就是破坏环境。2015年欧洲政坛刮起了强烈绿色环保旋风。这张图显示了在2015年选举欧洲议会议员时，欧洲绿党的得票率。

德国的绿党惊人地拿下20%的选票，超过社会民主党，跃升德国第2大党。在芬兰和爱尔兰绿党得票率都超过15%。在法国，绿党排第三，占12％，在奥地利和荷兰，绿党都获得了两位数得票率。特别在英国，绿党得票率超过之前两倍，达到12.4％。时任法国总理菲利普 (Edouard Philippe) 认为: “欧洲各地的公民，特别是最年轻的一群人，要求政府采取果断的行动，挽救环境，挽救地球。

今年9月的德国大选，绿党得票率15%，成为第三大党。2020年美国大选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选民达到52%，在民主党支持者中高达78%。应对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西方进步派的首要纲领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拜登总统执政纲领的基础之一就是对环保基础设施和新能源新技术进行大幅投资。

西方的右翼，例如美国共和党和澳洲自由国家党联盟，都有拒绝承认联合国气候大会公约的历史。美国在共和党小布什总统和特朗普总统时期两次退出联合国气候大会协定。他们的理由是气候变化是自然现象，应对气候变化议题是民主党进步主义借机搞事情。征收“碳排放税”会提高经济成本，不利于经济发展。

近来，随着极端气候造成的严重灾难越来越多，否认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之间关系的说法慢慢退潮。然而，西方右翼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越来越盯住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典型论调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碳排放的主要国家，发展中国家要担负和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否则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仍然越来越多。当前，中国占世界碳排放的27%，美国占11%，排名第三的印度占6.6%。印度连续五年二氧化硫排放全球第一，排放量占全球21%。中国人均碳排放排名世界第42，和德国和英国差不多。美国人均碳排放全球最高。

另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西方右翼认为这几年用新能源替代化石燃料的风潮是造成当前能源供应危机的根源之一。而能源危机会大大加强俄罗斯，沙特，伊朗等能源输出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使得欧洲更依赖俄罗斯，这种能源布局削弱了美国和欧盟的战略行动能力。

显然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际地缘政治的一种延申。和以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一样，此次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必将又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一次博弈。

本次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第一热点估计是美国和欧盟带领发达国家向中国施压，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质疑，逼迫中国提早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时间。《巴黎协定》规定全球要在本世纪下半期达到碳中和。目前发达国家普遍接受的碳中和时间是2050年，中国设定的标准是2060年，是全世界目前唯一作此承诺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中非化石能源占比15.3%，中国政府承诺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将达到80%以上，这是能源结构的极大变化。鉴于全球制造业的很大一部分在中国，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指标不可谓不高，应该经得起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检验。事实上，中国在环保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根据中国政府通告，中国2019年重点区域PM2.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4.9%，重污染天数同比下降39.0%。这张图是2005年到2016年中国二氧化硫减排的卫星效果图。

科技和金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联合国有关机构测算，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温升控制目标，全球预计需要近100万亿美元投入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氢能源，储能技术等等领域。就节能减排而言，科技和金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以说是最缺的。因此要达到平衡合理的节能减排，发达国家必须合理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所以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第二个热点可能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兑现每年出资1000亿美元环保基金的承诺。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最迟在2020年之前建立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应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发达国家至今未能履行这一承诺，第一笔1000亿美元的资金至今还有200亿的缺口。昨天的华尔街日报文章披露这笔资金可能在2023年才能凑齐。

全球节能减排的机制会是本届气候大会的第三个热点议题。发达国家很可能推出税收，关税等工具用于减碳。但发达国家有可能使得这些工具的设计有利于维护本国利益，使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处于不利地位。例如最近欧盟准备对进口的水泥、铁、钢、铝和化肥等碳密集产品征收进口税。 欧盟这个方案有待欧洲议会的批准；欧盟表示加拿大和日本正在考虑采取类似的举措。如果这些政策得以实行，可能成为欧盟保护国内市场的另外一种工具。

第四个热点可能是美国和欧盟依托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出资1000亿美元的机制，组建美国版的一带一路计划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竞争。中国也可能在一带一路计划中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保项目投资的内容。

恩格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各种力量的合力的结果。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就是世界上各种力量的汇集和较量。无论如何，希望各国能达成一个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