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全稿08第一章遂古之初7_风闻

**3、**性本善与性本恶

  从根本上而言，由于中西方文明在认识前提的巨大差异（整体论与原子论）。涉及性善论、性恶论的本性论讨论，在中西方，是基本不同的两种范畴的问题。

对西方文明而言，这指向了人的本质的问题（我们知道本质只是个体的本质）。

对华夏文明而言，不存在个体（原子式），因此也没有西方那个所谓的本质的东西。

西方文明的性恶论

我们前面讨论过，原子论前提下，个体因为处于逻辑的优先地位，并与整体处于完全割裂对立状态中。

更为重要的是，一神教作为宗教的非普遍状态（事实显示世界各地宗教大都以多神教、泛神论模式出现。我们可以认为一神教是特定宗教在特定地区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产物）与原子论文明相结合，在文明的内在逻辑上衍生出比较麻烦的结果：就是一神教将世界绝对的真善美（上帝）放在了与人类完全割裂对立的那个整体世界位置（这是一神教文明独有的内在逻辑）。与绝对的真善美（上帝）割裂对立的必然是绝对的不真不善不美（人）。这个结论结合现实人类的竞争争斗以及环地中海文明持久的分裂对抗历史，人的本质是恶的就成为一神教文明普遍认为合理的认识结果。

因为人的本质是恶的（原罪），所以除了自己为了自己的目的为确定的真的善（人本主义兴盛以后），其他所有的目的，都是要被质疑的（可能得恶）。

政府是必要的恶。

集体主义必然会导致集体对个体和其他集体展现更大的恶。

因此这种逻辑下，就将自我对其他民族公然行恶也纳入文明的合理性解释理论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成为西方近现代文明价值观的重要基点之一（文明中的那一阶段——强者强行排除弱者和野蛮压制的制度——在总体上属于有利的阶段，是自发而必然产生的这些事情的阶段。[11]）

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一神教文明而言，善只是个人的吉，而只要有群体，则必然是恶（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基督教文明普遍反感集体主义，质疑政府，因为性恶论的族群把恶作为人内在合理性进行了认同，因此人们一旦团结起来，就会高比例表现出更大恶行来。）。

一神教文明呈现出价值观的内外不一致性：

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视角看来：善只存在个体的自我的自由实现之中，在自我以外都是满满对个人的恶意。

在民族主义视角看来：善只是民族国家内自利的善，我的民族国家以外，都是与其他民族国家基于自利而对我产生的满满恶意。

这种在思维逻辑上，对更大范畴的群体的本能敌视或许是西方始终没有形成类似华夏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因之一。

善是利己，"他人是地狱（仅字面意）"。价值观在实践过程中就必然呈现出显著地内外不一致性。

性恶论来源于原子论逻辑的展开；来自于环地中海超长时期分裂混乱的历史；来自于一神教文明人与神绝对紧张关系在信仰层面的确立。

这使得这种价值观朝向（向恶）下的文化多元共存状态，始终处于一种多元（简化倾向）紧张（始终处于对抗中或等待下一次的对抗中）的状态下。

就不谈西方文明在大航海时代 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奴役、消灭其他族群、文明的历史。仅仅同源的三个一神教之间（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就一直持续爆发惨烈的冲突，十字军东征，法西斯主义，以及当代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控制、打压，以色列人在中东面对伊斯兰世界的横行霸道。这个意识形态下的人群用自身的行为来自证性恶论理论的合理性。

从普世价值的角度：这种内外双标，持续紧张对立的多元关系反映出向恶的倾向。

华夏文明的性善论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大部中国人都知道的《三字经》开篇。但是中国人的本性论认识发展到今天，是经过了几次大的变化的。

由于华夏文明是基于整体论前提的文明类型。

所以对事物的认识（概念）基本都是对事物关系的状态描述。事物是不存在本质的。所以人也是没有本质（原子论文明下的那个本质）的。

从华夏文明的诞生到孔子所在春秋时期，基本都处于这个无本质的认识时期。

孔子说仁者爱人，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都是在从不同角度，阐述人作为主体与客体形成的自洽关系状态。

人——客体  （关系）

仁       （状态）

天地——万物   （关系）

不仁（去价值观的）   （状态）

老子强调的是形成世间一切关系状态的根本成因是阴阳生克（道的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这种根本性是基于人在宇宙中这个基本状态为讨论背景。天地恒久，所以天地大道不以人的意志和价值观为转移。

而孔子则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的运动最佳结果是仁（自洽的稳定状态、终极结果），而仁在人类的普世性的状态表现是爱人（他人）。是人实践的主要着力方向（文明的朝向）。他更多讨论的是人与人的基本关系。

他们两者的讨论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实践需求导向特征（对老子、孔子观点的分析后面章节展开讨论），此处我们不再扩展讨论，这里只是陈述我们的传统概念里，不存在西方文明的人性有本质的情况。

但是到孟子时期，所谓的人性的讨论记载第一次明确出现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 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 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12]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 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 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 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 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

孟子曰：“人之性善。”[13]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理解这些话，必须基于华夏整体论前提 。无论是告子性无善无恶结论，还是孟子性善论，或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是讨论作为一种特定关系外在显现的状态（状态的价值观评价）。告子认为这个关系状态在众多的实践结果综合看，以善恶的价值观评价没有明显偏向性；而孟子认为有明确的善的结果的朝向性（结果是自洽的、善的）；而在孟子和荀子的讨论中，荀子直接表明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状态就是恶的（彼此敌对）。这个华夏文明经典争论，实质反映了当时春秋不断恶化的列国争斗兼并历史。

历史显示从孔子春秋时代的诸侯兼并战争的兴起，到孟子战国时期越发频繁，社会日益动乱，各路大小诸侯在面临新的政治环境，急需新的理念来顺应、甚至是解决现实问题。孔子时期，华夏精英阶层对人的基本关系的自洽状态是仁的描述，是没有过多争论的，这显示直到春秋时期，华夏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倾向都基本一致性指向善的。但发展到孟子所在战国时代，残酷的现实已经让贵族阶层很多人对仁的定位（自洽的状态、最高实践目标）产生动摇（因为数百年的斗争，历史没有显示出最终向善的自洽结果），这才有无善无恶论出现。提出无善无恶论，事实上就是面对残酷现实，企图在实践中，抛弃原有华夏文明价值观朝向。不仅如此，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荀子代表的法家更抛弃了无善无恶论的虚伪外衣，直接针对大贵族政治竞争的需求，直接以性恶论为基调展开了自己的理论。这里我们看到，表面上人性论是在讨论人性的最终自洽状态的价值观判断，实质是寻求新的办法，来满足进入激烈兼并斗争的贵族们不愿在受原有价值观牵绊的需求，以期在残酷竞争中无所不用其极地追求生存和胜利。

但是这一轮对文明朝向的颠覆性实践，随着短暂存在的秦帝国轰然倒塌而基本终结，经历残酷考验的华夏文明重回正轨。以汉武帝独尊儒术为标志，华夏文明以成熟形态呈现在这个世界上。自此之后华夏文明再没有从主流领域动摇过其文明的价值观朝向。人性本善成为华夏始终的主流认识。

其后历史，华夏文明经历多次重大的现实危机，并因此产生了两次重大的进化改造，分别吸收了印度文明的异端分支之一的佛教文化及西方一神基督教文明的异端分支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仔细甄别，会发现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融入华夏文明中，并非是偶然性使然，而是华夏文明对人类同质性（价值观朝向一致性）文化的有选择性吸取。性本善在两次改造中没有被动摇，相反因为文化新鲜血液的融入，更丰富了性善论。

在理学对性的认识扩展，及西方文明本质主义传统在马克思主义遗存及原子论为基础展开的西方科学影响下，使当下华夏文明的本性论，处于一种表象为原子论，内在为整体关系论的奇异状态中。

当下性本善，以一种表面本质主义的口号式的人性本质论，但内在却习惯性地关系状态阐述的模式来描述本质（善是实践结果，是状态的描述，这实质就是去本质的，只是关系状态的描述）

**‘性’**表面定义为本质主义的内在固有本质，但善永远是外在关系状态显现的果。

也就是内在（性）的本质是由外在的关系状态（善）来决定的。

这就呈现出当下中国人呈现出的本质主义形式与内在逻辑的关系论认识方式结合的新认识论方法。 

虽然东西方的本性论有根本性的差异。但是他们也有着相同的地方，就是追求实践所依据价值观方向的确定性。

这个确定性，西方是构建在实践之前，为之后的行为方式和实践路径立基所在（本质决定）。

华夏文明追寻的是实践的结果的确定性朝向（善与恶，现实决定）

可以说虽然内容不同，东西方的本性论都以各自文明的样式，给予价值观朝向以自认为的最坚实理论依据。这是本性论对于文明发展的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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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社会静力学》p234

[12]《孟子》告子篇

[13]《荀子》性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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