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前，中央多次电催叶挺北渡，为啥到最后也未能成行_风闻

(掌握的资料有限，根据现有资料的分析也未必准确，一家之言，算是抛砖引玉吧。）

（一）

根据本人能找到的皖南事变前中央与新四军来往的有关文电，可知中央曾有多次要求叶挺尽快单独渡江北上的内容。

最先是1940年11月1日酉时，中央给项英发电，电文开头第一句便是：

“俭电悉。（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

从电报的口气看，这应该不是首次提出要叶挺北渡，而更像是反复讨论后的决断，只是我不知道在这之前中央与项英在叶挺北渡的问题上有过怎样的商讨。俭电，即10月28日电，但该电内容只是项英强调各种困难表达不想北移，并未涉及叶挺北渡问题。

中央这封电报后，也没能找到皖南有关回电，不知当时项英是如何答复的。直到21天以后的11月22日，有以叶、项名义致中央电，电文中最后有一句：

“希夷准备前面交通通后，即可率一批人员经苏南到苏北。”

中央接电后，于24日回电，斩钉截铁给了三点指示，全文：

“（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

“（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

27日，又有以叶、项名义给中央的电报请示，在请示了若干关于北移的具体问题后，最后说道：

“希夷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走先头），请从速连同以上意见一并电示为盼。”

不知这是项英个人的意思，还是叶、项二人的意思，因为很多用叶、项二人名义拍发的电报，实际上叶挺未必知道。

中央接电后，于29日丑时回复：

“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这之后关于希夷的北渡问题又没了下文（我没找到下文）。

12月18日，曹甸战役接近尾声，皖南形势陡然变得异常严峻，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电给皖南叶、项，全文很短：

“（甲）重庆形势严重，项、曾二人暂勿离开部队。

“（乙）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

“（丙）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两天以后，20日，毛、朱、王专门就叶挺渡江事发电，电报全文：

“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与此同时，毛、朱、王又发电指示刘少奇、陈毅，全电共三点，其中第一点就是：

“甲、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需在江边作周密布置。”

之后，又找不到下文了。

十多天后，皖南事变发生，叶挺最终也没能北渡。

（二）

中央为什么三番五次要求叶挺尽快北渡？11月1日电中所讲的要叶挺“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是否中央的真实意图？

我认为这是中央的真实意图。为什么呢？因为华中无大将，急需叶挺来充当这个角色。

早在1939年4月21日，中央便曾指示：

“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因此，仅云逸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

这段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即华中急需有重量级领导坐镇，张云逸难当此任。当时，中央首先考虑的是项英，其次是陈毅，并没有考虑叶挺。但项英对中央提出的“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持不同意见，拒绝执行，这才有了刘少奇来华中全面负责。

刘少奇对中央的方针是积极拥护，切实执行的。其到中原局后，很快便确定了以苏北为主要突击方向的战略指导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全力支持。1940年1月，中央并确定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部队，全部由中原局刘少奇指挥。

这样一来，刘少奇在华中就是集党政军三头为一身了，这使其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对于他来说不陌生，但带兵打仗，对于从没有过任何行伍经历的刘少奇来说，就不是那么好胜任的了。1940年6月22日，在其致毛、王、朱、彭电中便说道：

“我个人在军事上多少还是外行，且有党政方面的工作，在军事上是不能负责的，因此请中央迅速考虑这个问题。派人到华中来负军事责任。”

刘的建议，是要延安从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或三个师长中选派一人来主持华中军事，或要陈毅来负责。不知中央如何答复的，但知结果是谁都没能来。后来，他想到了叶挺。

1940年10月9日，刘少奇在致叶、项并报毛、朱、王电中，曾有如下要求：

“指挥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指挥部暂时不能北移，希夷同志及若干人员是否可以首先北来？如何处理望告，二、四支队及游纵如何策应亦望指示。”

这是首次要求叶挺单独北渡，比中央任何一次都更早。

说到这便有了这样一个猜测，即中央一次又一次电催叶挺渡江到江北指挥大部队，是不是就是基于刘少奇的要求呢？

我看是有可能的。

刘少奇最初没有考虑由叶挺来负责华中军事，应该不是从军事能力上的考虑，而极有可能是政治上的考虑，是从叶挺可不可以信任这个角度上的考虑。而这个考虑又分两层，一层是叶挺跟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一条心的问题，一层是跟“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是不是一条心的问题。刘把苏北作为突击的主要方向，强烈要求皖南部队北移，项英则大唱反调，强调皖南特殊，拒绝发展苏北，二人笔墨官司针锋相对，几近白热化。而项英发电表述自己的主张，又往往使用叶、项联名，那么这是否真的也是叶挺的本意，就需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搞清楚。

到后来得知，这不是叶挺的意思，不仅不是，而且恰恰相反，叶挺同样对于发展苏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早在江北之行后不久，在重庆，就给中央打过报告，力陈新四军发展江北津浦路东之必要。在这个刘少奇与项英尖锐对立的问题上，叶挺与项英站成了一百八十度，而与刘少奇不谋而合。

当终于得知叶的这个态度后，刘会是怎样的一个欣喜，就可想而知了。

刘既感自己在带兵打仗上的生疏，向延安要军界大佬又要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老资格的职业军人、又在向苏北发展的问题上与自己的方针完全一致的叶挺，自然就是最好的人选。至于叶不是党员，这个对于刘来说不重要。不是党员，不能参加中原局领导班子没什么，刘急需的是能带兵打仗的，在党政建设这方面，他既不缺经验也不缺人。

11月10日，刘少奇致电中央：

“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

中央很快回电：

“一、同意在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八路军。

“二、对外交涉，以新四军叶、项名义。

“三、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

12月31日，中央向有关单位就中原军事体系问题发出指示：

“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委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

基于以上分析，所以我认为中央急催叶挺到江北指挥大部队，就是其真实意图，而这个意图，与刘少奇有很大的关系。

在皖南形势变得异常严峻时，延安催促叶挺离开军部北渡与刘少奇会合，也有出于爱护的考虑，战争状态下，毕竟一将难求。

除了急需叶挺过江负责华中军事和对叶的爱护，是不是中央也有不放心叶挺在皖南的考虑呢？

以下就是瞎猜了——

1940年11月1日毛给叶、项电中，有这么一句：

“可求希夷先生去苏北一行。”

毛电这么客气，不是一件令人欣慰之事，说明直到这个时候，毛还没有完全把叶看作自己人。对比1946年3月7日他亲自审核接受叶入党的回电，在“叶挺将军”和“叶挺同志”的称呼上斟酌再三，反复修改，最终以“亲爱的叶挺同志”落笔的情况看，作为旧学功底十分深厚的毛来说，在对什么人用什么称呼的问题上是十分讲究的。

叶挺有脱党的历史，有参与第三党活动的历史，叶的穿衣举止等生活作风异于其他中共军人，出于代表新四军联络以争取补充的目的，叶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陈诚、张发奎、余汉谋、顾祝同、上官云相等都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蒋介石也始终没有放弃对叶挺的引诱和拉拢，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期独处皖南国军包围圈，远离中共大本营的叶挺，要让延安方面对之彻底放心，也难。

所以，急催叶挺渡江北上，也许还有使叶免遭国民党拉拢的考虑。不知对不对。

（三）

在中央三番五次急催的情况下，叶挺为什么最终也未能北渡呢？

这一方面可能是项英的原因，是项英不要叶挺离开皖南去江北，甚至他根本就不把延安要叶北渡的电报全部给叶知道。根据项、袁经常不通知叶、饶到会而议决军中大事的老毛病看，这样的事儿项英完全做得出来。

那么，既然排挤叶挺，为什么又不让叶离开皖南呢？这可能有多种原因，有些原因也不好揣摩，但有一个原因显而易见，即项英想要叶挺充当他的联络官，专门负责与国民党军的联络工作。由于叶挺在军部受到排斥、架空，很多时候无事可做，他也的确更多地扮演了联络官的角色。

另一方面可能也有叶挺个人的原因，是他本人也不想急于北渡。

叶不急于北渡，应该基于两点考虑，其中之一是他还想向三战区为新四军多争取些械弹、给养和开拔费，所以才迟迟没过江。而这，也正是项英所乐意的。

在这方面，叶挺有别的人难以替代的条件。首先，叶挺不是中共党员，这便为他与国军将领打交道提供了方便。其次，叶挺出身保定军校，利用国军中保定学系的关系，能发挥出项英、袁国平等人发挥不了的作用。保定生在中共将领中不多，但在国军将领中特别多，皖南所属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都是叶挺保定军校的同学，而且三人还是同期，即都是保定六期。保定系是建有同学会的，是有互为奥援的规则与传统的，利用这层关系，至少在面子上，顾祝同、上官云相是要给的。

10月28日，叶挺从上官云相处回来后，以叶、项名义向中央报告与上官私聊情况时有这样的描述：

“对皖南局势，上官谈，蒋责顾电到战区后，顾对进攻我迟疑不决：一因无完全把握消灭我军。二则估计如皖南动手，则我对苏北必彻底消灭韩。上官也从中表示，即把皖南新四军杀光，亦不能解决整个国共问题状况，未必因此顾仍无所顾忌，还是想以和平方式求得解决皖南问题，缓和苏北问题，但战区中黄埔系少壮派则颇有主张即打者。”

这样的内容，也只能是叶挺与上官能聊得出来，项英或是袁国平肯定是套不出来的。

其中之二是叶挺认为，1940年下半年后皖南军部的形势危如累卵，作为一军之长，他不该在这个时候离开危地去履新，就像军舰的舰长在军舰遭受重创时不能自己先离舰一样。

这符合他的个人操守。在皖南事变最后关头给延安毛、朱、王的电报中，叶表示：

“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彼，指挥失当所致……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拚一死以赎其过。”

没有推责，而是把责任全部揽了下来，这和项英在遇到危难时丢下部队开溜的做法形成强烈对比。正如周恩来评价皖南事变中的叶挺时所说：“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定。”周说的这“某些共产党员”，显然指的就是项、袁、周三人。

不仅对上级党中央是如此，对下属的新四军指战员也是如此。在突围的最后一战中，叶挺与新三团一营副营长张玉辉有几句对话，其中叶说：“我对不起那些牺牲的同志们！”也表现了他勇于担责的丈夫气慨。

当最后突围又告失败，兵临绝境时，在党的负责人饶漱石的提议并代表党的指示下，叶挺抱有去无还的决心下山赴敌营谈判，像极了兵败大渡河畔的石达开，同样显示了其负责到底的悲壮情怀。

至于他在五年牢狱之中的表现，众所周知，就不用我说了。

反正甭管什么原因吧，总之叶挺没能按中央电令在事变前渡江北上。如果这是出自叶挺个人的原因，那么无论基于怎样的目的，我认为这么做都是不妥的。

从哪个角度说，叶挺没能在事变前北渡，都太可惜！

(较真军史，打假正讹。敬请关注本人公众号“牛戈文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