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几年票房好的中国电影多为爱国主题？_风闻

先放结论:

1.每个国家的电影都有自己的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在电影中以要素或者话语形式存在，同时作为一种价值内核内嵌到电影之中。爱国主义精神是当下中国政治正确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2.成熟的电影市场往往意味着本国的主流电影能够反映本国的社会思潮和价值偏好。《美国狙击手》《萨利机长》是美国的主旋律电影，而《复仇者联盟》《美国队长》也体现了美国的主旋律。

3.爱国主义电影叫好又卖座，是主旋律电影主流化的表现，是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之上，电影工业化程度提高，主流观众用脚投票的结果，本身表征了中国观众的成熟、中国电影市场的成熟、中国电影人的成熟。

爱国、主旋律与主旋律电影主流化

1987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时任电影局局长滕进贤首次提出“主旋律电影”创作理念，同年7月成立了现已更名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小组。至今，围绕这一理念制作的电影既有“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性合一的主旋律佳作，也有受到市场冷遇或遭受电影研究者批评的作品。本文回顾了30多年来那些具备市场或者艺术影响力的主旋律电影作品，总结主旋律电影的类型、特征，梳理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历程和趋势，分析其产生和发展的政策、市场背景，进而反思主旋律电影为什么会成为主流，以及这意味着什么。

一、主旋律电影的典型作品与特征

纵贯了90年代由八一制片厂制作的《大决战》（三部1991-1992）《大转折》（两部1996）《大进军》（四部1996-1999）系列电影，以其高规格、大叙事、大投资成为“主旋律巨片”的典型。同一时期，《周恩来》（1992）《焦裕禄》（1990）等人物传记电影不仅收获了良好的票房收益，更成功设定了一个时期的公共议题。叶大鹰导演的《红樱桃》（1995）和冯小宁导演的《红河谷》（1996）《黄河绝恋》（1999）则体现了一种从宏观视野到微观个体聚焦的有益尝试，成为那个时代另类主旋律作品。

2000年主旋律电影《生死抉择》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2002年作为中国商业大片的元年，及至2008年，中国电影市场上以国家的资金和意识为主导的主旋律大片仅有八一制片厂的《太行山上》（2005）《八月一日》（2007）等具备了大投资、精制作的商业化主旋律面向，90年代的主旋律巨片则一去不返。这一时期出现了冯小宁导演的《紫日》（2001）、张建亚导演的灾难类型片《极地营救》（2002）、现实主义主旋律作品《天狗》（2006），还有集合大陆、香港、台湾投资及制作人员，主打爱情元素的《云水谣》等电影，体现了电影工作者在主旋律电影类型化方面的尝试。

2009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建国大业》成为当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上的票房冠军。以电影明星而非特型演员扮演伟人，在有限的时长里密集排布了两岸三地的明星，开启了观众的“数星星”式的观影体验。明星这一商业化元素的引入让这部主旋律大片显得精明而别致。其后的《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延承了明星攻势，只是在类型化主旋律方面走的更远。《建军大业》甚至启用了靠《古惑仔》《无间道》等黑帮、警匪片成名的类型片导演刘伟强，片中也能看到导演对自己成名绝技的路径依赖。需要说明的是，建国三部曲看选题上并无突破：《开国大典》（1989）展现过《建国大业》（2009）的主题叙事，《开天辟地》（1991）则讲述了《建党伟业》（2011）中的故事，《八月一日》（2007）也展示了《建军大业》（2017）的类似主题。所不同的仅是电影的选角策略和电影呈现方式而已。

以新的电影技术和类型片叙事手法对红色经典进行重新包装，并非以中影为代表的具有国资背景的制作单位的专利。除了以韩三平、黄建新等人为代表制作“典型主旋律电影”，这一时期的商业片电影人也在不同程度上涉足了主旋律题材电影的制作，而且在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商业化方面走的更远。2014年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就以武侠类型片包装了《林海雪原》，2016年《铁道飞虎》则以成龙标志性的谐趣动作片重新讲述了铁道游击队的故事。2007年以来，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2007）、《唐山大地震》（2010）和叶伟信导演的民族主义功夫类型片《叶问》（2008）、高群书导演的抗日谍战题材《风声》（2009）、陈德森导演的爱国主义动作题材《十月围城》（2009）等电影就切入了主旋律选题，而且在商业化和类型化方面几与商业电影无异。以战争、灾难、动作、谍战等类型片方式弹奏的主旋律，不仅收获了观众的赞誉，而且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收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香港电影人成龙在主旋律电影的制作技术和题材拓展方面进行了不断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011年，成龙与张黎联合执导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辛亥革命》；2012上映的《十二生肖》在探险、动作包裹下，存在一个为国夺宝的主体叙事；2015年春节上映的《天将雄狮》以李仁港惯用的战争动作类型手法呈现出来，寄托了一种东西方国家和平共存的理念；2017年《功夫瑜伽》更将响应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写入了电影对白。

如果说“建国三部曲”承载了国家对当下电影市场的基本认知，那么以《智取威虎山》《铁道飞虎》则表明了以票房收益为旨向的资方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判断。商业化主旋律的高额票房收益以及香港电影人的北上，让类型化制作的商业主旋律逐渐成熟。但综观近些年的商业化主旋律，我们也能看出，当下电影制作在选题上的局限，以及电影语言方面的谨慎。由此，新的电影选题和电影呈现方式也提上了日程。在这方面，除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电影人成龙之外，吴京和林超贤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现代军事战争题材在国内并不多见，事实上，从《冲出亚马逊》之后，这一题材即少有人涉及。2015年，清明档期《战狼》上映，以五亿加的票房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成为这一档期的票房黑马。2017年暑期《战狼2》上映，引发了观影狂潮，短时期内连破各种票房纪录，让更多人看到了以新题材、新的表达方式呈现主旋律电影的巨大潜能。香港电影人林超贤从《激战》（2013）、《破风》（2014）到《湄公河行动》（2016），甚至之前的《逆战》（2012）都可以看做以类型片制作方式传达正向价值观念的典型，在商业化主旋律的题材拓展和电影语言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无论是以类型化方式呈现的主旋律电影，还是具有主旋律意涵的商业电影，都依托电影工业更新了面相，具备了较好的观赏性。在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具有传统面相的主旋律电影，如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惊天动地》（2009 ）、《歼十出击》（2011）、《刘老庄72壮士》（2013）、《目标战》（2013）等，这些电影在电影语言方面创新不足，对观众的口味适应性较差，所以无论是票房收入还是观众评价都较为平淡，在电影市场的注意力竞争中败下阵来。同样面临尴尬的还有典型人物传记电影典型《郭明义》（2011）、《杨善洲》（2011）等。

统观1987年以来的主旋律电影，我们可以根据影片选题将主旋律电影划分为先进人物传记电影、重大革命历史体裁电影以及商业化主旋律电影。三种类型的主旋律电影在思想性和效果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但在与公权力的关系、电影呈现方式方面存在差异。

就先进人物传记电影而言，如《焦裕禄》（1990）《杨善洲》（2011）等电影，一般由国家主导投资制作。国家对此类主旋律电影的故事择取、表述方式等方面保持了强控制力，在电影发行和放映方面，也存在号召党政军以及事业机关组织观影等国家行为。所以这一类型的主旋律可以看做受国家权力控制最为严格的一种类型；就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而言，如《大决战》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国家在电影选题、事件表述、以及事件评价方面都有明确而严肃的要求，这也导致一定时期内，此类电影在叙事形式和美学风格上较为统一。部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片对投资、人员、场地有着很高的要求，这也决定了诸如90年代的战争巨片对国家的依赖，即使最近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国家对各类相关资源的统筹；与前两者相比，以《战狼》《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为代表的商业化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电影市场主体出现，在投资方面对国有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呈现出选题多样、表述灵活、观赏性较强的特征。

二、典型主旋律电影发展历程

一定时期内的主旋律电影在选题、呈现方面方面具有相似性特征，30年主旋律电影主要作品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

1987年到2000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延续以往的电影制作方式和内容呈现方式，国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放映，在电影呈现方式方面，多存在说教式内容、直白的意识形态宣讲，但依托国营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体系的合力，主旋律电影在此时依然能获得较高的市场收益；与之相应的是，第五代导演在国际电影节上的丰收，以《红高粱》（1987）《活着》（1994）、《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霸王别姬》（1993）、《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一个都不能少》（1999）为代表的中国电影受到了国际电影界的关注，也让中国张艺谋、陈凯歌等电影人获得了世界声誉。1994年好莱坞电影引入国内，成为挽救中国电影产业的重要力量，也开启了中国电影人在本土市场上“与狼共舞”的时代。1995年起，以成龙、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开启了内地贺岁档，并在电影市场上斩获颇多。我们看到，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期，典型的艺术片导演并不是主旋律电影的主力。而以冯小刚为代表的商业片导演，包括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1997），都指向了小市民生活，从选题类型、思想主题以及主体内容方面都不具备典型主旋律电影特征。

2001-2008年，随着国产和国外商业大片涌现，主旋律电影如《太行山上》虽然进行了电影语言方面的革新，但在思想传达和视觉效果方面与同期的商业作品相比较为弱势，在电影市场中显得无所适从。同一时期，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2000）上映，并在2001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李安将东方的精神意蕴融入华语特色的武侠电影中，以类型片方式传递导演的价值意图，启发了大陆的电影工作者。张艺谋其执导的《英雄》采取了“以大博大”市场化策略[]，开启了中国的“大片时代”，在2002国内票房大盘不到10亿的市场环境中，斩获了2.5亿票房。随后张艺谋导演了古装片《十面埋伏》（2004）《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陈凯歌制作了东方魔幻题材《无极》（2005），加上冯小刚导演制作的《夜宴》（2006），可以看做中国大陆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导演在商业大制作上的成功探索。当然，电影评论人和观众对这些电影的批评之声从未中断，但他们无疑都取得了较高的票房收益。

2009年至今，第三阶段的主旋律电影依循两种发展思路，《建国大业》（2009）和《唐山大地震》（2010）分别代表进入了类型化主旋律电影类型化和商业片主旋律化两种思路并行发展的阶段。第一种思路是类型化主旋律电影，以“建国三部曲”为的代表。此类电影动用大导演、大明星、大故事和顶级的电影工业效果。作为献礼片，其放映时间多选择在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日或者节庆日，在制作和宣发方面，为达到一定宣传效果国家在前期进行巨资投入，多数演员不计酬劳、友情出演。在放映期间通过让利于院线，甚至通过文件形式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公费组织观影。[]这种制作发行和放映机制，以国家力量强力干预，本身不符合电影的制作传播规律，更无法做到观众的有效覆盖，所以无论在制作还是在效果上都不可持续。

另一类是具有主旋律倾向的商业大片，以徐克执导的《智取威虎山》、吴京执导的《战狼》、林超贤执导的《湄公河行动》为典型。此类电影商业气息浓重，但保留了思想内核的主旋律倾向，在题材方面更为多样，如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直接取材于近些年的案例，在类型化表达方面也更为灵活。

通过回顾30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历程，就其生产、发行和消费的状况而言，让我们看到具有“政治性、商品性和艺术性”三重属性的主旋律电影在国家、资方、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各种角力中呈现出了一种具有阶段性的历史形态。

总体而言，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和全球化水平的提高，主旋律电影也逐渐依托电影工业的进步不断更新电影语言，尝试以类型片方式阐述主旋律，在观赏性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国营电影制片单位在适应市场方面呈现出明显的被动型：在遭遇到商业电影和国外大片的双重挤压之后，被迫进行自身的改良。而且有些主旋律电影在选题和叙事方面显得保守而传统，在电影语言的革新方面着力有限，造成其口碑和票房的双输局面，在中国电影市场票房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显得另类而“穿越”。

80年代晚期到90年代末期，主旋律电影的生产主体多为国营电影制片厂，延续了国家主导的生产、发行方式并且在电影市场中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1993年，持续四十年统购统销的电影运作机制终结，各制片单位开始直接面向市场发行电影。1994年11月，我国引进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并以“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基本表现当代电影艺术成就”为标准择取10部进口影片在中国大陆发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将分账片配额增加到每年20部。2012年，在原有配额基础之上，又增加了14部美国以3D和IMAX制式在国内发行的特种分账片配额，并将制作方的分账比例从13%提高到了25%。除此之外，还有以批片形式引入的国内院线的国外电影30部。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了国产商业电影、国外进口的商业大片与主旋律电影同台竞争的景观。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主旋律电影遭受到不同的命运。90年代的中国电影市场上，虽然出现了《泰坦尼克号》等商业大片，但主旋律电影像《焦裕禄》《周恩来》等电影都获得了很高的票房收益。即使到了2000年，主旋律电影《生死抉择》仍然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但观察20世纪头十年的中国电影市场，可以发现，主旋律电影在与国际大片和国产商业电影的同台竞技中渐趋弱势。就主旋律电影文本而言，获得较高票房收益的电影愈趋凸出电影的文化消费品属性。虽然仍有一些作品固守了典型主旋律的电影表达思路，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难免遭遇到乏人问津的尴尬。

三、主旋律电影的成功是中国电影成熟的标志

2011年，电影《杨善洲》与电影《变形金刚3》同期上映，但二者的票房收入存在巨大差距。李雪健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变形金刚》不就是美国先进武器的广告嘛。《变形金刚》宣传的是美国英雄主义，而《杨善洲》讴歌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为何我们在排片时要厚此薄彼？”

主旋律电影的票房收益尴尬并不能苛责院线，毕竟进入影院观影的观众是他们的收益之源。观众去看《变形金刚》而不是《杨善洲》不是因为美国的价值理念好，而是因为《变形金刚》更好看。两部电影的市场境遇与电影文本内蕴的价值观念无关，与电影的视觉效果、叙事模式强相关。

主旋律电影作为一种集政治性、艺术性和商业性的电影类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始终需要面临几对矛盾。

首先是政治性与商业性之间的矛盾：主旋律电影的政治性诉求表现在电影文本中体现为，在电影选题方面的有限性、对电影积极思想内核的规定性以及电影叙事、话语方面的严肃性，这些可能导致主旋律电影在选题、电影文本结构设置以及话语选择本身的限制。诸多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作品，多是对过去题材的技术性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主旋律电影在选题方面的选题资源的匮乏困境；电影的积极导向作为电影的教育意图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对电影核心思想的规定性，也引发了电影创作者在表述方式上的单调性，继而引发受众的审美疲劳；主旋律电影的话语较为严肃，特别是人物传记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更会出现直接文件化的表述，破坏了电影语言的生动性，引发观众的反感。

其次，是电影的政治性与电影艺术性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主旋律电影在选题上存在客观限制。如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对社会问题的呈现可能导致主旋律正向传播功能的弱化，所以现实主义题材一直未能成为主旋律电影的选材主体；另一方面，主旋律电影在思想传达方面也存在限制，影响了电影文本的表现策略。艺术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开放式结局和弱思想表达的电影形式，无法满足主旋律电影的正向价值引导诉求，导致在电影艺术表现手法上的限制。主旋律电影在政治、艺术、商业三种属性之间徘徊影响了主旋律电影的表现力和传播力，在现实中即表现为，除了诸如建国三部曲一类的具备较强观赏性的主旋律献礼巨片外，多数主旋律电影票房表现不佳；主旋律电影本身的艺术性受到评论者诟病，主旋律电影在满足观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娱乐性需求方面也存在不足。此外，中国电影及其衍生品在国外影响较小现实，反映了主旋律电影未能达成通过电影载体传播中国形象、中国故事，促进中外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使命。

通过对30年来典型主旋律电影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其他电影类型相比，主旋律电影在思想方面与国家主导的诸如爱国、敬业、无私奉献等理念密切相关，在诸如历史叙事、人物成就归因等层面遵从了国家主导下的叙事方式，部分影片通过新旧时代的对比以及先进人物事迹的呈现着力展示新中国的建设成果，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毫无疑问，主旋律电影分享了电影的共性特征。但作为国家提出的电影制作理念，主旋律电影则对电影的思想性方面提出了特别要求，也正是对电影思想内核的主旋律要求，使得以《大决战》系列和《建国大业》系列为代表的典型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无论是制作、发行、放映，还是评论过程都成为区别于一般电影，成为一种实质上的国家行为。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电影是一种商品，是一种工业产品，是继报纸以来较早的大众传播媒介。主旋律电影的政治性要求决定了这一类型的电影受到政治、资本、受众以及电影创作者个体的影响。

事实上，主旋律电影从来没有放弃满足观众的诉求，只是在激烈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依照旧有的电影呈现方式、叙事状态以及生产发行方式难以收获预期成效。近些年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存在两个思路，一种是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和类型化，如《建国大业》开启了建国三部曲中运用明星效应吸引观众的手段，《建党伟业》融入了青春片元素，《建军大业》则展现了导演刘伟强对暴力的表达能力。另一种思路是一些商业片主动向向主旋律题材靠拢，并在思想性上突出了爱国主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传达，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017年，《建军大业》作为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电影与向主旋律靠拢的商业大片《战狼2》同期上映。《战狼2》在短期内连破票房纪录，并通过优秀的品质带动了“撤侨”“爱国”等话题的讨论，引发了官方与民间舆论的热烈互动，以央视和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媒的推介和评论可以看做是官方对这一商业类型主旋律的认可。而其单片超过55亿的票房奇迹，让更多的电影人看到了主旋律电影融入主流商业电影的可能。而《建军大业》最终票房没能超过《战狼2》的十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两种主旋律电影发展思路在成效上的差异。事实上，类似的景象并非孤例。以贺岁片闻名的冯小刚连续拍摄了《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主旋律商业大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收益。与之相比，由官方主推的汶川地震题材《惊天动地》、现代军事题材《歼十出击》《目标战》以及抗战题材《刘老庄72壮士》等主旋律影片在观众口碑和票房收益上都不如人意。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在电影产业中的作用愈发明显。在制作方面，社会资金在与国营电影制作单位在电影制作发行方面的角力中逐渐占据优势。抛却在电影市场中份额较少的艺术电影，真正在电影市场中角力的是作为国家意识和官方意识形态载体的主旋律电影，和单纯的商业指向的电影。虽然近两年，我们看到，诸多的商业电影有意识的向主旋律电影靠拢，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制作也开始了类型化、商业化的包装，呈现出一种融合趋势。但如果我们承认市场上依然存在纯娱乐化、类型化不具备政治意涵的纯消费式商业电影和具有强政治导向性的主旋律电影的话，那么对二者做出区分还是有意义的。我们所谓的主旋律电影并非不讲经济收益，只是典型的主旋律电影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天平上，更注重社会效益；在类型化叙事、观赏性元素和电影在政治正确性的处理方面，强调正确的思想对电影形式的统筹。反观商业电影，其投资主体和核心目标即为票房收益，至于电影在价值观方面与官方意志相近，并不能否认其经济收益在商业考量方面的优先性。甚至某些电影在宣发时运用民族主义的话语，以调动中国观众的强烈民族认同感，更能体现这类电影的精致利益倾向，以及将主旋律价值观念工具化运用的行为逻辑。

主旋律制作理念的提出的原因在于，相关部门认为当时的很多文化产品未能反映“主旋律”。但问题在于，电影作为一种面对大众的文化产品，如果对观众的时代心理的把控不足，这样的电影制作人都难谓明智，而大量脱离时代主题的作品的存在也不符合这一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规律。如果我们认为商业电影资方具有逐利的本能、电影创作者都有一定的艺术性追求，那么不符合时代主题的电影要么是资方和制作人不够明智的少数，要么就是对观众心理把控的失误，其本身也应该是少数。主旋律电影作为官方主导的创作理念，从其提出开始，就认定当时的电影界走了歧路，这就反映了这里的“主旋律”具有更为狭窄的指称。

抛却对设置主旋律电影这一国家行为的正当性论证，仅关注其实际效果，我们就会发现，30年来，其政治宣传效果有着明显的起伏。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将电影简单视为工具的运用方式，限制了主旋律电影的表达方式和空间；另一方面，将电影工具化的运用方式，低估了电影市场的能量，主要是对电影投资方和电影观众的诉求存在误判。2002-2008年之间，主旋律电影在主流电影市场上的缺席，一方面是因为初涉商业大片领域的主创将八九十年代的一些电影思想内核注入到商业大片中，导致银幕上出现诸多阴暗、权谋和混乱的元素；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多种社会思潮共存，观影群体自身的思想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近些年，从《战狼2》开始，诸如《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中国机长》《悬崖之上》等主旋律电影的成功带动了主旋律电影的繁荣，一方面体现的观众的选择。过去一些公知、大V、恨国党们靠偏见和谎言营造的灯塔正在逐渐暗淡，而且随着文化领域的法治更加健全，针对污名化英雄、烈士的行为，公权力部门也果断处置，“爱国有罪”的现象逐渐减少，爱国主义精神逐渐回归主流，随着中国愈发强大，国民的民族复兴更加高涨。这时候，在电影中融入爱国主义元素是电影主创对观众负责的表现。

其次，这也体现了国家对电影市场的认知更趋理性。从09年《建国大业》到17年《建军伟业》，传统的主旋律电影制作模式有所转变，但在《战狼2》《红海行动》这种商业化主旋律电影面前，依然没有优势。这时国家通过引导社会资金和电影制作者进入主旋律电影流程之中，力推在商业电影中融入主旋律元素，满足了观众的对娱乐性、奇观性和观赏性的需求，诸如《中国医生》《长津湖》主旋律元素多一些，而《流浪地球》《哪吒：魔童降世》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主旋律电影，但也融入很多中国元素、中国故事、中国价值，也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如研究者指出，好莱坞没有美国提出的主旋律，但是多数好莱坞的电影作品都承载了美国的国家意志。这种自发性才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也是一个想通过文化产品增强传播力的国家的必由之路。问题指出的“票房好的电影都是爱国主题”，其实表明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主流精神，中国价值也成为主流电影中的核心价值。中国电影体现更多的主流意识，从侧面证明中国的观众更加成熟、中国电影人更加成熟、中国电影市场也更加成熟了。而在成熟观众、成熟影人和成熟市场基础之上的正是电影工业化、电影思想和内容契合度程度逐步提高，中国电影正在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