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中美大国崛起的道路比较_风闻

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世纪，成功崛起并替代霸权国家的案例只有美国。进入21世纪，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成为国际战略和国际关系学界共同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实际上，中美两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崛起之路，本质上也是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通过对中美两国崛起道路的比较，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功的历史必然性。

　　自然禀赋差异。中国崛起的基础是5000多年之久的文明史。作为世界上唯一完整保存古典文明并持续发展至今的国家，中国拥有庞大的14亿多人口基数，在有限的资源基础上必须用高度集中的组织机构来控制、管理和分配资源。美国崛起的基础则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新大陆开发的雄厚资源和东西两洋的地缘政治格局，单就人均耕地面积来说即是中国的30倍。中国的文明遗产是中国崛起的精神财富，美国的自然环境是美国崛起的物质基础和安全屏障。

　　比较优势不同。中国崛起初期的比较优势主要得益于劳动力资源丰厚，素质高且成本低。经过40多年的积累，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升级的中国，同样拥有经过高等教育培训但成本较低的人力资源，再加上人工智能资源的补充，仍将是世界上人力资源优势领先的国家。美国早期崛起的比较优势在于广袤的西部土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人口，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国内市场。二战后美国通过吸引世界各国优秀人才，加上科技机制创新，成为拥有高端人才资源和尖端科技成果优势的强国。

　　制度结构不同。中国是拥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集中制度优势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包含历史传承的制度基因。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和中国制度的历史传承是理解中国具有抗风险能力的关键。而美国实行三权制衡、两党轮替的联邦制国家体制，是18世纪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完整模板。不过，应该看到的是，曾经领先于欧洲国家的美国制度模式正在失灵，越来越不能适应21世纪的世界变化。

　　改革动力各异。1949年以后，中国一直在探索与苏联模式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978年，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出，改革开放成为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逐步融入全球化和世界市场体系；2012年以来，继续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各种体制机制。可以看到，中国崛起的过程就是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

　　美国的现代化改革始于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引发的尖锐矛盾最终导致大规模社会抗议和冲突，自下而上的进步运动成为美国改革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通过罗斯福新政的方式建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为现代资本主义探索了一条缓解矛盾、继续发展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福利资本主义体系在一系列改革中得以形成，直到8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再度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改革过程是美国霸权形成的过程，亦随着霸权衰落而导致改革式微。

　　时代背景有别。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开始，并由此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经济全球化使中国能够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发展自己，全球治理则让中国可以借此与时俱进地改革旧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这两个机遇是历史上大国崛起时所不曾拥有的，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基本条件。美国崛起的时代背景是帝国主义和世界大战，垄断资本主义规模发展最大、水平最高，从而具备了成为头号强国的经济基础。欧亚大陆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对苏联的和平演变，使得本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或削弱或崩溃，美国最终获得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因此，战争是美国崛起的基本条件。

　　周边环境差异。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领海争端较多，再加上跨国民族和宗教因素交织，导致周边环境极为复杂。中国崛起首先要处理好周边邻国关系，形成稳定和睦的周边环境。尤其是邻国中大国因素和地区安全因素叠加，为中国和平崛起设置了诸多障碍。美国的邻国环境比较简单，南北仅有两个国家且实力较弱，大西洋隔绝了欧亚列强与美国陆地，西半球自然成为其势力范围。因此，处于天然屏障保护之下的美国在外部条件方面优于中国，享有长期稳定的周边环境。

　　统一进程不同。如何完成国家最终统一，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崛起以及是否以和平方式崛起。中国在没有统一前就在进行崛起，最后要在崛起完成时实现统一。美国则是通过内战彻底解决了南部奴隶制经济对北部工业资本主义的威胁，形成了国内完整的大市场，再加上西部大开发，根除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残余。这些成果都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的崛起。由此看来，中美两国统一进程的时间点各不相同。

　　所处国际体系位置不同。中国崛起时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霸权国家——美国，其硬实力和软实力均超于中国，且主导着西方盟国体系和主要国际机制，拥有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和国际舆论的塑造权。不同的是，美国崛起时面对的世界霸权国是英国，而英美两国在文化宗教、种族血统、价值观和制度设计等要素方面一脉相承，因此双方权力转移的冲突性较低。

　　软实力差异。中国拥有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国际社会对其的理解与接受需要一定过程。而以好莱坞电影、牛仔裤、麦当劳等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的全球流行，显示了美国软实力的有效扩张。

　　综合来看，中国和平崛起的难度要大于美国。两国实力趋近之时，也是双方关系紧张与冲突易发之时。但我们相信，中美之间仍有可能建立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规避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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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真的存在吗？

作者：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著作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界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已经耳熟能详。艾利森在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中表示：“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主导国时自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这一解释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于战争起因的解释，即“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具体解释，艾利森认为，这与主导国或崛起国的动机无关，而是来自对于国际秩序领导地位的竞争所产生的结构性压力，“这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也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和英国之间，更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和苏联之间，几乎导致了二者之间的战争”。主导国和崛起国出现利益冲突和战略竞争并不少见，但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是“陷阱”：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真的是由于某个“陷阱”吗？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并非源于“陷阱”

　　如果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是因为一个“陷阱”，那么谁是这个陷阱的设计者？是雅典还是斯巴达？如果是雅典的话，我们可以推测说，雅典希望挑起一场战争，摧毁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霸权地位。如果是斯巴达的话，我们也可以推测说，斯巴达希望挑起一场预防性战争，在雅典获得压倒性优势之前就打垮对方。理论上这两种假设都是可能成立的。

　　雅典是相对力量不断上升的一方，其自身的安全也有保障。时机是站在雅典人这一边的，它为何不继续等待力量对比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生变化？从当时形势来看，雅典与斯巴达双方总体上处于基本均势的状态，都没有战胜对方的绝对把握。而且，通过考察战争爆发前雅典的对外政策可以看出，其带有很强的防御性色彩，包括修筑城墙、要求与科林斯（雅典的敌人）过从甚密的波提狄亚（Potidaea）驱逐科林斯官员、颁布墨伽拉（Megara）禁运法令等。简单地说，面对着盟邦不满情绪的日益扩大，当时雅典的首要任务是防止它们倒向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而不是对外扩张。

　　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拥有强大的陆军力量，有可能想要先发制人以打击雅典。不过，如果仔细了解一下导致战争爆发的各种具体争端可以发现，斯巴达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盟邦拖下水的。斯巴达一开始并未介入科西拉和科林斯两个城邦的争端，也没有参与雅典和波提狄亚之间的争端，其中的主角是雅典和科林斯。盟邦给斯巴达描绘了一幅雅典欺压弱小、不断扩张的画面，影响了斯巴达人的具体行动。从这个角度说，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可能给斯巴达带来的挑战，确实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这些争端并不是斯巴达设计的“陷阱”，同样也不是科林斯设计的。不管是斯巴达还是雅典，都同时存在主战派和主和派。斯巴达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提出只要雅典取消对墨伽拉的禁运，那么战争就可以避免。然而，在伯里克利的煽动下，战争还是爆发了。

　　尽管艾利森和许多学者在讨论修昔底德的论述时，都用的是“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这样的说法，事实上修昔底德并不一定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例如，在何元国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就没有使用“不可避免”的说法，只有“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的论述。从修昔底德对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记述来看，他强调的是，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是斯巴达对于雅典势力增长的恐惧，从而区别于其他人讨论的原因。这并不能得出战争“不可避免”这样的结论。

　　综上所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并不是由谁设计的“陷阱”导致的。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而直接原因是古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利益冲突。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研究

较为粗糙

　　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会围绕着领导地位产生冲突，从而使得双方关系进入一个紧张和困难阶段，这是国际关系的常识。因此，崛起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可以说面临某种“风险”，需要小心谨慎地应对，但这种“风险”并不是人为设计并加以掩盖的“陷阱”。雅典和斯巴达在开战之时，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雅典在第一阶段总体上居于明显的优势，只是出于偶然原因对西西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耗尽了国力，从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斯巴达的获胜，是由于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但不是因为某种精巧设计的“陷阱”。国际关系中的“陷阱”，我们可以理解为故意诱导对方并因此让对方陷入困境，例如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后鼓励法国人对外殖民扩张，这就是一个经典的“陷阱”。

　　从学理的角度来看，如果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那么它可能成立的逻辑只在于，第三方故意诱导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发生冲突，导致两败俱伤，进而从中渔利。例如，一战之前，法国肯定希望挑起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因为如果英德友好关系一直延续的话，法俄联盟未必能形成对于德国的压倒性优势。但是，英德关系的恶化本质上还是德国自己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即挑战了英国的海军优势，而不是法国设计的“陷阱”成功了。当然，从学理的角度来说，“修昔底德陷阱”可以提醒主导国和崛起国不要被第三方所算计，陷入一些本可以避免的两败俱伤的冲突中去。

　　艾利森对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的研究其实是非常粗糙的。如上所述，一方面，他对“陷阱”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准确——既不符合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也不符合自己的逻辑。艾利森简单认为，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围绕领导地位之间的争夺就是一个“陷阱”。事实上，准确的理解应该是“风险”而不是“陷阱”。另一方面，对于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可能发生的战略竞争的风险，艾利森的研究远逊于已经基本成熟的实力转变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和位置现实主义。

　　实力转变理论对于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关系的研究要更合理、深入。实力转变理论首先说明了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发生实力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工业化和技术扩散），并且表明这种实力的转变可能导致双方的冲突，但前提在于崛起国是否不满意现存的国际秩序。在古希腊城邦时代，由于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商业和农业，因此雅典由于控制海上贸易以及接受盟邦的贡赋，变得日益富裕起来。雅典控制更多的城邦，就可以获取更多的财富，这自然与斯巴达的国际秩序利益形成根本冲突。但是，工业革命发生以后，在一种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下，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国际秩序竞争已大大减弱，例如，英国和美国都能够在自由贸易中受益。因此，实力转变理论并不认为相对实力的变化就一定会导致冲突，关键还在于双方是否围绕现存国际秩序存在根本性矛盾。而且，考虑到核武器因素的存在，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基本消失。

　　除了实力转变理论以外，位置现实主义也对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位置现实主义认为，大国首先应该准确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然后追求合理的位置。与国际秩序相关的位置性利益其实包括两个方面：规则利益和权力利益。规则利益指的是国际资源的分配规则，而权力利益指的是发言权和决策权。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崛起国都是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因此自由贸易的规则对它们来说是基本有利的，与主导国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矛盾。权力利益相对于规则利益来说是次要的。考虑到主导国的实力基础、盟友支持以及双方实力转变的发展趋势，崛起国没有必要成为争霸国。

　　总的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概念。如果它对于学界有什么启发性的话，那就是强调了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可能存在的位置性冲突，以及需要警惕第三方制造“陷阱”、激化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的位置性冲突以从中牟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