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企业新论——中国是否还能保持长期持续的超高速增长？_风闻

作者简介

杨林，高考满分作文得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市场创造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其所提出的市场创造经济学理论，第一次提出了“市场创造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成功的解释了英国工业革命之谜和中国奇迹。被誉为“世界经济学第一人”

第二章 宏观企业新论——中国是否还能保持长期持续的超高速增长？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目前担心的人比较多，普遍的一个说法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越来越小了，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中国政府的负债也越来越多。未来通过廉价劳动力和政府负债来推动投资驱动型增长的空间会越来越小。未来将会出现经济增长停滞甚至衰退的情况，主要的原因是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不健康的——是一个靠政府的强权所推动的经济泡沫，是一个振兴假象，所以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

这个说法虽然是一个非常流行被普遍接受的说法，但是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说法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这种说法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之内来研究中国经济。但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从本质上来讲有着严重的缺陷，因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根本没有考虑到市场创造的问题，以及一系列由市场创造问题所衍生出的其他问题，包括何为市场创造红利？如何建设市场创造型政府？谁是市场创造者？如何进行市场创造？事实上市场创造的问题才是所有经济问题的核心。甚至包括去买股票，什么样的股票在未来能够上涨？那就是这个股票所属的行业，被认为是市场创造的方向，只有这个股票所在的行业被人们认为是市场创造的方向的时候，这支股票的价格才会持续性上涨，才会产生一个又一个的神股，而不是充满着投机属性、暴涨暴跌的妖股。只有那些被人们认为是市场创造方向的股票，才有可能持续长期上涨，而不是像妖股一样的短期炒作。

但是我个人的认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以维持5%~10%的经济增长增速50~100年。100年之后将会遇到经济增长的瓶颈，这个时候如何解决，现在也想不到具体的办法，只能等100年之后再看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希望那个时候中国的决策者可以从我的书中得到启示，如何应对当时经济增长出现的瓶颈）。但是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在未来的50~100年之中，中国依旧可以维持5%~10%的经济增长速度。我认为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来源是市场创造红利，这种市场创造红利就是把原本不存在的市场创造出来，同时把原本闲置的经济资源利用起来，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等各种经济资源。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发展趋势并不是一回事，我认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困境，只是一种短期的经济波动，而不是长期发展趋势的瓶颈。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历史上在1989年、1998年、2008年面临的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短期增长速度的放缓，是一个短期的调整，长期高速增长趋势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中国要想保持未来50~100年的高速增长，需要继续推进市场的创造。中国要在未来实现持续的市场创造，必须要解决一些制约市场创造的核心问题，克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我列举五个问题。第1个例子是芯片的问题，中国自从汉芯陈进教授造假事件，造成国家几十亿投资被骗之后。到中美贸易战之前，事实上由于汉芯造假事件的恶劣影响，导致整个社会不愿意对芯片产业进行投资，在那样的一种社会舆论环境之下，芯片几乎和骗子划上了等号。这就使得整个中国芯片的产业链远远落后与市场需求和市场规模所应当有的那种正常状态。第2个问题就是水的问题，中国的北方地区和中国的西北地区，事实上处于严重缺水的状态，北方地区，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南方地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缺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有不同的方案，第1种方案是从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引入淡水，进入中国的北方地区，因为贝加尔湖的水每年大量的排放到北冰洋，完全是一种浪费，如果能够引入中国的北方地区，也是大功一件。第2种方案是我国的西藏地区被称之为亚洲水塔，也拥有大量的水资源，也可以把它利用起来，则可以解决我国北方地区缺水的问题，第3种方案是我国南方地区一部分地区洪涝灾害比较严重一部分，一些南方地区的水又过多了，能不能够实现水资源在南北不同地区之间的调剂，把一部分水资源从洪涝灾害频发的南方地区转移到北方地区，这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方案。第3个问题就是房价过高的问题有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遇到瓶颈的主要原因是房价过高使得当地的工资成本、教育成本、医疗成本、土地成本、企业的运行成本，各种各样的成本不断上涨，一部分企业难以在这种高成本的环境下生存。这种情况下为了降低企业运行的成本，是否可以考虑一些方式降低实际的房价，比如国家修一些房子，以较低的价格租给年轻人，或者模仿新加坡的模式，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自己的房子住，这样就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为我们企业持续的投资创造可能，为未来的市场创造提供物质基础。第四就是工业原材料的供应问题，由于自然资源和粮食的价格是由国际期货市场价格决定的。而国际期货市场的波动非常剧烈，往往是今天一个价格，明天另外一个价格。这就使得中国的企业很难按照一个比较稳定的价格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所以中国是否可以利用国家的力量和全世界的主要工业原料生产国签订长期的供货协议？稳定自然资源和粮食的价格，提高中国市场的稳定性。第5个问题就是中国产品的销售问题。要扩大海外市场，必须积极发展国际贸易。但是现在欧美各国始终想和中国脱钩，然后逼迫中国的企业迁往印度和越南，让中国的经济走向空心化。中国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尽量和欧美改善关系，用一个拖字诀，拖30年，拖到欧美爆发自己版本的安史之乱。欧美现在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不可逆的剧烈变化，欧洲的未来大概率是会被伊斯兰化，美国的未来大概率会被拉美化。最多也就需要30年的时间，人口结构的腾笼换鸟，就会不可逆转的在欧美发生。因为欧洲裔的白人剩下的只是中老年人比较多，欧洲裔的白人年轻人已经很少了。只要欧美白人的中老年人大量去世，而白人的年轻人又非常少，接续不上，那么欧美的人口结构将会发生严重的变化，届时欧洲的伊斯兰化和美国的拉美化将不可避免的发生。由于中国和拉美国家以及伊斯兰世界国家的关系都比较友好，所以等到欧洲伊斯兰化、美国拉美化之后。欧美和中国经济脱钩的问题、封锁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就将不存在了。另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发展欧美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市场，由于欧美的人口结构变化是一个在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之内完成的，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渐进过程。不可能在一两年之间的就让这个人口结构逆转直接发生，所以中国和欧美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突然通过谈判变得友好，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在中国和欧美有较多分歧和矛盾的时候，中国要想办法去创造出一个欧美以外的其他市场——包括在国内进行大量的投资，创造出一个庞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再进一步整合除美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外国市场。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创造市场的方向要很大程度上转向国内——更多的注重在国内创造出新的市场，这个发展方向的变化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这个发展方向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如何为创造市场的投资提供资金？用新的基于资产负债管理的融资模式，建立国家超级银行或者国家超级投资基金，效仿德国经济崛起时期所采用的“地租马克”模式——以中国的所有土地和中国土地上的工业产品为基础，支撑中国的国家信用，以这种国家信用为基础，在中国国内发行债券、股票（相当于是把中国整个国家上市）和其他金融凭证。成立“国家市场创造投资公司”或者“国家市场创造投资基金”，引导中国国民、企业和国际投资者购买这些债券、股票并对这些基金和公司进行投资，支撑国家财力。依托国家财政的支持和国家级的信用，把社会多余的储蓄调动起来，以百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进行大量创造市场的投资。

我们进行创造市场的投资，这既不是单纯的国家行为，也不是单纯的企业行为，而是“宏观企业+市场+中央政府”三个经济主体高度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行为。因此就要尽量把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利用起来，进行创造市场的投资。这个过程可以用“资产负债”的概念来理解——三个经济主体的负债形成资产，资产创造财富。而不能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概念来理解，因为地方政府作为宏观企业，其收入和支出比较灵活，不同于传统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而是更像企业的负债和资产。单纯靠国家去投这个钱、单纯靠市场去投这个钱都比较难，因为需要花费的资金是百万亿人民币量级的，没有企业投得起，政府依靠税收和发行货币的铸币税收入来支撑也比较困难。我觉得可以采用直接融资的方式，发行基金，或者效仿上市分方式，把这些基金上市流通，通过股市和基金市场来筹集资金。我觉得可以成立——“国家市场创造投资基金”、“国家市场创造投资公司”，这个基金或者公司可以下设很多子基金和子公司。并且可以把这些子公司、子基金上市，利用股市进行融资，并面向全世界吸引投资者，引导国际投资者、企业、个人购买该公司（基金）的股票或者基金份额。比如在这个超级基金、超级公司底下成立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公司或者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把这个基金和公司上市，通过上市融资的方式来获得资金。或者引导国际投资者、国内企业、个人来购买这些公司（基金）的股份或者基金份额。另外可以引导国内的高收入群体、普通民众、各种企业、国际投资者对这个基金（及其子基金和子公司）进行投资。这个超级基金下面可以有很多子基金和子公司，通过上市融资、吸引国内外投资者等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吸引资金。这个超级基金（超级投资公司）系统，依托国家的信用，以中国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工业产品为担保。效仿德国的“地租马克”，凭借地方政府、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注入的初始资金，向全世界募集投资，最后投资于国内创造市场的项目。

如果未来50年到100年我们年均增长率5%到10%，按照平均7.5%的经济增长率计算，我国需要多少投资？按照4块钱可以带来1块的GDP增长计算，也就是说我们要投资30%（7.5%*4）左右，即保证GDP的30%用于投资，实现这一点并不难。但是2020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5%左右，比实现7.5%经济增长所需要的30%的投资率高15%。因此中国的问题是储蓄过多，存在大量无法转变为投资的储蓄，也就是有大量资本处于闲置状态。中国人储蓄太多，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这些储蓄无法被利用起来。储蓄率过高不是好事，意味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处于闲置的状态。靠什么来释放多余的储蓄呢？就是要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把这些闲置的储蓄转化为创造市场的投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国家市场创造投资基金”，或者“国家市场创造投资公司”，通过这样的超级基金和超级公司来吸收中国企业和中国个人的超额储蓄，并同时面向全球投资者吸收投资，共同推动创造市场的投资。

中国现在是否需要普世价值？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答案是不需要！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创造市场，而普世价值不仅不能帮助中国创造市场，反而可能会导致中国市场的坍塌和萎缩。普世价值所提倡的自由民主，事实上已经导致了欧洲和美国的衰落，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时，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是70%，是一个相当恐怖的 GDP水平。因为当时西方国家的总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0%，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的时候，用全世界10%的人口，创造了70%的GDP。但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推行普世价值，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把大量的政府机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全部都私有化了，把大量政府的职能转移给私营企业和NGO非政府组织，政府的财力、组织能力、执行力全部受到严重削弱。西方的学者和主流思潮是认为通过这种小政府的改革，能够形成“小政府、大市场”的格局，减少大政府行为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减少大政府对人们的自由和人权的侵犯。当然这个西方国家历史上的大政府是当年美苏冷战的产物，当年西方国家和苏联进行冷战的时候，为了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就建立了大政府的体制，这个大政府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就被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清算了、肢解了，其借口就是大政府危害人们的自由和人权。

普世价值认为只要西方国家能够从“大政府”转变为“小政府”，就可以促进西方世界的经济科技更上一层楼，促进经济体系内部内生性的创新活力的释放，让西方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好。普世价值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自由、民主所带来的人们内在创新能力的释放。所以普世价值所追求的是一个无限小的政府和无限自由的社会，认为一个无限自由的社会，配上一个无限小的政府，就能够让人们的创新能力得到无限的释放。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来源是创造市场，这一点是普世价值派所无法理解的。虽然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取得主导地位，他们原以为可以使得西方国家的经济更上一层楼，可以使得西方国家社会内部的创新能力进一步的释放，增强西方国家的国力和对全世界的控制能力。可最终的结果是——整个西方世界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衰落。到了2020年，整个西方世界GDP的比重占全世界的比重只有40%多，相比于冷战刚刚结束时的70%，几乎下降了一半。

西方国家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衰落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后，利用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小政府的改革，把大量的政府组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裁撤掉了。使得国家作为市场创造者，创造市场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市场的持续性的萎缩和坍塌的问题。所以中国一定要吸取欧美西方国家利用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进行小政府的改革之后，导致经济持续衰退、经济增长停滞的教训。继续推行“大政府、大市场”的理念，利用市场创造型政府的力量扫平一切创造市场的障碍，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创造，这才是保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

现在的主流西方经济学又被称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事实上主流西方经济学经过长期的数学化、物理化的过程，经过长期的物理化和数学化的改造，主流西方经济学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被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就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的。在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自信心不足，强调向西方学习的大背景下，基本上对它是无条件接受，带着敬仰和仰望的态度来学习的。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根本性缺陷——完全没有考虑到市场创造的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写下国富论的时候，英国已经经历了从1400年开始，300多年的以农村工业化、乡镇繁荣、轻工业繁荣为代表的市场创造过程，英国的农村已经大变样了。亚当斯密出生之后，由于欧洲持续的战争，包括英法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反法同盟战争，为了挖掘战争潜力，英国进一步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和重工业部门，并大力度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基础系统的建设，逐步建立起了我们看到的坚船利炮的重工业体系。这就使得亚当斯密以及以后的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看到1400年到1776年这376人的市场创造过程，因此没有市场创造的概念。同时由于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刻意淡化欧美的殖民历史，想要用物理化、数学化的故弄玄虚把欧美的殖民历史、欧美发展的真实历史进程，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漂白、美化、删减，让人们忘记了欧美发展的整个真实历史，使得人们认为是自由、民主、宪政等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制度优势，导致了欧美的崛起。这本质上是一个为了掩盖真实历史而人为塑造的弥天大谎！要从这个弥天大谎中走出来，就必须有新的经济学理论、新的经济学思想的诞生。

我觉得在中国崛起、欧美陷入发展停滞甚至深度衰退、其他施行主流西方经济学改革理论进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经济崩溃的时代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创立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这个时代面临着真正大的变革，不仅是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有一不小心就翻船的危险，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深层次的社会危机和结构性问题，甚至可以说全人类都面临了难以解决的困境——佛系和焦虑成为很多人、很多国家的常态。在这个背景下，学术思潮的变革就具有更加宏大的世界性意义：必须超越传统学术党同伐异、拉帮结派的狭隘一面，融入世界大型变迁当中，进行学术转型和认识体系的重塑。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价格自动调整的观点，认为只要有高度自由的市场，价格机制就可以自动实现经济的调节，并且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然而特别是最近几十年，已经有很多重大事件表明，很多时候价格不会回归到价值上去，一定要有政府的强力干预，一定要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战争、灾难，等外力作用才能实现价格的回调——中国的房价一直在涨，然后不断的有经济学家利用亚当斯密的观点认为只要是自由市场经济，房价肯定有回调的一天，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对房价的预测屡屡被现实打脸，房价就是一直上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于亚当斯密研究的是一般商品而不是投资品，在1776年的时候，英国并没有形成一个规模庞大自我循环的投资品市场，而2020年的今天，投资品市场的市场规模，甚至早已超过一般商品市场的市场规模，成为人们财富增加和减少的重要原因，有的人因为早几年买房就一夜暴富，有人因为晚几年买房而一生贫困，这些现象都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英国所无法看到的，甚至在1776年的英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房地产市场体系。当时的房地产并没有像商品一样进行交易，即便是有少数的房地产交易，那也仅仅是用于居住或者修建工厂，绝不是用于投资，等待房价上涨的增值。但以中国现实的情况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说中国和全世界其他国家很多房地产交易量都是为了投资，而不是为了居住，是为了赚取房价上涨的收益，而不是为了自己使用。这种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是亚当斯密完全不可能知道的，所以亚当斯密的理论不可能用于解释现实的经济，这并不是因为亚当斯密不够聪明，而是因为1776年的亚当斯密，根本不知道2020年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在西方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占有最核心的地位，不光是经济学，政治学有很长时间也一直摹仿这个理论来建立政治学的一般竞争理论。亚当斯密的理论影响之深远，甚至远远超过他本人的想象。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即由帝制中国转向未来中国的进程，当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基本安定，会是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会由什么样的文明体系呈现出来？如果任何一个文明体系与当今欧美的体系有本质区别，那一定是另外一套话语建构的。我觉得这确实是个挑战。当然，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对于建构未来世界来说，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但全套的西方体系，或者替代性的全套的东方体系乃至西方体系极大部分的分支，都有着重大的缺陷。实际上我们面临的真的是一个转型，这不是由一个简单理论重构，而是整个世界观的转型。这个任务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完成的，甚至需要花费数代人的时间。我们正好处在建构的过程。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让中国社会保持一个自主选择，那中国就有希望走向辉煌。如果不是自主选择，是目前西方主导下的、指导下的、笼罩下的、西方意识形态主宰下的，那就不是在选择。

今天大家都在说转型，意思是前面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实际上就是欧美。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选择欧美作为中国转型的目标是不是正确的？欧美现在面临的问题恐怕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要严重很多，由于高房价、高学费、高生活成本和惊人的贫富差距，欧美的年轻人很难结婚、很难生育，人口在不断的减少。为了增加劳动力就必须从国外引入移民，由于移民的生育率高于欧美本地的欧裔白人，这就使得欧美在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可逆的腾笼换鸟式的变化，这种变化难道是中国的未来吗？中国的未来需要像欧美一样走向亡国灭种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欧洲的未来就是伊斯兰化，美国的未来就是拉美化，中国的未来需要被伊斯兰化和拉美化吗？我认为欧美现在的这种各种状况就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怪胎，这绝不是中国转型的方向。你都亡国灭种了都灭亡了，难道还要往这个方向转型吗？

我想我们必须突破亚当斯密的限制，立足于中国的现状和全世界的现状来解决人类发展和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被亚当斯密的传统理论所束缚，讲真话、说真的理论才能够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要从现实出发总结出新的理论，而不要从几百年前亚当斯密写的那本书中出发，用一个完全无法解释现实的理论，来偏执的改造现实，这是很危险的！东欧，俄罗斯，拉美，非洲，南亚的大部分国家都是按照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休克疗法来制定改革策略的，但是他们基本上都失败了。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主流的理论甚至用人种和文化来解释——说拉美人和东欧人比较懒惰，比较懒散，不够勤奋；非洲人和南亚人的文化不适合工业文明，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很荒唐的。如果我们所有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命运都要用文化来解释的话，这无疑说明我们经济学理论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甚至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发育错误的怪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警觉。

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到今天为止一直被认为是低效率的——效率低，消费太少。这个判断其实是错误的，中国的消费总规模、投资总规模，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是以相同的速度在增长的，增速快于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是对外出口。因此中国事实上不存在投资挤占消费的问题，至于出口增速快于消费、投资的增速，主要原因是中国从封闭经济体，走向世界贸易中心，不可避免的出现出口快速增加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是一种高投资推动的高消费——大量投资形成了巨大的创造市场的效果，而这种创造市场的效果推动了国内消费的增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由于中国在交通、能源、通信三大基础设施的投资，使得互联网带来的消费出现了井喷式的增加，网购、网上订餐等基于互联网的消费模式，刺激了消费的增加。再比如，由于大量创造市场的投资，为国内的私人资本和外商投资创造了大量的投资机会，导致我国成为全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国家，加之国内大量私人资本的投资，使得我国投资率一直很高。这种高投资率其实是很健康的！这些投资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增加了居民的收入，这些收入的增加，促进了消费的增加。以上两个原因使得中国出现了“高投资——高消费”的格局！

这种“高投资——高消费”的格局，使得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不仅不低，反而很高！中国大概4块的投资可以产出1块的GDP，这个比率几乎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美国投资5块钱才带来1块钱GDP，欧洲投资7块钱才产生1块钱的GDP，日本投资6.5元块钱才产生1块钱的GDP。中国的经济效率为什么比外国更高呢？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利用国家的力量、地方政府的力量在进行着市场创造！这种大规模的市场创造活动，提高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效率。

另外一个导致中国经济运行效率高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平稳性远高于美国、日本和欧洲。美国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出现了三次金融危机——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造成的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20年美股十天4次熔断。这三次严重的金融危机造成大量的资本、财富灰飞烟灭，大量的企业倒闭，大量人员失业。虽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这种经济波动本身是经济市场出清，是经济经历一次挫折的洗礼，变得更健康、更有活力、效率更高。但是这种说法却是一种幼稚的“书生之见”，他们看不到这种金融危机对经济的深度伤害——大量原本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本灰飞烟灭，大量可以被利用起来的经济资源彻底消失，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日本的自杀森林里面有两万人自杀，人死不能复生，资本被毁灭之后也不能复生！这些对经济体系的深度伤害，使得很多熟练的工人长期失业，很多优秀的企业家精神崩溃，很多优秀的技术无法被商业化的推广，很多人变得颓废，很多资本瞬间蒸发，经济运行的秩序被破坏，人们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热情被破坏，严重破坏了经济体系可供使用的经济资源！虽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金融危机是市场出清、市场自我调整的健康表现，并反对政府积极干预去防止金融危机，并认为经历金融危机存活下来的企业效率变高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本身就是一种健康的优胜劣汰的行为，有助于经济体系整体效率的提高。但是这种优胜劣汰的前提是大规模的资本被毁灭！资本被大量毁灭的严重后果是严重削弱了经济体系创造市场的能力——创造市场的投资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本，而金融危机毁灭了大量资本，严重破坏了经济体系创造市场的能力！创造市场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而这些投资需要大量的资本，如果这些资本被毁灭，就会使得经济体系创造市场的能力受到严重破坏！所以中国经济运行的效率高于美国、高于日本、高于欧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避免了大量的金融危机，保证不发生大量资本被毁灭的情况，保证了经济的元气，保证了经济体系有足够多的资本来支撑持续的市场创造。

现在有很多观点在质疑我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从媒体、学术界、政策研究部门、社会热心人士都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受到巨大的挑战，甚至有停车、衰退、断崖式下跌的风险。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依靠模仿和引进技术形成的后发优势也逐渐减少。随着中国的技术水平逐步提高，部分技术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几乎失去了模仿国外技术、引进国外技术快速实现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只能被迫走向技术进步缓慢的原创性技术进步。而欧美国家也在逐渐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贸易围堵甚至军事威胁。因此，一直存在着一种担心，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会出大问题，会很不乐观。这些担心很多是不正确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担忧并没有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和欧美在历史上实现崛起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来源——市场创造。中国的崛起主要原因绝对不是人口红利，也绝对不是后发优势，而是市场创造红利！要说人口红利和后发优势，非洲的人口红利、后发优势，印度的人口红利、后发优势远远比中国要大很多，为什么印度和非洲没有崛起？欧美的崛起和中国的崛起本质上都是三大中心（军备竞赛中心、生产力中心、国际贸易中心）集聚后，产生的核反应！这个核反应的过程就是引爆工业革命的过程，也是创造市场的过程。因此，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需要判断中国是否会丧失创造市场的能力？我个人的判断是中国创造市场的能力不会被削弱，第一，中国作为宏观企业的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未来还会继续承担市场创造者的角色，中国不会失去市场创造者。现在还看不出这种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有任何要被废除的迹象。第二，中国在未来仍然会是三大中心（军备竞赛中心、生产力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现在还看不出三大中心离开中国的任何迹象。虽然美国试图打击中国——通过贸易封堵的方式，逼迫中国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到印度和越南。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印度不具备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能力，而越南虽然具备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能力，但是越南国土和人口太少了，还不至于对中国造成致命威胁。第三，国际社会上对中国不友好的力量——欧美国家，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停滞和衰落，前景很悲观。主要是欧美国家人口结构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欧美国家的战略性力量可能被国内的人口问题拖住，无法集中力量打击中国。

如果未来50年到100年我们年均增长率5%到10%，按照平均7.5%的经济增长率计算，我国需要多少投资？按照4块钱可以带来1块的GDP增长计算，也就是说我们要投资30%（7.5%*4）左右，即保证GDP的30%用于投资，实现这一点并不难。但是2020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5%左右，比实现7.5%经济增长所需要的30%的投资率高15%。因此中国的问题是储蓄过多，存在大量无法转变为投资的储蓄，也就是有大量资本处于闲置状态。中国人储蓄太多，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这些储蓄无法被利用起来。储蓄率过高不是好事，意味着大量的经济资源处于闲置的状态。靠什么来释放多余的储蓄呢？就是要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把这些闲置的储蓄转化为创造市场的投资。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国家市场创造投资基金”，或者“国家市场创造投资公司”，通过这样的超级基金和超级公司来吸收中国企业和中国个人的超额储蓄，并同时面向全球投资者吸收投资，共同推动创造市场的投资。

这样把国民多余的储蓄引导到全国性的创造市场的投资上去，只需要50到100年，中国的GDP可以超过全世界的60%，中国将会拥有全世界最强的工业能力和科技水平，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中国民族的复兴将会变成现实，届时，中国将会实现“国富民富”的理想，完成百年来的夙愿。

作为创造市场的核心主体，地方政府作为一种带有明显宏观企业特征的经济主体，其投资激励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纯粹补贴，而是一种投资行为。一块钱的补贴可以带来几块钱的收益？用一个循环体系，通过增值税、所得税、房地产、商业繁荣的带动，最终使用地方政府补贴企业的钱得以回笼——通过地方在未来的税收增加，土地出让金的增加以及国有企业收入的增加来弥补前期的补贴。这种核算方式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包括风险投资）的方式，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给予很多企业补贴，截然不同。政府要考虑的是，通过一块钱的补贴能够创造多少GDP？能够在未来创造多少税收？能够为当地的国有企业增加多少收入？能够增加多少政府的其他收入？这种过程本质上相当于是一种风险投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全世界最大的风险投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