蝌蚪文符洪范九畴金册玉牒考证_风闻

蝌蚪文符洪范九畴金册玉牒考证

一、源起

研究洪范禹碑蝌蚪文符，常会牵连到一个至今并无任何考古实物的物品，即一些文献资料中提到过的金册玉牒。

今南岳衡山禹碑，是明代文史资料中明确记载为宋代官方"临大夏玉册符文变大"摹刻而成。另外几则汉代、魏晋、南朝、隋唐宋代的文史、古代方志、古人笔记、诗词等等资料中，提到"金册玉牒"时，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上面有蝌蚪文符，但全都在上下文中提到大禹、禹碑、治水等等人物、事件、特定物件。

金册玉牒虽然至今未见有考古实物，但在长达千多年历史里，不同朝代的所有文献资料中，它都是与禹帝、治水、禹碑密切相连，直至明确记载它上面有蝌蚪文符，甚至就是禹碑蝌蚪文符的直接来源。

就蝌蚪文符实际载体而论，在镌刻到禹碑、崖壁之类石质材料上之前，必然有其它载体以便保存收藏传承。这样的载体，除了临摹放大缩小时必然会有用以暂时中间过渡的纸张、布料、绢帛之类，显然镌刻在金册玉牒上，更适合长久保存，也更隆重其事，尊显《洪范》文符地位。刻有蝌蚪文符的金册玉牒，也更适合祭天、封禅、典礼昭告等等特殊场合场面公开展出、使用。

金册玉牒是否真实存在过？它自上古至消失，是一直为历代相传，还是自开始制作或从某个时间始就长期有母本、副本、复制件同时共存、分别存在？它与至今仍存实物的禹碑、疑似也铭有《洪范》蝌蚪文符但已经消失的夏周九鼎，孰先孰后？这两者、三者彼此转录临摹复刻具体情形如何？金册玉牒最后去了哪里？……等等等等。

二、析疑

金册玉牒进入洪范禹碑研究视野后，这些疑问也自然随之而来。上述疑问有些已比较确定，有些则需要根据现有残缺信息进行合理化大胆推断。

从颇多不同年代不同种类文献资料均有明确记载，以及蝌蚪文符、洪范九畴特殊地位而论，金册玉牒作为最适合的载体材料，虽然至今已不见考古实物，但它必定真实存在过。比起石碑、纸布帛绢、鼎盘盝簋圭璋璧琮，它都是更合适、最优选项。

按《洪范》文本中所见有"不畀鯀洪范九畴"、“锡禹洪范九畴"等文字而论，过去将"洪范九畴"解为"治国理政九条规范"之类的译读似有不妥。应当解读为”(大洪水时代制作的刻录有蝌蚪文符)记载了九条治国理政纲要的金册玉牒"。无论是"不畀"字、还是"锡"字，“洪范九畴"都应该不仅是其内容的概括总称，而且也是其载体实物金册玉牒的名称。即这件在尧鲧舜禹之间曾牵连到帝位传承的金册玉牒实物，其名称就也是洪范九畴。换言之，依《洪范》文本所记，洪范九畴金册玉牒在尧舜禹时代已真实存在，且已成为帝位传承的关键物证，是玉玺王印、传位诏书之类物件的先祖、集合。大禹后来将方便持有携带展示作传位标志使用的金册玉牒，转录为铭符之难移青铜重器夏鼎，也是将帝位推举禅让制度转化为家天下世袭不易制度的最直接意志表达。

而蝌蚪文符如果诞生于禹铸夏九鼎之前，尧舜禹时期或更早上古时代，镌刻保存于金册玉牒代代传承，甚至也是唯一合适选项。

如果金册玉牒上蝌蚪文符在大禹帝在位时，转录铭铸于夏鼎，那么从那时起就有副本、复制本共存，这种情形发生的概率也极大。

禹碑蝌蚪文符显然是秦汉以后，才从金册玉牒上临摹放大转刻而成。这一情形既在宋代有明确记载，两汉新莽魏晋时的禹碑，也必定是类似情形。

大致上作合理化推断，金册玉牒蝌蚪文符及夏鼎、禹碑在历史中的具体情形如下:

上古某时期，蝌蚪文符诞生后，镌刻保存于金册玉牒并历代相传。在禹帝铸夏九鼎之前，金册玉牒或仅有一件，或已有副本供祭天、封禅、传位等仪典使用，甚至可能有副本埋入三皇五帝陵寝、五岳四镇名山。

禹帝铸夏九鼎，如鼎上转录铭刻了金册玉牒的蝌蚪文符，金册玉牒之副本乃至母本可能后来被葬入大禹陵，也可能被禹帝祭天、封禅、会盟时封藏于潜山天柱山、会稽某山。禹帝在天柱山祭天时，或许据金册玉牒母本镌刻蝌蚪文符于天柱山元阳石或其它巨石或刻石碑于天柱山某处。上述夏鼎、禹碑从金册玉牒转录蝌蚪文符情形发生后，都仍应有母本或副本继续为夏商周历代帝王传承。

秦汉时，夏周九鼎消失，金册玉牒或与禹碑同时存在，或单独保存蝌蚪文符历代相传，直至宋代或明代彻底消失。两汉新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今南岳衡阳衡山地区，至少有一次从金册玉牒转录蝌蚪文符镌刻石碑立于衡山情形发生，最可能是新莽时由刘歆等人所主持。北宋末期，“临大夏玉册符文放大"摹刻而成现今存世各种禹碑之母碑，已有明确记载。

金册玉牒无论是母本还是副本，应该一直都是由历代帝王皇家独有世代保管传承，享有最高安全保障等级。但由于朝代更迭、战乱、火灾意外等等，遭损毁乃至消失也有可能。夏鼎铸造后，在它消失前的两千多年(公元前2100年一一公元前100年左右)里，金册玉牒即便损毁乃至灭失或被埋入王陵，也可以从夏鼎铭符再转录复制。

秦汉之后，金册玉牒往往是随着绍介禹碑时才顺便提到。宋代之前的禹碑，最可能为新莽时从金册玉牒转录蝌蚪文符镌刻而来。由此，至迟到新莽时，金册玉牒大概率仍真实存在于皇家手中。至北宋末年再刻禹碑时，又明确记载有实物现世，为官方持有。此后，凡涉及到蝌蚪文符的，只有禹碑，再无金册玉牒踪迹。

秦汉以来尤其是自新莽时至宋代的千年内，金册玉牒是否仍然存在？大概率曾经灭失。这一时期，由于焚书坑儒等等，连《尚书》文本都几度几乎灭失。而五胡乱华，尤其是洛阳武库(及历代珍宝馆)大火，更极大概率已彻底毁灭了金册玉牒。这千年内，甚至还大概率有金册玉牒与禹碑都曾长期共同损毁乃至灭失无存的历史情形。(明代乃至清代各地复制之禹碑，传到今天，其实三五六百年时间就已无一块石碑仍然完好。)

这一时期，蝌蚪文符有可能是在从禹碑转录摹拓的纸布帛绢质材料上，长期辗转保存甚至已流失于民间。宋代初年，赵宋皇家以淳化阁秘贴收集民间藏品，才再次获取了蝌蚪文符。赵宋重制了金册玉牒，但形制已变，称之为"大夏玉册″了。宋代官方给出的这个名称，本身就昭示至迟到宋代，已经彻底无人知晓蝌蚪文符与《洪范》文本之关联，已无人能解读蝌蚪文符了。

宋代以后，金册玉牒(或所谓大夏玉册符文)去了哪里？

其一，大夏玉册副本或复制件及纸布绢帛质本，或有赵宋封禅时封藏于名山，或有赐给西夏葬入某西夏王陵，或有流入士大夫之手散入民间。(某西夏王陵、宋代顶级文臣或金石名家墓葬中，出土此类文字文物，仍有可能)。

其二，靖康之耻时，金册玉牒或大夏玉册母本副本落入女真权贵之手。(完颜希尹等女真族中汉化程度较高金代早期宗室贵族墓葬中，出土此类文物，仍有概率)。

其三，金册玉牒母本或某副本，也有较小概率传承到明代，被葬入明宪宗或明世宗等皇陵。

三、结语

总之，金册玉牒作为蝌蚪文符最佳保存传承载体，是真实存在过的。先秦时代的金册玉牒，有可能副本或葬入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某帝陵某王陵，或封藏于某五岳四镇之类名山。秦汉以来的金册玉牒，大概率只有宋代以后的"大夏玉册″母本副本，它们还可能埋存于名山、西夏及金国王陵贵族墓葬、明代皇陵。其它材质摹本，埋存于宋代顶级文臣、金石学者名家墓葬亦有可能。

金册玉牒具体规格形制，因为无实物，只能从各种禹碑形制来作最粗略推定:由九片狭长玉质牒片镶裹于薄金片上，连织成可展开可卷起之册页形状。每片玉牒上对应刻录《洪范九畴》各筹关键字眼。

目前存世的各地蝌蚪文符禹碑，只有福建漳浦赵家堡赵宋皇家后裔族居地的残缺禹碑，形制上独呈册页形状，与其它各地版本禹碑差异明显。此外，韩国江原道的《大韩平水土赞碑》，只选取了明代新泉书院禹碑拓片上部分蝌蚪文符，与国内禹碑版本也大不相同。《大韩平水土赞碑》，近世亦有制成块状屏风呈册页形态作商用售卖或收藏者。

这两种更具册页形制的禹碑，都明显以选取部分蝌蚪文符残缺形式呈现，或四十四字符、或四十八字符。似乎提示金册玉牒上蝌蚪文符数量，也随历史时长而在某些年代有过增改删减之可能。

如果再考虑到殷商箕子家族与朝鲜之渊源，赵宋王朝与殷商王朝诸多特殊交集(赵宋开国太祖太宗兄弟俩父亲名字就是赵弘殷、继承制度多见秦汉至明清两千多年间少有的兄终弟及而罕依周礼与商王朝神似、经济制度亦为其它王朝所没有的″本朝祖制不抑兼并"重商兴国)，这两个形制独特的禹碑就更值得关注了。

这种增改删减是至迟到宋代以后，蝌蚪文符已与《洪范》文本失联，已无人能清楚识读时，才偶尔因个别特别因素引发？

还是蝌蚪文符数目，至迟到周秦战国之前，因为所有原本金册玉牒当时之人都有能识读者，所以，从四十五字符逐渐增加到七十七个字符，这情形也只是正常历史发展趋向，一如八卦渐渐发展成六十四卦？或者殷商乃至西周之前，金册玉牒上的蝌蚪文符就是四十五字？《大韩平水土赞碑》与赵家堡禹碑，这两块与殷商王朝关联渊源更复杂的禹碑，都独特地采用四十余字符册页形制，并非偶然？

上述两种选项究竟哪个更真实准确？解决这个疑问，有赖于对禹碑蝌蚪文符进行更细致深入地研究，以寻找出七十七个字符之间可能存在的细微但明显的时代差异。如果现存七十七字符因为经过多次转录，都已然形成统一风格再也难以区分，那也尚待可能存在的其它版本禹碑、金册玉牒、夏鼎，不同年代不同材料蝌蚪文符载体的考古新发现。

如此，方能真正最终论定。

如此，也方能打破七十七字符似乎浑然一体的现有认知，也打破蝌蚪文符增减模仿重造似乎完全不可能，进而打破蝌蚪文符疑似并非华夏先圣先贤先祖乃至并非人类所为，来源更玄幻奇异的胡测乱想。如此，方能找寻出蝌蚪文符的成字造字规律，甚至能使之如甲骨、金文、大小篆早期汉字形体一样，成为可供书法家们练笔猎奇、考验智商、构思揣摩的书法新玩具、更高难度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