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师能用2个瓶子演示“龙卷风形成机理”，我们上百万老师却没想到这样的教学_风闻

【本文由“ASO”推荐，来自《陆一：教育改革该重普惠，还是重选拔？》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文章谈到了一些问题。不过我感觉还是学究气息太浓。文章罗列了一大推，核心问题不突出。尤其是，社会科学所涉及的问题往往不是传统逻辑学的“是与非”关系。社会科学所涉及的问题往往归结到一个”度“的问题。好比是数学和物理学里的非线性问题。就该文的题目而言，不如直接了当地地直面问题：

      1、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教育如何能满足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中国建成的世界最大的射电天文望远镜FASTE领军人物是南仁东，他不仅是天文科学家，还是FASTE工程项目的总工程师，并且同时还是FASTE工程馈源钢索的研制和监造的第一负责人。集理论与设计施工的第一人，南仁东可以说是集理论与工程实现的一流大家。为什么中国许多科研项目转化难？中国现在最缺的大科学领军人才就是像南仁东这样的领军人物。钱学森回国后面对“两弹一星工程和航天探月工程”任务，高瞻远瞩，首先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建立现代科学工程体系的建设。这为不仅为“两弹一星工程和航天探月工程”的实现奠定了科学基础，而且是第一次为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组织体系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至今，中国一系列的重大科技任务都在这种科学工程体系下得以实现。所以钱学森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科学家。

     2、钱学森之问和杨振宁、李政道一直强调的“兴趣是第一位的”。钱学森和杨振宁、李政道一直非常强调人才培养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先生来华也提到“大学不等大而化之，大学要有大师，要能出大师”。

       目前的高考当然不能轻易去掉，但从人才选拔机制上讲需要改进。从高校招生来讲，大学招生一方还是想招到适合不同学科专业特征需要的“特长生”。对于家长和学生来讲也希望自己的兴趣特长与报考的学科专业相吻合。在这一点上，学生和家长与学校招生的意图是高度相吻合的。所以高考制度改革有必要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3、“公考”和研究生招考以及技术职称评定中“选择”或者“选拔”究竟效果在哪里？对比熊庆来推荐华罗庚和王亚南向华罗庚推荐陈景润，哪个更有成效？比如，仪器仪表工业和电子工业专业归口四机，现在的工信部大概适应不了，仪器仪表工业和电子工业复杂生产链和专业性。“公考”对这样的职能部门不会有很好对口性。

4、教育的两股道：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一架马车的两个轮子，还是双车道互逆而行？怎么解释我国企业里经常讲到的“工程师画个圈后，技师点上一个点。这个眼睛有没有神全看技师的造化”这一训诫话题？林林总总的招聘单位对人才的选择都是有明确目的的——起码能否为我所用。那么对“学以致用”来说，就很关键。在学科交叉的今天。学历教育还要讲精泛并举。

    5、高考状元可以写出很不错的“八股文”，却写不好班会的总结。中国的师范教育可以培养出不错的基础课教师，却很少见到能做科普教育的师资。美国中小学教师能教会学生用2个纯净水瓶子演示“流体运动产生的旋涡——龙卷风的形成机理”。我们上百万老师却没有想到这样的课堂教学。实际上，家长也不是仅仅关心孩子的高考——因为那是“门槛”，家长关心的孩子将来是怎样生存和发展（简单讲就是前途如何）。实际上，高考仅仅是迈过一个学习权利的门槛而已。一些学生高考被录取后放弃入学的机会就是因为他们意识到，“高考门槛”并不决定了未来的成长与发展，仅仅是不可或缺个机会而已。

    6、每个孩子出生后首先是通过感性认知，然后升华到理性认知，这是基本规律。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教育部强调幼儿园不能触及义务教育课程。那么，科学从娃娃抓起，究竟应该从何开始？每个孩子在学前应该知道什么。现在儿童初始从“吹气的地球”玩具就知道地球是球形的。那我们还有必要倒过头来在告诉他“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吗？60岁以上的人接触电视和手机的年龄远高于现在2-3岁的孩子。我们的科普教育是不是还要退到50多年前的状态——“循序渐进”？如果是这样，还不如放开孩子满世界去寻找他们“好奇的真理”。

       64年我在初中，毕业前最后一课几何老师拿了一根树枝走上讲台：“今天最后一课是我作为赠言给大家讲这一课，希望同学们记住”。老师把树枝从中间折断，然后让同学上台将剩下的半截树枝再从中折断。老师问：“如果我们每次把剩下的半截树枝每次都折断半截，最后树枝会不会折光”？同学回答“如果树枝每次都折断一半，最后总肯定还有。”老师大声说：“你们的思维是正确的。这就是数学极限概念所说的：无限趋于零，永不为零。你们将来上大学，数学第一课讲数列的极限，定义比较抽象。但是今天你们知道了极限的概念，照此理解，那么数列的极限概念就比较容易掌握了。”后来上了大学的同学至今都不会忘记当年几何老师讲的这节节课。可见，老师的教学思维是非常精到的。只是不能光靠背，归纳理解才重要。这是方法论讨论的问题。后来，看了《世界观——现代人必须要懂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一书，真正认识到科学哲学所昭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所有科学领域里是多么重要。现在高校的哲学课程显然不及这本给所有初学者看的书（从真理到工具主义和现实主义。从地心说到相对论，从牛顿力学到量子力学，从经验事实到概念性事实，证实到不证实证据和推理以及科学及世界观的新发展等等。）鸿篇大著，数年写成。

    7、提高政治站位和引导孩子追求纯知性并不矛盾：前者是树立人良好的生观，后者则是成长为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才。

       陈嘉映先生在《中西思想文化源流的若干差异》一文中讲到：“什么是华夏文化，什么是蛮夷？某种意义上蛮夷就是没文化，华夏就是有文化，文化就是用华夏去化蛮夷。一般说来在鸦片战争之前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基本上中国人都认为中华文明、华夏文化是文化，是最高的文化，最好的文化。  西方不完全是这样。比如希腊人也跟中国的古人一样，把自己看作是文明人，把周边的民族看作是barbarians。但是比如希罗多德（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的作者），他在《历史》，也叫《希波战争史》这本书里头，也说到希腊的文明、文化是最好的，但是他这个最好很大程度是在跟别的文化比较了之后得出的”。“虽然我们老说日本人从中国汲取文化，但是日本人跟中国人太不一样了，无论是文化和个人性格都跟中国人差得特别多······无论从社会身份上还是从思想内容上说，中国的士人都不大像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在学问上在知识上首先有的都是政治关怀。他们的研究、他们的思考方式始终都是高度的政治化、社会化或者是说伦理化的。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很难设想他会去从事纯粹智性上的追求，而和政治伦理无关”。

      8、关于追求纯知性的问题， 陈嘉映说：“我从这一点想讲到另外一点，也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我写过一本小书叫做《哲学科学常识》，在里头谈到过这一问题。我在那里说，这个问题，所谓李约瑟问题的问法不太对，要问的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而是西方为什么发展出了近代科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是常态，除了欧洲，其他文明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只有针对例外的情况我们才能问为什么。”

       陈嘉映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纯粹智性的追求，对无关利害的真理的追求。有很多例子。比如有一个关于阿基米德的传说，讲罗马人攻占叙拉古，阿基米德正在沙盘上画一个圆，罗马士兵打进来的时候，他护住沙盘，说“不要动我的圆！”这个故事不管是不是真的，都只有在希腊传统中才会有，在西方传统中才会有。中国虽然也一直有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比如崔杼杀了齐国国君，齐国的太史兄弟几位一个接一个甘愿杀头也非要纪录这件事，非要写下“崔杼弑庄公”这几个字。但是只有希腊传统的人才会为一个“圆”舍生取义，著名的例子是布鲁诺，在火刑柱上还坚持地球绕着太阳旋转。这些故事体现了西方人的纯智性追求，而这种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理论能够得以发展的一个源头。”

      陈嘉映在该文的结束前特别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不像西方传统中那样富于纯智性追求，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性精神，中国人不科学。我想说中国在“理性”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不比西方人缺少理性。我刚才讲到中国人跟欧洲人有很多共同点，重理性就是一个突出的共同点。要说，欧洲还有宗教，还有长期的中世纪等等，不如说中国人是更加重理性的。中国人当然更不缺聪明和技术，在两千年中中国的技术不说比欧洲更发达，至少是不差。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理论兴趣，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不但历史上是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从阴阳五行理论到宋明新儒学的理论，一直到今天高喊的理论创新，没有当过真。中国人在理论建设上是最没有成就的。我们这一两代人给世界文明增添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理论，我敢说的确是没有增添什么。人家有一个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我们去做田野研究，给人家的理论作例证。”（以上摘录陈嘉映的这篇文章内容原文来源于《中国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