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志| 东顺涂料洪琼彬的家传手艺_风闻

问道者 谢嘉晟/文 邱文英/图

本文节选于《东顺》一书

灰有壳灰、洋灰两种，壳灰为蛎壳所烧成，色白质粘，善却潮湿。价目大壳灰每担约一元八角，小壳灰约一元三角左右。洋灰（即水门汀土）除上海国货石灰外，大都为英法日等舶来品。自市区改革以来，建筑日兴，洋灰一项，消耗极广，漏巵之钜，莫甚于此，亦堪注意之一问题也。

——引自1931年《厦门工商业大观》

01

出生于禾山镇

虽然出生在厦门本岛，洪琼彬却经历了和很多农村人一样的童年。

洪琼彬1949年出生在厦门本岛前线公社的江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前线公社于1958年成立，后紧跟时代步伐，经历过数次衍变，1984年更名为禾山乡，1989年又撤乡改成禾山镇，成为厦门本岛的最后一个镇。禾山镇面积47.2平方千米，2004年再次撤镇，设立了江头、禾山和金山三个街道。

江村就是现在的江头一带。洪琼彬有个别名叫“洪劳动”，在江村，知道“洪劳动”的人比知道洪琼彬的人还多。登记入簿之前，村里人都习惯于叫他“洪劳动”，那个年代，他还有一个字叫“洪劳东”。办理身份证后，才有了洪琼彬这个看起来有一定文化味而又颇为响亮的名字。

昔日的禾山乡，今日的台湾街

那个时候，在厦门本岛老城区居民的概念中，只有东从火车站，西到鹭江道，北起湖滨南路，南到厦门大学那么丁点大的地方才称得上市区，其它地方和岛外的同安并没有太大区别，一概视为郊区，都是农村。禾山比火车站还远，当然视为远郊。

洪琼彬有记忆的年代，禾山确实属于远郊，也确实是个农村，整个村庄为农田和民房所包围，好不容易去一趟中山路，多数时候还是为了赶集。洪琼彬出生的地方就位于现在台湾街新景天湖广场的所在地，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推进到禾山镇，昔日民宅统一拆迁，代之立起了一幢幢的高楼。

洪琼彬家的老宅在江村一带很有名。当时岛内普通居民建筑限高三层，他们家祖宅翻新时建了两层半，300多平方，比较前卫的设计是每个卧室都配有卫手间。在1980年代，卧室配卫生间可是个很新潮的设计，也正因如此，他们家翻建的新厝成为邻里乡村争相模仿的样板。

老宅赶上征地拆迁时，洪琼彬家已经告别了水深火热的生活状态。当时父亲洪佳元还健在，他希望能在原来的宅基地上留个念想，让儿子在新景天湖广场一期置下了现在的楼中楼。虽然时过境迁，毕竟是在这片土地长大，并完成成家立业和光荣退休的，洪琼彬对于周边的一草一木熟悉而又亲切。

现在的台湾街在禾山一带的地位，相当于思明区的中山路。40年来的拆拆建建，这一带的平房基本上消失殆尽，放眼望去，乡土味道已经荡然无存，净剩下散发着汽车尾气的现代都市气息。在过去74年的生命历程中，洪琼彬没有长时间离开过这片土地。

洪琼彬与共和国同生共长，亲历了共和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坎坷与成就。出生在禾山乡下的洪琼彬，和多数农村人一样，从童年时代到而立之年，生活一直都过得比较苦。父亲洪佳元是遗腹子，祖父洪好还没来得及见上这个小儿子便撒手人寰了。

祖父早年为了讨生活，从泉州惠安来到厦门，后生下了四个子女，父亲洪佳元排行老四，老大叫洪进来，老二叫洪章元，从老幺到老大前后跨度十多年。

惠安祖家一角

上一代人跟现在的年轻人观念不同，追求多子多福，到父亲这一代，也是子孙满堂。父亲有五个子女，从老大到老幺的年龄跨度同样有一轮之多。洪琼彬排行老大，老二、老三是女儿，老四、老五还是儿子。

现在回头去看，“富二代”的老大多数是接班人，出生在农村家庭里的老大，则多数是劳动主力，是家里的顶梁柱，与生俱来就义不容辞负有帮衬父母养家糊口的重任。

让这一大家子能够比过得别人家稍微好点的，是父亲洪佳元拥有令人羡慕的厦门城市居民户口。洪琼彬的童年时代，每位城市居民每个月可以领到23斤粮票，此外还有布票、糖票等一些有形福利。孩子们户口随母亲都是农村户口，享受不到这种国家福利。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父亲的福利至少能够保证一家子即便入不敷出也不至于饿肚子。

父亲洪佳元还懂得制灰技艺，并操得一手泥水好活，是方圆数里备受称赞的能工巧匠。技艺家传，父亲的制灰技艺和刷墙的技术方圆一绝，他抹的墙平整而又牢固，刷的墙面既白又不掉灰，此外，干活卖力还不磨洋工，深得邻里乡亲的赞许。邻里乡亲但凡要建座房子刷面墙，找泥水师傅多数首先会想到他。父亲凭着这门手艺，也确实打开了自己的一片天地。1990年代在厦门名噪一时的“娱乐城”——海味大厦，以及厦门最高级的酒店厦门宾馆，其中所需的泥水活，都是父亲作为总承包商负责施工完成的。

父亲洪佳元的制灰技艺和泥水手艺得到了从祖父洪好到大伯父洪进来和二伯父洪章元的真传。大伯父洪进来1907年出生，比二伯父洪章元大3岁，比父亲洪佳元大了14岁。哥哥们都疼老幺，跟老幺本来就比较亲，兄弟成为师徒，再加上父亲洪佳元一段与大伯父、二伯父有关的鲜为人知的戎马生涯，与大伯父、二伯父的关系更显与众不同。

祖父洪好健在时，大伯父和二伯父虽然年纪不大，多少也算个帮手。祖父去逝后，长兄如父，他们接替父亲帮助母亲照顾这个甚至没能见上父亲一面的弟弟，尽心竭力。

02

祖父起家的灰业

祖父洪好的出生地惠安，那里曾是中国有名的建筑之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懂点泥水手艺。祖父从惠安来到厦门，就是靠着泥水手艺谋生的。凭着这门代代相传的手艺，下一代人机缘巧合在日后赶上了一波厦门城市开发建设的机会，小有成就。

祖父洪好的手艺

19世纪初，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早年飘洋过海下南洋谋生的很多海外华侨纷纷归国兴业，在厦门掀起了一波轰轰烈烈的城建建设热潮。其中就包括越南归侨黄文华和印尼归侨黄奕住，他们把在海外打拼多年积累的巨额财富带回了祖国。黄文华于清末归国，出资120万银元在厦门创立了黄荣远堂从事房地产投资开发；黄奕住1919年回到祖国，定居在厦门的鼓浪屿后，开始在国内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大兴银行业。黄奕住在祖国的事业版图尤强大，他以厦门为基点，在推进银行事业版图全国布局的同时，在祖国各地大力投资房地产。

房地产业的繁荣必然带动建筑和涂料等建材行业的一荣俱荣，这给做泥水出身的祖父洪好一家创造了一个发家致富的机会。洪好为人忠厚务实，人缘不错，在世时，他先是凭着一手泥水手艺进入黄文华的黄荣远堂接些建筑施工项目，取得黄荣远堂管理层的信任后，通过这层关系，洪好逐渐变成了黄荣远堂的“灰”供应商。

“灰”是工程项目中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一般用于刷白墙面用，与泥水活称得上黄金搭档。当时厦门的建筑工程多数由归国华侨投资建设，清王朝闭关自守，到清朝末期时更是百业凋零，建筑所用的全部材料都要进口，刷墙用的“灰”也都是进口的“洋灰”。

当时厦门本岛的洪本部和斗涵路一带有集中卖“灰”的市场。昔日的斗涵路变成了今天的斗涵巷，成为斗西路的一个分支。今日的斗涵巷已经找不到经营“灰”业的影子，但在斗涵巷周边，还有一些建材商店延续着当年卖“灰”专业市场的影子。洪本部是明朝末年郑成功部下同安人洪旭兵部衙门所在地，这里曾是同安陈氏家族祖庙所在地。现在，洪本部变成洪本部巷，一头连着开禾路，一头连着磁安路。巷口的墙上镶嵌着一块石碑，碑额上有石雕龙和“皇清”两字。石碑立于清乾隆45年，记载着当时重修洪本部渡头时，商贾百姓慷慨解囊的历史。遗留的古迹透露出这里昔日曾经的繁华。东顺最早的“灰”店就设于此。

起初，洪好从市场上批发“洋灰”供应给黄荣远堂。1918年，他在洪本部开设“同松行”专营“洋灰”，向黄荣远堂供应，也向社会零售。大儿子洪进来和二儿子洪章元年纪不大，跟着父亲洪好学习手艺跑跑业务的同时，顺带着帮忙招呼客人经营灰店。

洪好带着两个儿子在“灰”业摸爬滚打的时间久了，逐渐摸清了制“灰”的技术套路。“灰”分“洋灰”和“壳灰”，早期市场上只有“洋灰”，后面慢慢有人卖起了“壳灰”。“洋灰”与“壳灰”在制作工艺上相差无几，用途也一样，只是原材料有所不同。“洋灰”采用的原材料是石灰石，“壳灰”的原材料是生蠔壳，在制作工艺上都是高温煅烧而成。

1931年的《厦门工商业大观》有过如下的记载：

灰有壳灰、洋灰两种，壳灰为蛎壳所烧成，色白质粘，善却潮湿。价目大壳灰每担约一元八角，小壳灰约一元三角左右。洋灰（即水门汀土）除上海国货石灰外，大都为英法日等舶来品。自市区改革以来，建筑日兴，洋灰一项，消耗极广，漏巵之钜，莫甚于此，亦堪注意之一问题也。

厦门靠海，在生产“洋灰”上不具备优势，在生产“壳灰”上的优势却显而易见。海边不缺生蠔壳，特别现在岛外的同安马巷一带，有些村落以养蠔制作蠔干为生，随便丢弃的生蠔壳多到无处安放，“壳灰”的生产成本非常低廉。

洪好进入“灰”业后，逐渐搞懂了其中的制作门道。他不仅看到了进口“洋灰”的盛气凌人，也看到了“壳灰”更大的利润空间。“洋灰”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粕来品，由于几家巨头垄断了进货渠道，在厦门“灰”市中经营“洋灰”的门店，都要看垄断供应商的脸色，门店基本上没有什么议价能力，进口国一发生战乱或灾难，货源就会一下子变得非常紧张，价格暴涨。这也是后来催生国产“壳灰”的原因所在。

洪好进入“灰”业后，他希望能改变这种现状。1919年，在“同松行”开业一段时间后，他在同安马巷开了一家制作“壳灰”的作坊，作坊不大，却成为今天东顺涂料最早的技术源头。

洪好以泥水手艺切入建筑工程，把自产的“壳灰”供应给工程建筑商，由此建立起了自己与众不同竞争力的“灰”业产业链。一家人分工合作，祖父洪好统筹全局，大儿子洪进来和二儿子洪章元打打下手，小富即安，日子过得还算红火。

但很遗憾，1920年，祖父洪好突然病故，丢下四个孩子撒手人寰。老大洪进来当时还只有14岁，老二洪章元11岁，老四洪佳元刚要出生，甚至来不及见到父亲的样子。在祖母的辛苦拉扯下，老大洪进来、老二洪章元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们不得不在继承和摸索中撑起祖父洪好打下的“壳灰”江山。

那几年，祖母带着四个孩子过得异常艰难。好在，失去了可以依靠的祖父，老大洪进来、老二洪章元在磨砺中早早地当家了。老大洪进来、老二洪章元都比父亲洪佳元大十多岁，他们替代祖父承担起了照顾老幺洪佳元的责任。就是这种情同父子的兄弟关系，老大洪进来和老二洪章元从祖父洪好手中继承过来的制“灰”技艺和泥水活计，在传授给父亲洪佳元时都恨铁不成钢，教得特别用心，这也才有了后来洪佳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制“灰”技艺和泥水手艺。

由于洪好英年早逝，儿子尚幼，他创立的“灰”业事业在儿子不得不接管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都经营得半死不活，只能勉强维持着一大家子的生计。转机出现在十年之后。

1930年，黄奕住在厦门投资创立了黄聚德堂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此为标志，厦门掀起了又一波归侨兴业热潮。单黄奕住旗下的黄聚德堂房地产公司，所投资的房地产就占了整个厦门全部房地产投资的大概1/3，成为1927年至1937年间厦门22家房地产公司中最大的一家。黄聚德堂房地产公司在厦门总计建筑和购置了160幢房屋，面积为41457.70平方米。

十年时间的磨砺，大伯父洪进来和二伯父洪章元已经由毛头小伙变成了有胆有识的有为青年，这个时候他们有自己的经营思想了。1931年，出于让“灰”业事业更加兴旺发达的美好愿景，洪家兄弟把父亲洪好创立的“灰”店和制灰作坊统一名称为“东顺”，这是现在东顺涂料品牌的肇始。洪家兄弟取“东顺”出自于“日出东方诸事顺利”之意，他们寄望于我们的国家能早日脱离苦难，像一轮从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越变越强大，他们经营的灰业能在国家的强大中顺利成长。但从旧中国走到新中国的洪家兄弟并未料到，“东顺”品牌创立后还会有九死一生的一天，又一次苦尽甘来，昔日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儿辈的事情了。

同为泉州人，黄奕住创立的房地产公司对于老乡总是格外关照些。洪家兄弟分工合作，承接黄聚德堂建设项目部分泥水活计的同时，也向黄聚德堂供应自家产的东顺“壳灰”。

无论是“洋灰”还是“壳灰”，产品质量的评价指标都是色调和牢固系数。颜色相差无几难分高下，质量区别主要体现在“灰”的牢固系数上，因为洪家兄弟都同时精于泥水活计，把涂料生产融入了实际应用中，因此，知道怎么使用“灰”才最牢固。这让洪进来洪章元两兄弟的东顺“壳灰+泥水活计”的服务输出模式具备了与众不同的竞争力。

自产东顺“壳灰”有进口“洋灰”难以取代的成本优势，再加上洪家兄弟在祖父洪好技术基础上的不断更新换代，黄聚德堂没有理由拒绝东顺“壳灰”。现在厦门中山公园南门1号和9号两幢外观风格雷同的老别墅，就是大伯父洪进来和二伯父洪章元联手输出的东顺“壳灰+泥水活计”服务模式的成熟作品，半个多世纪过去，虽历经风吹雨淋颜色依然未改。

公园南路1号

公园南路1号别墅为红砖外墙的4层楼房。二层两侧房间白色三边凸出式的造型是建筑的点睛之作。1930年代教育局曾设于此，解放后单位入驻。如今，仍有多个机构单位在这办公，包括厦门市经济师协会、厦门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厦门市闽粤赣边区革命史研究会、南下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厦门市直机关离退休职工联合会、厦门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

公园南路9号

公园南路9号别墅建于二十世纪初，共有三层。外墙用大面积烟炙砖，梁柱山花等用白灰粉刷，红白色的对比显得十分清晰和谐。别墅是爱国华侨黄长水、黄光汉的祖居，与黄奕住同为黄氏祖先。黄光汉是厦门荣誉市民，生前执掌香港泉昌有限公司，热心捐建教育，积极为国家出谋献策，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担起香港与内地沟通的桥梁角色，多次向中央政府转达港人的意见。黄光汉的父亲黄长水曾任广州市副市长、中国侨联副主席、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黄长水曾于1949年在香港升起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

日据时期，9号别墅曾被占用作供日伪机构活动的“共荣会馆”，内设有撞球室、美容厅、宴会场、音乐室等。如今，这幢别墅闲置，上一任租用者是一家教育机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洪家兄弟失去祖父洪好的庇护后，不得不早早地学会独立行走，因此，洪家兄弟在青年时代便联手闯出了一片天地，东顺“灰”业做得风声水起，鼎盛时期，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开设了东顺分号。但很遗憾，1938年，日军在厦门五通登陆后，东顺“灰”业开始走下坡路。抗战胜利后又转入国内战争，建筑业日渐凋零，东顺“灰”业生产销售两头市场都不断萎缩，到解放后，只留下大伯父洪进来守着厦门洪本部一个小小的东顺门店和同安马巷农村的制灰作坊，二伯父则另起炉灶承接工程发挥泥水所长。这一硕果仅存也没能持续多久，经历过非常历史时期和公私合营的分分合合之后，东顺“灰”业再也经不起折腾，经营陷入了全面停滞状态，门店长久打烊，作坊永远关闭。

东顺从孙辈洪琼彬手上东山再起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

03

洪琼彬的青年时代

洪佳元生前

洪琼彬的父亲洪佳元是位抗日英雄，他的传奇生平由于敏感的两岸关系，直至晚年才逐渐被揭晓。

洪佳元1921年出生，由于尚未出生便已丧父，懂事以后跟着两个哥哥做事，早早学会了东顺“壳灰”制作技艺和做泥水活计的一些技术窍门。但生不逢时，1937年国民党四处抓壮丁，两个哥哥因为都已有了家小，洪佳元不得不替哥顶丁，那年他16岁。

洪琼彬给晚辈们讲起父亲洪佳元的故事，还会津津乐道父亲被抓壮丁时有趣的往事。

国民党担心壮丁们逃跑，把五个壮丁绑成一串，经过几次辗转，洪佳元和其他壮丁们才不甘不愿被推搡着徒步到了广东，并被分配到中央军第62军从事后勤工作。中央军第62军经过短暂的集训之后，便开始上前线对日作战。

洪佳元两次参加粤北保卫战，随所在部队参加了对抗日军的长衡会战、桂柳会战，后部队集结于广西靖西县。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洪佳元奉命取道越南海防市，从海防港登舰赴台接受驻台日军投降，后编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1947年3月，台湾“二二八起义”被镇压后，洪佳元从台湾走海运至天津，担任津塘地区的守备任务。

见多了战场上的腥风血雨，父亲洪佳元厌倦了战争，渴望和平。在战争中，他也看到了国民党的穷途末路，1948年夏天，洪佳元离开部队回到厦门。由于战乱时期交通极为不便，父亲洪佳元的回家之旅十分曲折。他先从天津坐船至上海十六铺码头，又从上海坐船至福州，最后从福州坐船才回到厦门。此时的洪佳元已经离家十一载，回到厦门后他娶妻生子，从此过上了普通人的居家生活。曾经的戎马生涯，成为洪佳元一生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洪佳元去世时97岁高龄。

洪佳元的生平大致分为三段，早年跟着大伯父洪进来、二伯父洪章元学习“壳灰”制作技艺和泥水手艺。十一年的戎马生涯，他主要从事后勤工作，东顺“壳灰”制作技艺和泥水手艺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部队每征战一个地方，都要建设大量营房和防御工事，他的专长正好派上了用场，并且在实践中不断提升了技术水平。就是在这段军旅生涯中的磨砺，他摸索出了自己的独到技艺：知道灰浆怎么制作刷在墙上才能又白又牢固。

厦门宾馆明宵厅

大伯父洪进来和二伯父洪章元虽然教会了父亲洪佳元东顺“壳灰”的制作技艺和做泥水活的一些技巧，但这个时候的东顺“壳灰”还是存在着天然短板，容易掉灰，人靠在墙上就会粘上一身白。洪佳元通过自己的摸索与实践，发现在“壳灰”加入骨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骨胶带有粘性，加在东顺“壳灰”中使用，可以让刷在墙上的灰又白又牢固。这门独到技艺成为早期东顺涂料的技术源泉。

洪佳元回到厦门时，东顺“灰”业昔盛景已成末路黄花，在建国之前的长期战乱和建国初期的社会动荡背景下，建筑业长期低迷，大伯父洪进来对于走下坡路的东顺“灰”业早已心猿意马。不过，一脉相承的东顺制“灰”技艺和泥水手艺，却成为洪佳元养家糊口的本事。祖辈洪好没想到，到父辈洪佳元也没想到，几代人传承并不断演化的这门手艺，日后居然会在孙辈洪琼彬的手上发扬光大，做成了一门可以代代相传的大生意。

一直到洪琼彬所处的年代，手艺人都被视为社会的精英，掌握一门手艺就是拥有了挣钱养家的本事，农民就会变成师傅，社会地位瞬间拔高。在那些年代，拥有泥水、木工、石雕等一技之长的男孩子，在姑娘们眼中都是有为青年，都是丈母娘们引以为傲的金龟婿。

不过，父亲洪佳元继承了东顺的制灰技艺和泥水好活，却并不希望子女们来继承他的手艺。东顺制灰技艺和泥水活虽然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但毕竟是门体力活。经历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苦难时代，他期盼儿子们能在和平年代不再重走他的老路，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未来都能够过得比他有出息。

洪佳元时代全家福

父亲洪佳元在世时每天都会看报，所掌握的文化是在11年军旅生涯中沉淀下来的。他深刻体会了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差别，特别是在部队，有文化就是从普通士兵到军官的晋升之道。因此，父亲宁愿自己辛苦些，也极力支持儿子们去上学。父亲是从旧社会走到新社会的，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对女儿们可就不这么想了。好在两个女儿都很争气，恢复高考后，都自己通过高考考上大学进入了体制，活出了人生的别样精彩。

在父亲的厚望之下，当一些学龄孩子只能在家割草放牛的时候，洪琼彬和弟弟们很幸福地背起了书包。但做为老大，家中劳力本来就严重不足，长子为父分忧自然是少不了的。从小学时候起，洪琼彬会利用课余或放假时间，到父亲的工地上去帮忙“制灰”、砌墙和刷墙。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洪琼彬慢慢掌握了父亲所掌握的东顺“壳灰”制作技艺和泥水手艺。

洪琼彬的求学之路没能走到底，读到高中时，“上山下乡”哨声吹起，学业就此中断。等到恢复高考能继续上学时，洪琼彬已经错过了求学的最佳年龄，有了太太和孩子。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城里人下放到乡下接受再教育，叫做“上山下乡”。洪琼彬是从农村来回农村去，不叫“上山下乡”，而是叫“回乡”。放下书本回到乡里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在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种地挣工分。洪琼彬年方十八，身强力壮，干活也卖力，是生产队里不可多得的劳动力，在每天晚上的“评分”环节中，他总能因为白天不错的表现拿到最高一档15分的工分。

到洪琼彬“回乡”时，“洋灰”不再是国外的特产，技术门槛不高，很多有产石灰石的内陆都在生产“洋灰”。不过，不管是“洋灰”还是“壳灰”，最终应用都离不开制“灰”技艺，从祖上传承下来的东顺制“灰”技艺和泥水活计，在这个时候成为他为生产队效力的一项特长。生产队里需要砌个围堰、建个仓库、搭个会场，都会派他去干，而他也总是不辱使命，以出色的手艺获得各方赞誉。从父亲洪佳元手上继承了东顺技术的洪琼彬，从施工效率到呈现质量都要别人高出一筹。他砌的墙又快又平整，刷的墙又白又牢固，因此，邻里乡亲但凡要翻新墙面，建造房子，第一个首先会想到他。久而久之，他不只在生产队赢下了很高的威望，也深受邻里乡亲的好评。

手握祖传一技之长，还不怕苦不怕累，加上整个生产队里最高的文化水平，半年后，洪琼彬就被推选为生产大队的政治队长和民兵排长，一干十年。政治队长、生产队长和民兵排长是领导一个生产大队的“三套班子”，从另一个角度看，洪琼彬被授予了最重要的“政军”指挥权，称得上是生产队的一把手。

厦门属于海防前线，整个禾山前线公社只配有一个公安特派员，很多边防和治安任务都落到了民兵的头上，政治队长和民兵排长在那个特殊年代自然成了生产大队位高权重的角色。洪琼彬没什么官架子，待人和蔼，处事公平，嘴巴还很甜，见到长辈都阿公阿嬷叫得欢，在生产队颇得民心。被推到民兵排长的位置后，洪琼彬活干得更欢了，脏活累活更是带头干抢着干，在生产队中树起了很高的威信。邻里乡亲有个是非常短的，都乐意找他评判。他也不偏不倚，力争让每方都满意而归。

人生的不同阶段总会有不同的成就，在生产队务农兼任政治队长和民兵排长的十年时间里，洪琼彬完成了青年阶段的成家立业。太太林黎旋是相隔不远的湖边村人，高中同班同学。求学时代情窦初开，即便郎有情妾有意，也都羞羞答答隐而不敢露。经媒人点破后，两个人的婚姻就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一拍即合，很快喜结良缘并且有了一双儿女。

太太是洪琼彬眼中的女强人，收获过很多荣誉。洪琼彬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林黎旋更称得上“人中凤凰”。因为有文化，生产队原来的会计用三年时间都搞不清楚账目，她被推上新岗位取而代之，走马上任后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三年理不清的账目一口气理清了。轻松放下手中账本的那一刻，林黎旋眼冒金星突然什么都看不见，把洪琼彬吓得不轻。

恩爱的洪琼彬、林黎旋夫妇

不久前，洪琼彬和林黎旋刚度过五十周年金婚纪念日。过去所走的道路足已证明，洪琼彬和林黎旋的结合称得上“天仙配”，天赐良缘珠联壁合。

自主创业之前，林黎旋是个贤妻良母，除了做好生产队会计的本职工作外，在搞好家庭后勤保障相夫教子上也尽心尽力。洪琼彬则勤勤恳恳，一门心思挣钱养家。在那个年代活出了那个年代一对恩爱夫妻应有的榜样。自主创业后，洪琼彬与林黎旋成了事业上的最佳搭档，这是后话。

04

走出禾山公社

1979年，春天的故事讲起后，春潮涌动，人心思变。1980年，在厦门湖里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立了厦门经济特区。在自家一亩三分地上坚守了十年的洪琼彬再也按耐不住了，他想离开禾山那片土地，进城找找有没别的发展机会。

在禾山的十年，洪琼彬的主业是带领民兵站岗放哨和种地，辅业是凭着祖传的制“灰”技艺和泥水手艺帮人刷墙做点泥水活计。祖传的技艺让走出禾山的洪琼彬很快在开元建筑公司（属于当时的厦门开元区，开元区后并入思明区，变成开元街道办）找到了一份当施工员的工作。施工员是新中国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称谓，实际上主要从事的还是泥水匠的活。这个工种正好可以发挥洪琼彬的专长，施工员所需的制“灰”、砌砖到刷墙技艺，都是他的拿手好戏。

走出禾山的那一年，洪琼彬28岁，一个既能砌砖、刷墙，又能制“灰”的施工员，并且完成的质量还超凡脱俗，可以想象他在这个团队中的吃香程度。只是几个月的功夫，洪琼彬便被指定为组长，成了带领和管理一支团队的小头目。

已近而立之年的洪琼彬初次尝到了走出禾山的甜头。在禾山公社务农，一天工分满打满算的收入是0.45元。到开元建筑公司做施工员，一天的收入就有1.76元，翻了好几倍。能够挣到更多的收入，太太自是全力支持。小家虽然说不上富裕，小日子也算过得红红火火。

一年半后，洪琼彬迎来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转机。开元区通过引入上海的技术合作方，创办了开元涂料厂。初创的涂料厂需要派驻一位懂行的干部，以监督上海方面的技术人员是否会弄虚作假。洪琼彬精通制“灰”技艺，其祖传的技艺与涂料厂堪称天作之合，当仁不让成为推荐首选。

可以把祖传的技艺融入当时最前沿的建筑材料，在开元涂料厂，洪琼彬有一种如鱼得水般的感觉。

开元涂料厂是厦门的第一家涂料专业生产厂家，两年后，厦门才有了思明颜色材料厂和厦门航天建材厂，思明颜色材料厂后来又更名为闽南涂料厂。它们和开元涂料厂一样，都是清一色的集体或国有企业。

洪琼彬在开元涂料厂上班的时间跨度前后有将近六年，前面三年在厦门，开元涂料厂在福州合资开设分厂后，洪琼彬作为开元涂料厂的代表被派驻到福州合资厂。初进厦门工厂时，洪琼彬是一名推销员，后升为销售科的科长，派驻福州后，改任合资公司理事会的理事长，转向主抓生产。

开元涂料厂生产106涂料，这是内墙涂料。销售科既负责销售，也负责采购。在市场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紧缺，商品不愁销路。采购原材料倒是个求人的活，每采购一宗原材料，差不多都要找到领导拿到批条才能拍板。

历史上无数成功案例的经验表明，干推销的关键，一是要不怕没面子，二是要受得了委屈，三是要有一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洪琼彬说，开元涂料厂的工作很锻炼人，在五年多时间里深入这个行业，祖传制“灰”技艺如何更好地融入当代涂料，收获了一定的心得，也接触了不少专家和业界人士，学习了一些企业管理和市场开拓经验。这些为他后来自立门户创立涂料厂，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昔日实践早已转化成洪琼彬的财富，但今日说来，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背后，依然发人深省。

05

涂料厂的历练

计划经济时代，无论是销售还是采购，“批条”贯穿始终。

在销售上，卖方时代，能生产出来基本上都不愁销路，加上厦门第一家涂料厂的影响力，开元涂料厂初创的前面几年，做为厦门涂料行业的独生子，奇货可居。客户购买开元涂料要排队，要自己到厂里提货，来了还不一定都能买到。两年后竞争对手多了起来，市场意识有所觉醒，才渐渐有了上门推销的概念。

不管有没亲身体验过推销这一行当，谁都知道推销员不好干。现在很多写字楼的玻璃门里还不时可以看到的“谢绝推销”提示，就是做推销员的尴尬缩影。当时推销不好做，采购也成不了大爷。“批条”的关键在领导，采购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领导，只要能让领导颔首，要办的事情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

但实际操作经常是，一名素不相识的推销员说要找领导，话还没说完，就被门岗毫不客气地轰出了门外。

走出厂门去采购原材料的洪琼彬也碰过壁，但碰了几回壁之后，洪琼彬就悟出了一些门道。再一次上门拜访时，他兜里揣上几包厦门产的“海堤”牌或时下流行的上海“牡丹”牌香烟，一见到门岗，洪琼彬忙不迭地递上烟，点上火。

中国人特别讲情面，烟是跟陌生人打好交道的最佳润滑剂，一顿烟抽下来，第一道关卡的僵局就在不知不觉中打开了。门岗会让洪琼彬留在值班室等候，并暗示他哪位才是管事的领导。这样，洪琼彬的拦截目标就很明确了。

采购是销售的逆向操作，计划经济时代，供货方才是大爷。开元涂料厂生产的106涂料有一项原材料是聚乙烯醇。当时国内有八大生产厂家，离厦门最近的在江西乐平。与客户带着现金到开元涂料厂不一定买得到现货的道理一样，洪琼彬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加汽车后，上门采购也经常会扑空。这种情况下，洪琼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空手而归。厂里的出差补贴是固定的，给出的标准基本上只计算如期买到原材料的时间，延期不包括在内；二是找间旅舍，住下等。这要自掏腰包。

前面说过，洪琼彬的责任感与生俱来，不管在哪一个岗位上，他都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了不至于空跑，保证厦门厂里的生产不中断，他选择了住下来，希望备齐货后再返回。

那么，公事公办，多出来的差旅费用就只能自己消化了。为了填补多出来的差旅费用，洪琼彬尽量不吃或少吃饭，从而把饭菜钱省到住旅社上。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饭不吃可以勉强挺住，两顿、三顿不吃饿得慌，见到任何食物都会两眼放光。看到有人吃剩的馒头，洪琼彬悄悄凑过去，用报纸把剩馒头盖住，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顺走，再找一个偏僻的地方狼吞虎咽聊以充饥。

到福州分厂主管生产时，洪琼彬对于产品升级换代开始有了很多想法。可那个年代的生产都是“计划”的，厦门工厂的生产尚且都是组织纪律下安排展开的，如果擅自作主那是要犯错误的，洪琼彬想在福州贯彻自己的想法，根本就不可能。再者，厦门工厂对福州合资厂在技术上也有设防，不容许合资厂超过厦门厂。

在此情况下，无论洪琼彬有多少推动产品升级换代和改造生产硬件的奇思妙想，他都不能打破现有的条条框框。其实，在主抓福州合资厂生产的两年多里，他已经看到了现有产品存在的重大缺陷，并且有了改进的方法，苦于原有“计划”限制，洪琼彬的想法一直无法付诸实施。

做为一个折衷的处理方案，客户到合资厂购买涂料时，洪琼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让厂里的推销员分头采购需要配套的辅助材料，然后一并批发给客户。

主抓生产，洪琼彬手中也因此掌握了采购和销售的权力，时代进化到这个阶段，权力开始与“回扣”若影随行。一些原料供应商为了把更多的自家原材料卖给福州厂，会暗示洪琼彬可以给一定“回扣”。在那个年代，笑纳“回扣”也符合常理，至少不会像现在这般危险。洪琼彬的处理方式是一概拒收，他让供应商换一种方式，把“回扣”空间直接让利在原材料供应价里。

心系企业、不端架子、不贪不腐、礼贤下士，洪琼彬这样的管理风格，受到了从厦门到福州多数员工，甚至是年长的叔叔辈阿公阿婆们的尊重和认同。通过从厦门到福州两地的实践，洪琼彬积累了丰富的融合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接触到了一些重要机构和人脉，这些机构和人脉在他后来的自主创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