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联席所长盖尔·拉夫特从碳排放说起的发言_风闻

      笔者此前在在观察者网《绿色能源先天不足，目前很难作为工业用电的主要来源（补充稿）》的表述中，第3条也提到关于碳排放的问题：“3、节能减排和碳中和理论上讲是符合世界发展的大方向。但中国还没有成为完全靠新技术实现现代化国家之前，说到底还是发展中国家。除了总量规模（人口基数庞大），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和内生动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不小。世界上所有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都经历过高耗能的阶段，这是《新结构经济学》总结出的演化规律——对应每个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展中国家的单位产品能耗不可能短期达到空客、波音、西门子、英特尔、三星以及三菱那样的水平，中国也不例外。”

一 、话题的开始

     最近，10月18-19日，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联席所长盖尔·拉夫特在这个会议上发言的主题《我们必须先去政治化再去碳化》开始就说：“

在能源和大国竞争领域，全世界的脱碳努力以及当今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似乎都是自相矛盾的。我不知道在此论坛提出的许多观点是否会被在座的一些听众所接受。

我想说的第一件事是，无论是否有能源危机，现在这么说可能还为时过早，但在一些庞大的经济体，比如中国、印度和欧洲，我们的确看到有一系列小危机出现。这些经济体的市场都不小，经济影响力都很大。我认为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化石燃料正向我们传递着一条信息——好吧，我们理解你们想要做什么，但不要操之过急，因为你们可能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在美国的一些学校，通常会要求大家签字确认一些应急提示，上面写着“要走不要跑”，因为跑得太快容易引发踩踏事故，造成伤亡。

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最近几周看到的是一个警告信号。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我们需要停下来仔细思考，过于激进的脱碳行动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脱轨，而此前我们已经在经历一场健康危机，世界某些地方也早就出现了经济危机的现象，此外还面临着粮食危机。

这不是一个玩笑，而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当今世界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都放在一边，置数万亿美元于不顾，只专注化石能源问题。这不是世界目前面临的唯一问题。我们需要正确的做法。”

实际上世界所有的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在初期和中期阶段的国家都曾经历过或者还处于高能耗的阶段。这是世界工业革命以来的基本规律。林毅夫在《新结构经济学》导论中划出了这样的世界经济的一这样个历史轨迹：“以今天的生活标准衡量 在 18 世纪初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处于贫困状态 。 各国经济以农业为主体 ，在上千年时间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一直在年均 0.05% 左右徘徊 。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之后 ，现今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才开始加速 ，19 世纪的年均增速跃升至约 1%， 到 20 世纪又翻了一番 ， 约为 2%。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变化 。18世纪之前世界总收入翻一番要用约 1400  年，但在 ,19 世纪 ， 同样的过程只用了约 70年， 到了20世纪 ， 现今发达国家只需要 35年 。然而，增长加速仅限于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 、西欧的一些经济体，还有英国的 ‘海外分支’  国家： 澳大利亚 、 加拿大 、 新西兰和美国。这导致了各国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 。最发达的少数国家和占大多数的底层低收入国家的收入比率从1870 年的 8.7 倍上升到了1960 年的 38 倍。”

所以，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以及被殖民国家通过争取国家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使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经济和政治独立 ， 并开始了战后或独,立后重建 。到 20世纪末，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增长 ， 赶上了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或是显著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的差距 。这个发展趋势形成了上世纪60-90年代世界经济高增长的阶段，但也是世界逐步认识到经济高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愈加明显。

 盖尔·拉夫特说：“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最近几周看到的是一个警告信号。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我们需要停下来仔细思考，过于激进的脱碳行动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脱轨，而此前我们已经在经历一场健康危机，世界某些地方也早就出现了经济危机的现象，此外还面临着粮食危机。这不是一个玩笑，而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我们不能把当今世界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都放在一边，置数万亿美元于不顾，只专注化石能源问题。这不是世界目前面临的唯一问题。我们需要正确的做法。”

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10月18日在上海开幕 图自新民晚报 

  二、  经济学视角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 ， 一国禀赋结构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 。一国的要素禀赋在任意特定的时刻是给定的 ， 但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它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 ，并从而决定了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 。 一个特定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 （即由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结构升级到资本相对丰裕的结构） 和新技术的引进 ， 同时基础设施也要相应改善以有利于经济运行（林毅夫） 。

      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比如初期面临的主要是供求关系中最突出的矛盾——严重的短缺经济。不仅基本生活物资和生产物资严重短缺；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也极度落后。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内生动力与发展的目标要求差距很大——不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或不希望用更有效的方式发展经济，提高效率。而是客观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太大。举个例子：58-59年，在青岛，我曾经见过“锅驼机”带动一个风扇给小高炉加温炼铁。这种蒸汽机还是工厂仿造清末“瓦特机器”仿造的，那时统计上要算机械化的了。那个时期那种资源禀赋，英国大佬和中国工人都没法讲碳排放——工业革命的历史阶段。所以，无论是林毅夫还是盖尔·拉夫特，都是实事求是地在讲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它的要点如下三点（摘自《新结构经济学》第一章） ：

      第一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 因此 ， 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 每一种产业结构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来促进它的运行和交易 。

       第二 、 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 “穷”   与“富” ， 或 “发展中” 与 “ 工业化”， 这种两分的情况， 而是一条从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的连续谱 。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这条连续谱上的一点 。 因此 ， 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目标 ，未必就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状况。

       第三、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上，市场都是资源得以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 。 然而 ， 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以产业升级以及“ 硬件” 和 “软件”  ， 有形的和无形的 ， 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调整。这种升级和改善需要一个内在的协调机制（笔者注：这也就是斯蒂克利茨访华向中国学者和决策者建议的“全要素”概念） 。 对企业的交易成本和资本投资回报具有很大的外部性 。这样，在市场机制外 ， 政府就需要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

       **三、**现在又能怎样呢？

      也就是说。在现阶段，一定要从发展总体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权衡政策和措施的决策和实施，区分轻重缓急。对此，盖尔·拉夫特直接了当地表示了他的看法：“我此前听到有人说，减少碳排放以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一个负担，但我觉得这是一个负担。如果说它不是负担，那是荒谬的。在一些国家它可能不是负担，但在其他很多国家就是负担；它切实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冬天来了，那些受到供能短缺影响的人可能会因此而死亡。如果说这不是一种负担，但某些人可能无法熬过下一个冬天。我想这恐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麻木不仁，有人没有考虑到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像我们这样幸运。所以，减碳是一个负担；而且就全球财政状况而言，还是一个经济负担。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这不是某些富裕国家不识民间疾苦的派对；我们也不要忘记，全世界仍有数亿人生活在能源匮乏的环境之中。”

究其原因，盖尔·拉夫特特别指出：“最糟糕的是，我们还面临着大国竞争的现实，一些人喜欢把当前的中美关系或更广泛的中外事务定义为大国竞争。我认为这是以美国及其所盟友组成的西方集体与中俄等国之间的摩擦，这场摩擦日益升级，也对能源系统产生了影响。

好吧，我仍然记得中美两国在气候、能源、效率和可持续性方面展开紧密合作的那些日子，比如在电池、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料等方面都有多项举措，但现在所有这些举措都已不复存在。我们再也没有科学合作，也没有展开更多的人际往来，今天双方的科学家甚至不敢与另一方的科学家交谈，因为FBI会来敲门，指控他们与所谓的“敌人”合作。

现在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所有关于中美脱碳合作的说法都成了空谈。在各自国内，你能看到的最好情况就是各自陈述本国意图，而另一方则试图将所有这些声明都与他们的承诺联系起来，确保他们遵守自己自愿做出的承诺。但，这不是合作，没有产生1+1=3的效果。

       笔者在自己的上述文章中提出：“7、就目前国能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而言，单位产品能耗不能作为唯一的考核指标。比如，中国的芯片落后，但电子工业所需的的硅材料产能很大。一味的压减硅材料产能也不可能提升电子工业的总水平，反而会影响现有电子工业的稳定生产。因此“压”和“保”要辩证地看。”但从盖尔·拉夫特提供的信息来看中国核电也会面临新的问题：“另一件事是，美国方面禁止进口中国的光伏组件，因为它们来自新疆，美国人认为这些组件是在强迫劳动的条件下制造的。这是又一个荒谬的说法，但它正在展现一种不一致性。我们可以认为大国竞争正在破坏脱碳努力，中美不仅没有展开合作，还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互相攻击。”

       盖尔·拉夫特引用的中国和世界硅材料生产的数据如下：

       据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中国的多晶硅产能预计达到56.7万吨，占全球85%以上，其中新疆又占到全国的57%。如果我们以硅材料生产耗能大而大幅度压缩产能，不仅将会影响到光伏发电规模，还直接向影响到95%以上的半导体器件生产和市场供应。实际上国内除了高端芯片需要进口之外，中低端芯片基本都是国产的品种。缺了硅材料，连最普通的、使用量最大的整流二极管都生产不了。所以绝对不要以耗能高低（产品成本中耗能占比）简单地采取一刀切措施。

      气象和环境问题的确是人类面临的大问题。但是在当的今世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共识。从巴黎到达拉斯，从联合国到七国集团乃至欧洲议会。其实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目的。巴黎气候大会和达拉斯峰会上，其实大都是“演员搭起的戏台子”。

       盖尔·拉夫特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此外，我意识到大家还养成了这样一个新习惯，即我们自愿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减少一定比例的碳排放，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一部分。各国认为需要发表这些声明，这么做只是为了表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但随后你就受困于各种可能对本国人民、本国经济有害的立场。我已经跟踪这些承诺超过20年了，我认为所有这些承诺通常都是出于政治目的，从来没有实现过。我还记得大概2003年的时候，乔治•布什说，今天出生的孩子，他们的第一辆车将是氢燃料电池车。我有一个孩子，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她已经买了她的第一辆车，但我现在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氢燃料电池车”。“我也读过很多关于能源议题的非常非常激进的声明。我听到唐纳德•特朗普谈论美国是一个能源帝国，谈论能源霸权，但你们都知道，我们再也听不到这方面的消息了。我们听到奥巴马总统谈论到2016年美国将有100万辆电动汽车，但这从未发生过。我可以不停地引述这些政客们的言论，他们发表的声明从来都不是承诺，因为从未实现过。”

我个人认为，真实的世界就这这么回事：当你拔高调门时，我会给你鼓掌。可我并没打算也这么做。其实特朗普和拜登们都是这路货。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能把他们的话当真。

       最后要说的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其实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代议制，但是这种代议制里的上下议会和总统府之间没完没了的党派斗争。那些政客虽然是选出来的，但吃里扒外的事倒成了基本功。这一点，盖尔·拉夫特到真是一言中的：“我们必须先去政治化，然后再去碳化。将能源政策政治化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因为这反而为经济衰退和人民受罪创造了条件，人民会因此吃苦头。政客们一发表声明，就当选了；但5年或6年后，数十亿人将为此承受苦难。这是另一件亟需停止的事情。

当然，我不想让我所说的这些话听起来像是我不关心气候、能源、环境问题，好像我不在意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我当然慎重思考过，但我也对繁荣的重要性非常敏感。我只是想提醒大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绿色能源行业发生了什么。我甚至在危机期间观察了各经济部门的情况，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受影响最大、损失最大的行业恰恰就是绿色能源。当市场崩溃时，绿色能源行业是第一个被弃之不顾的行业。”

结束语

每一个国家所关心的问题都是首先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来做取舍。当然，在全球化时期，世界性的问题也必须在考虑之列。托马斯·弗里德曼有句话也是值得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全球化时期不是你想不想全球化，而是你在全球化中怎样生存。”实际上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都不是单因素的，也不像经典逻辑学讲的“是”与“非”。自然会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涉及的问题都是多因素相互交叉的复杂系统问题。系统的单因素的问题实际上不存在，这是由系统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高耗能原本就是工业化进程中必然会存在的一个阶段，或者一个过程。英国如此，美国也没例外。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其中，问题是每个这样的国家能否缩短这一过程。

不发展，保持落后的状态，实际上也没有达到什么保护环境的作用。我们所知的“毁林当烧柴”、刀耕火种、围湖造田和围场打猎：比如，亚马逊流域、世界的荒漠化以及动物种群的消失、世界干旱缺水和河流湖泊流域的缩减、森林被砍伐的面积，还有南极北极和冰山融化的问题等等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这些年的水灾问题也值得反思：流域规划的蓄洪区和河流湖泊的蓄洪调节能力是否在下降？流域规划是不是需要改进和提高？超大规模城市潮咖建筑群带来的“热岛效应”和玻璃幕墙引起的光污染等等。碳排放是宏观改善环境的一个措施，必须依靠全世界来实现。而水灾和“热岛效应”和玻璃幕墙引起的光污染问题则是区域性局部的环境问题。但是水资源保护和粉尘污染则是国家在较大区域要解决的问题。凡事还是要讲轻重缓急——“发展是硬道理”这根弦不能丢。毕竟没有发展也无从解决环境问题。这不仅是“是”与“非”问题也是如何把握一个“度”的问题。这世界上非线性的关系要比线性关系多得多——线性关系只是一种特例。

实际上，斯蒂克利来华茨提出的的“全要素”也在告诫我们如何应该“研判”所有问题。

最后，用盖尔·拉夫特的忠告提醒我们：“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需要确保不会因为追求脱碳而失去经济繁荣，因为只有富裕国家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就拿正在经历的疫情来说，只有富裕国家和西方国家才有能力发明和分发疫苗，我们无法从穷国那里得到更多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必须富裕繁荣，才能拥有解决全球问题的手段。但是如果我们犯了错误，如果失去了经济繁荣，比如因为能源价格太高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么恐怕会看到时间效应显现。绿色能源行业将影响私人投资，影响政府支持各种项目的能力，可能反而会弄巧成拙。

最后，我想对你们说的是，要维持可持续性，首先在经济上要可持续发展；其次，美国总统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所以在政治上也要保持可持续性。只有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才能看到真正的成果。我们不能让这种努力时跑时停，一会儿冲刺一会儿慢跑。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下去，就看不到结果，因此即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取得一定成就，也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跑跑停停、无法连续的状况要好。

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以一种更平衡、更负责任的节奏前进，这样就能以一种有组织的、全球协同的方式前进，所有国家都可以齐头并进，而不是少部分国家跑在前面，而其他国家则落在后面。”

非常感谢盖尔·拉夫特先生非常坦诚的一席话。

附：盖尔·拉夫特先生的发言全文《我们必须先去政治化再去碳化》请参见

       https://www.guancha.cn/GalLuft1/2021_10_22_61175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