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奈的经济学错误也值得借鉴_风闻

最近，匈牙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科尔奈去世，失去今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对科尔奈在中国的学生和粉丝来说，实为遗憾。因为当代有资格继承哈耶克当自由主义旗手的经济学家确实难找。我不主张从价值观评价学者的功过。科学就是试错，即使错误的尝试也是贡献，可以告诉后来者此路不通。

科尔奈的主要工作，是提出“软约束”理论来批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缺乏效率，造成社会消费品的“短缺经济”，突破东欧国家批评社会主义体制弊病的禁区。这对中国早期的国企改革一度起到启蒙作用。但是，不了解社会主义体制的哈佛经济学家，把科尔奈的理论当做搞市场化休克疗法的政策处方，以为对国企断贷就能人工制造“硬约束”，倒避国企改革提高效率，结果是国企大面积破产，造成东欧国家的转型萧条。索罗斯等金融大鳄在俄国的投资打了水漂。

科尔奈指责休克疗法忽视转型的政治机制，推卸自己的责任，但是也有一定道理。为此，没有及时得到西方主流认可，未能在生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科尔奈的学生许成钢为恩师抱不平，情有可原。但是，科尔奈理论的错误确值得深究，因为涉及当代中国和西方经济调整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亏损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除了软约束，硬约束两种极端，是否还有第三条道路？

科尔奈是缺乏金融和历史知识的政治经济学家。历史上《旧约圣经》最早提出每七年一次勾销债务，就是游牧民族懂得土地休耕的好处，让负债人获得再生机遇，比中国的父债子还，更有利于社会稳定。金融贷款和破产重组，就是资本主义体制下典型的软约束。真正的制度差别，在社会主义是抽肥补瘦，而非所有国企都没有效率。否则，社会主义国家的负债和通胀率应当高于拉美和美国七十年代的胀滞。科尔奈显然是本本主义的微观经济学家，没有考虑微观和宏观的相互作用。

中国国企改革和特区试验的高明之处，在避免匈牙利的弯路。匈牙利的早期改革，治标不治本，借外国贷款来讨好民众维稳，最后不得不出售国有银行给外国资本，导致匈牙利在转型后没有应对次贷危机的能力，而不得不转向中国求助而非欧盟。中国对国企改革是“抓大放小”，给大国企的软性贷款，只有小部分是维稳，大部分支持技术改造，加强了核心国企的国际竞争力，使中国制造业没有在外国资本引入后全军覆没。中国的各种企业都从特区的适度开放中，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的知识，大大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相比之下，美国金融危机只救金融寡头，不救失业工人，也不鼓励企业投资新技术，使美国金融危机后加速制造业的衰落。东欧和拉美转型国家，无论拉美债务危机的“软约束”，或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硬约束”，都没有产生中国制造业的高速成长。

科尔奈给我们的教训是，经济现象是复杂的多层次多因素相互作用。西方经济学片面强调私有制的激励机制，否认政府和社会对改善经济基础的作用，就看不到私有制保护的是夕阳产业的权势集团，会利用私有制和议会制打压新兴技术的挑战。私有制下的劳动分工也割裂地区的发展，印度，欧洲，美国要发展高铁，单是土地拆迁就难上加难，不是简单的技术加资本就能解决的问题。即使中国的短缺经济下，特种商店卖高价品也不需要排队。固定价格有利于生产商的稳定运作，但不利于消费者的多样选择。反之，浮动价格对消费者改变选择创造机会，但会加大生产商的生存风险。如果造成价格大幅波动，导致经济危机，大规模失业，消费者也将失去生存空间，导致的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凯恩斯发现的流动性陷阱。

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都否定经济危机需要政府干预。奥地利学派在大萧条后失去主导地位，凯恩斯经济学在大萧条后取代古典经济学的主导地位，都是历史的选择。即使吹捧哈耶克的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也都在大搞军事凯恩斯主义和金融凯恩斯主义，来挽救英国和美国的衰落霸权。真正不容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书的是同样信奉私有制的弗里德曼，因为西方国家干预经济的强权在央行，美联储，和财政部。给私有制唱赞歌的许成钢和张维迎，都需要补课英国的殖民主义史和美国的帝国主义史。没有央行与炮舰结合的强权，哪来西方主导的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