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侠女形象所蕴涵的社会意义_风闻

“三言”“二拍”在进行创作时，基本上是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作者十分认真、细致地观察社会，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事实描绘客观世界的精确图画。作者在创作时十分注意反应历史事实的。“三言”“二拍”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比在它以前的小说所反映的广阔丰富得多，特别是它反映了大量市民社会发生的事，写了许多市民阶层中的各种人物。试把现存的唐代小说与“三言”作比较。唐代小说中所写的，基本上都是上层社会人物的故事，下层社会的人物只有少数几个，而且在小说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在“三言”中，下层人物不单是数量极多，而且成为故事中的主人公。这种以市井间事和普通市民为题材的情况，是“三言”“二拍”以前的小说所没有的。人们常说，文学是社会的镜子，小说比历史更真实，其实，文学不仅“反映”所谓现实，其实更参与、驱动了种种现实变貌，王德威曾提出过“想象中国的方法”这一著名命题，他说“作为社会性象征活动的”文学，“不仅铭刻中国人在某一历史环境中的美学趣味，也遥指掩映其下的政治潜意识”。因此，文学对于“侠女”的想象，是一种多面向的丰盈的载体，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现实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况。

我们也能看到“三言”“二拍”中还是有很多忠孝节义、三贞九烈、因果报应之类的落后思想。如《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复仇》中蔡瑞虹为下层武官的女儿，她出身社会下层，因父赴任途中遭难沦为妓女，她手无缚鸡之力，无法凭自己的力量为亲人报仇，只能依靠其他男性，为报仇受尽艰难苦楚，后在丈夫朱源帮助下终于得报父仇，之后又寻访父亲所遗子嗣，延续蔡家子嗣后立即自杀，蔡瑞虹隐忍受辱多年怀抱为亲人报仇和为蔡家续嗣之心，选择自杀也是为全贞节，她在复仇的过程中仍需依靠男性、官府才能复仇成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代的节、义观念对女性的束缚仍然存在。其他侠女的经历也都或多或少有男性的影子。冯、凌二人进步的思想和传统的旧观念来回拉扯，创造出这些具有新时代女性特质独立勇敢的侠女，却也将她们束缚在传统的教化里，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叛逃者”，但又是传统秩序的“守护者”。

他们的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既接触到封建社会下层市民生活的不少方面，也注意到城市的阴暗角落，写出了某些人物的丑恶面貌，同时对当时新兴的市民工商业活动和社会上逐渐兴起的重商风气有所反映，妓女、商人、村妇、手工业者、书生、贪官等各色人物相继走入了映入了我们的眼帘，全方位地展现了晚明新兴商业城市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