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十年岁月的《中国好声音》，终究难逃一“糊”？_风闻

文 | 瑞颖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华语乐坛的十年记忆中，有《中国好声音》的浓浓笔墨，自2012年首播以来，它以独特的节目模式设计吸引了众多热爱歌唱、追逐梦想的学员参与，带出了不少优质歌手。首播后一改中国当时各处音乐选秀节目虽风起云涌却出现口碑乏力的局面，风靡一时，收视率同时段超全国其他节目，迅速成为大众谈资。可以说，十年前《中国好声音》的出现，对观众乃至整个综艺市场而言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拐点。

当十年飞速而过，音综已然成为综艺市场的中坚力量，从流行到原创再到垂直类小众音乐，各类综艺层出不穷，曾经的被视为标杆的中国电视娱乐选秀节目，却在如今商业炒作和利益争夺中失去了对于节目底线和品质的追求，最终走向了市场妥协的媚俗之路。然而广大观众并没有接受汹涌而至的谄媚，相反却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失望与调侃。

第十季的《中国好声音》早已无法复刻曾经的辉煌。从2021回望2012，十季的《中国好声音》究竟走过怎样的一段路程。深挖节目本质，跳出综艺市场的框架，我们是时候停下来，里里外外对节目进行一次重新的审视了。

一

人物之间的互动与话题性

《中国好声音》中基本呈现五组主要人物，分别是：导师、学员、主持人、学员的亲朋好友、梦想导师。五组人物关系作为支撑节目的整体框架，在节目制作宝典的规定性里进行了填充和发散，各组人物的选择、搭配以及其特定作用不仅要遵循原版设置还要对照中国内地社会现实和行业状态，同时更需考量当前文化市场的热点现象与大众的心理需求，在凭借节目品质而获得大众首肯之后，就必然要求它继续在社会舆论和市场喧嚣中进行多重发酵。

在市场化的今天，电视文化工业作为其中一部分与其紧密相连，一味迎合市场反而容易被市场淘汰。因为大众作为市场的主体并不处于完全的被动，甚至呈现出明显的反抗性。从第一季开始，学员或导师所被动引起和主动制造的各种话题迅速形成社会热点和舆论漩涡。

如果说欧美版的《好声音》在体现学员与导师之间互动性上面着重表现其创新的一面，那中国版的《好声音》则重在谈“情”，强调用情感魅力感化观众，以“情”动人本是放之四海皆准，可在注重伦理传统、人情世故的中国，并在不具备欧美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想象力结合的纯熟表达的境况下，《中国好声音》对情感因素的加码即使不是一剂良药至少也上了份保险。

某种意义上，《中国好声音》不只有一个舞台，至少从视听观赏层面来说，它所强调的不仅仅只是“声音”元素，另一个舞台即：导师之间以及和学员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起着烘托情绪氛围、加强故事性和观赏性的重要作用。

显然，每一个学员都有自己的故事，并在不同类型导师之间得到不同的反馈，比如在第三季的的阵容配置当中，导师杨坤提供感性经历、那英带来眼前希望、齐秦指导演唱经验、汪峰负责励志梦想。当观众发笑于杨坤的“32场演唱会”、那英的“我去年带出一个冠军”、庾澄庆的“选我选我”、汪峰的“你的梦想是什么”的口头禅之时，学员和导师之间以及导师内部之间悄悄构成的互动性伴随着学员个性流露与明星导师放下架子呈现普通人的可爱有趣，就此观众绝不仅仅只是倾听学员的演唱，更为重要的是接下来这场情感故事盛宴。

可问题是当观众沉浸在这种以“情”动人的第二舞台之时，大众却在年复一年的过程中产生了逆反心理，明星导师在随着节目渐次娴熟时，同样也产生了固定模式的呆板和故作煽情的嫌疑，而明星导师始终缺乏着应具有的个性化见解和幽默化表达。

二

“剪不断，理还乱”的红转椅

提起《中国好声音》观众很难不联想起节目标志性的红转椅。这是偶然也是必然，该节目每一季的命运转变也恰恰和红转椅联系在了一起。

2016年因受到版权的影响，《中国好声音》被迫改名为《中国新歌声》，此前的红转椅也变成滑滑梯的模式。可惜这样的变动并没能被观众认可，影响力与收视率呈明显下滑趋势，2017年《中国新歌声2》整季的最高收视率都未能突破3%。更令人遗憾的是当解决了版权纠纷，红转椅回归，《中国好声音》依然没能回到此前的巅峰，甚至在收官的巅峰之夜中也仅仅取得了1.7%的收视。

为了进一步挽救收视，节目组开始频繁地在红转椅上下功夫，例如座椅背后实时展现导师状态的大屏、导师间可以互相禁烟的按钮和新一季八个转椅、四个小导师的设定。然而这样的改动并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在增添节目戏剧性效果上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

选手能否通过导师的拍灯而成功晋级，是《中国好声音》一直以来最大的悬念。但这样的悬念营造是作用于观众，而非选手。

对于观众而言，导师在拍灯前的犹豫不决是节目激发观众好奇心与紧张感的制胜法宝。但对于选手而言，面对大屏上的导师们的实时状态，过多的关注只会影响到自己的演唱状态，还容易让观众认为其演唱不够投入，太过功利。并且，转椅的设计明明是要建立选手与导师之间的屏障，让观众拥有站在上帝视角上观看选手表演的快感。面对选手的大屏不仅没能为悬念感的呈现添砖加瓦，反倒削弱了屏障的意味，更像是为了创新而创新的形式主义的画蛇添足。

新一季中备受关注的“4+4”模式也出现类似问题。节目为四位导师分别配置了各自的小导师，而小导师则可依据自己的判断提前转身，若演唱完毕后大导师仍未转身，小导师则拥有30s的说服时间来左右大导师的最终选择。可在实际呈现中，小导师30s的说服时间远不足以充分给到导师甚至观众一个专业且令人信服的理由。节目缺乏合理的模式设置以及实际效果的推演，让小导师能够完美的嵌套在盲选阶段中将其功效发挥到极致。

从转椅到滑梯，从大屏到按钮，再从4人到8人，《中国好声音》中的红转椅从曾经节目最受瞩目的标志，一步步沦为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桎梏。或许节目组早已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红转椅的设定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审美需求，但由于很多观众仍会下意识地将红转椅与《中国好声音》画上等号，导致《中国好声音》被彻底地局限在了红转椅当中，无法进行过多的调整。

三

模式转型，重找出路

《中国好声音》自开播以来在内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寄予厚望，在文化市场商业化繁荣的今天，电视文化工业在追求品质内涵的基础上同样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杂音。

对于《中国好声音》现如今的处境有的观众认为是近两年的音乐行业不景气。亦或者是节目质量难以吸引观众。但在这些纷纷扰扰之中原因似乎也初见端倪。其一便是许多观众津津乐道的资本加入。一档节目在开播之际收获了空前的热度，当它有第二季或者更多季的时候，想要来分一杯羹的人将会源源不断。基于这样的目的，无论是节目亦或是参与其中的所有人都不再纯粹。制作优质的节目不再是最终的目的，如何去“平衡”出彩的选手，去“制造”出彩的选手成为了重中之重。

“媚俗”是娱乐节目的通病。因为媚俗节目失去了自身思想价值，失去了稳定的评判标准，用娱乐外表包装百姓故事和百姓梦想。比起国外选秀节目对梦想和平凡内心的真实表达，中国选秀节目则过度地渲染和放大选手的特长和背景。娱乐节目也是需要一种精神蕴藏其中，选秀节目应该鼓舞和点亮人们的梦想和勇气信念，而不是看热闹地一笑而过。

选秀节目发展乏力，还与中国选秀节目运作模式的不成熟相关。

中国的选秀节目说到底也是抄袭国外，为什么欧美选秀节目经过了许多年仍然能做得红火，选秀歌手依旧有百万唱片销量和演唱会，而到了中国却不行。这基于国外强大的唱片工业和娱乐产业的支持，它的盈利方式趋于多样化，包括电视广告、转播版权、唱片发行、授权纪念品和演唱会门票等多方面。所有签约艺人都能出唱片，但这个产业链在中国是缺失的。我们的很多选手都具有演唱的实力，但一些唱片公司无暇顾及歌手的发展，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商演和广告活动中，为了牟利而牺牲艺术的发展。如果选秀节目不改变传统的运作模式，必将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