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影视：不缺题材，却留不住人才｜文娱地理_风闻
一起拍电影-一起拍电影官方账号-2021-10-19 11:06
作者 / 小保
暴雨水灾、古迹抢救、平遥影展、成龙影周……近日，山西不仅成为了国家时政议题的地理焦点，而且又再度聚集起了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电影业界的灼热目光。
可以说，山西省是一块宝地。从经济上看，在上世纪乃至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山西都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从能源上看，山西储藏着大规模煤矿，供血着我国大多数地区生产生活与生计的电力运作；从文化上看，山西有着七个世界文化遗产和众多可移动或不可移动文物，“游山西就是读历史”毫不虚言。
然而，山西在进入新世纪后的经济没落、人才外流、产业结构失衡却又是令人唏嘘的。据今年官方公布的2021Q1统计数据，山西总GDP排全国31省份中的第20位，两年平均增速5.8%，处于靠后位置。而据今年最新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山西是为数不多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之一，省会太原市的平均薪资水平亦只有4000元出头。
此其中，在发展上“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山西电影产业和在外出勇闯天地的山西电影人便是缩影之一。
作家余秋雨在其文章《抱愧山西》中写道：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晋商的鼎盛春秋长达数百年，它的衰落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
是的，山西曾经最有名的是晋商和他们创办的票号，晋商闯荡神州、票号集聚平遥，然时代变革、票号生意没落，遂开采煤矿，却又在经历一轮轮暴利之后被收归国有，徒留一个生态破坏的烂摊子。如今，往日的商都平遥变成了今日的景点平遥，而在平遥，贾樟柯从2017年开始办起了平遥国际电影展、建起了平遥电影宫。
实际上，山西与电影的连结远先于贾樟柯对平遥的介入。
据《文史月刊》刊文考证，早在1919年，电影便作为一种基督教会的传教手段传入太原，而到了1924年山西督军阎锡山掌权时期，他又请人拍摄了自己的阅兵仪式，耗资甚重。此后，1935年时阎锡山亲属一脉成立了西北电影公司，数年间拍摄了《千秋万岁》《无限生涯》《塞北风云》《华北是我们的》《风雪太行山》等纪实向影片。解放后，山西电影制片厂于1958年成立，以差额补贴事业单位的身份拍摄了《明天我爱你》（1999，潘长江、李明启主演）、《暖秋》（2005）、《于成龙》（2017）等口碑尚可的作品。至今，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人民政府也再下决心，朝着“打造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有影响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组建全省五大文化企业集团”的目标前进。
勿论煤老板们是否如负面刻板印象中那般生活奢靡、人傻钱多，在中国电影产业快速膨胀发展的2010年前后，煤老板确实给行业带来了不少投资热钱，由此也催生了不少怀着理想与目标进入电影行业的人们。可惜，热钱终究是热钱：2008年后山西煤矿基本被收编为国有，煤老板此后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当煤老板们在电影项目上有了更多的“亏得不明不白”，兴趣、热情、投资也自然逐步褪去。
所以，煤老板终究只是一段历史下的产物；与他们相比，在电影创作上勤勉实干的山西影人才是撑起“山西电影”排面的有名英雄。
说起山西电影人，贾樟柯、曹保平、宁浩这三个人的名字是绕不开的。生于厮、长于厮，虽从此地外出闯荡，但其作品中有带着浓浓的山西特质和情谊。尤其是贾樟柯，从《小武》开始便一直描绘着家乡的基因，如今功成名就，又通过举办平遥国际电影展、出任山西电影学院院长等行动回馈山西。
除此三人外，在山西生活、学习、创作的电影人还有毕赣、韩杰、李非等等。有些人虽然没有长在山西，但却把珍贵的大学时光给予了山西；有些人虽然走出了山西，却又将自己所学所做贡献给了山西；而即便未曾与山西有过直接联系的电影人们，也把自己的光影镜头给到了山西，比如冯小宁在《黄河绝恋》中尽收壶口瀑布的壮阔、张艺谋在乔家大院拍出了《大红灯笼高高挂》、2017现象级电视剧《白鹿原》则让上庄古村成为了那见证故事恩怨纠葛的舞台。
由此可见，山西对中国电影人来说都是一块不可多得的滋养之地。
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山西电影产业的发展桎梏却又那么明显、那么令人感到“恨铁不成钢”。
首先，从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煤老板虽已不再，“煤矿”二字却仍困住山西。
2006年时，时政评论杂志《南风窗》上的一篇报道如此描述——“在这个以煤为重的内陆省份，全省的投资项目几乎都直接或者间接倾斜与煤相关的产业，但当满足了国家的能源需求后，山西才发现自己所有的产业几乎都与煤有关！”因此，彼时的山西领导班子不知道除了煤和旅游，山西还能做什么，就连专家调研报告也直指山西的经济结构调整还需几十年。
此后，山西确实是有在努力的。自2011年开始，“文化强省”四个字便在山西的政策规划中被反复提及；2016年前后，山西宣布将持续优化绿色能源结构、推进煤炭去产能；2017年底，伴随着第一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落地，山西更是出台了《优秀电影扶持奖励办法》，势要打造实力强劲的“电影晋军”。
但是，要想改变煤矿给山西带来的产业结构，又岂在朝夕或几年之间？没有了私人煤业，公有能源业务依旧是山西省的经济主力；即便有了主要收入途径，不少省份却又长期拖欠着山西的款项，直接导致了山西存不下钱；而窘迫的财务情况外加以往挖煤所落下的生态病，又在暴雨洪水来袭之际显露无疑，继而还连累着那些得不到妥善保护的文物古迹。
其次，相对贫瘠的教育资源推走了不少山西人才。时至今日，山西本省依旧没有世界双一流大学和985高校，仅靠一所以理工科目为主的211高校太原理工大学，又怎能留住千千万向往更美好生活的年轻人呢？
而对于想学电影、通过高校资源成为电影人的年轻人来说，与家乡相隔不远的北京无疑会是更好的选择。看向贾樟柯、曹保平、宁浩等山西影人，多数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而据天眼查数据，注册在山西省内的影视公司只有一万六千多家，且多经营广告制作、电影后期等周边性或辅助性业务。
现下，我们或许可以把山西的影视教育前景寄托于“山西电影学院”，但即便有着“贾樟柯院长”的金字招牌，山西电影学院能否给山西影视教育带来新风，仍将是个大大的疑问。同时，山西的人才补贴和引进政策也一直被山西学子和游子们诟病，勿说招来新人，要想能留住乡人都成了一个问题。
最后，山西省市政府在电影产业方面上的专业性、实干力和公权力亦还有待加强。
仍记得，去年的平遥国际电影展上闹出了议论纷纷的“贾樟柯出走事件”；据21世纪经济报道所述，彼时，尽管贾樟柯身边的同仁不明所以，但面对平遥国际电影展最终将会被收归政府举办这一大概率事件一直有所准备，所以或多或少也能猜测到贾樟柯的心思。然而，在“贾樟柯出走”后的大半年的空窗期内，政府方面并未有向大众展示或交代出一套妥善的多方回应或替代方案，结果到了今年6月，贾樟柯又“毫无意外地”回归平遥影展了。
因此，山西若想培育出更多优秀的电影人、电影产业若想在山西破局，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还要做得更多。这一点同时也是很多山西影人的希冀。
比如，山西影人需要能促进彼此交流的平台。贾樟柯2018年在接受山西晚报采访时便谈到，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设立“从山西出发”单元，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山西影人找到彼此。所以，主创为山西籍电影人、或山西影视公司担任第一出品方、或在山西取景拍摄、以山西为故事背景的影片均可报名参与展映。
“征集影片的消息发出后，（我们）才感受到山西确实不缺电影人才，也不缺电影资本，从这点上说我对整个山西文化电影产业是非常有信心的”，贾樟柯在采访中补充道。
又比如，山西影人还需要依托家乡各方面的协同发展，从而寻得更大的创作信心和更强的创作后盾。
在这一点上，自2018年落户大同的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就有带出一个好头，不仅成龙自身会通过电影节、公益代言、旅游推广等途径向外推介大同和该市的特色黄花产业，大同自身也在利用好电影节的溢出效应，落实产业扶贫和精准脱贫。到了今年，小黄花俨然已经成为了大同人民脱贫致富的大产业。
如今已经是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了，山西影人镜头下的山西风貌实际上并不稀缺，但试问又有多少部作品得到了真正的宣发、从而走进大众视野呢？比如，2018年时来自广电体系的纪录片导演张跃平拍摄了一部讲述山西慰安妇题材的影片《大寒》，但却未能留有宣发预算，最终还得由山西省社会学学会发起、山西省电影家协会、山西院线联盟和电影《大寒》出品方阳泉广电传媒有限公司主办了一场“山西人力挺山西电影《大寒》不下线”的电影复映活动。
又比如，由山西籍歌唱艺术家阎维文主演的传记电影《风雨日昇昌》于2020年9月29日院线公映，却只获得了85.4万元的惨淡票房，豆瓣上更是只有几人标记。
当下，全国各省都在提供花式各样的人才引进政策和补贴政策，电影产业也好，其他产业也罢，掌握人才必将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对于山西人来说，诚如民歌《走西口》所唱的那样，世界各地、东南西北无所不往，纵然心系家乡，但也要能看到奋斗的希望才是最实际的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