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作家更偏爱描写“疯女人”？_风闻

诺贝尔文学奖总计一百多位获奖者，但其中女性只有16位。

相应的，是因为女性作家的稀缺。

在文学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男女作家视角中，截然不同的世界。

就让小印带大家看一看女作家笔下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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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女人”，男性作家的想象？

在现代文学里，女疯子形象占据了大部分，但是，她们的社会文化意义，却大大少于男疯子形象。

阁楼上的疯女人，就是女性主义中，一个非常著名的话语表述。

原先是指《简爱》里，被男主人公关在阁楼里，有着神秘、怪异笑声的女人，他的前妻伯莎。

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疯癫，主要来自男权社会对女性身心的压抑与迫害，是女性性别身份焦虑与反抗的表现。

这个阁楼上的疯女人，已经成为一种隐喻，她象征所有女性，被压抑与反抗、被窒息与寻求、被孤立与倾诉的全部沉默的历史。

在塑造疯男人的同时，男作家构建了一大批疯女人形象。

但在他们的笔下，疯女人的隐喻是狭窄的，是一群脆弱、有情无理，仅靠本能而生存的人。

曹禺《雷雨》中的蘩漪，和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离经叛道的女性。

然而，这两个同样阴鸷、乖张、变态扭曲的疯女人，却遭到不同的对待，前者是敬佩与同情，后者是厌恶与反感。

《雷雨》中，繁漪出场时，曹禺是这么介绍繁漪的：

“脸色苍白，只有嘴唇微红，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觉得有些可怕……

在那静静的长长睫毛的下面，有时为心中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的眼光会充满了一个年轻妇人失望后的痛苦与怨望。

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

男作家更多是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在故事外叙述。

繁漪作为一个女人，她渴望爱情、幸福，但她的遭遇，只能做一个服从的榜样，为了跳出这个牢笼，扮演一个疯子。

而《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出场，就和男性视觉中，红唇大眼、高鼻长睫、文弱明慧等符合男性本能欲望的截然不同。

“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

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

曹七巧则是一个矛盾而分裂的人，她不想被完全吞没，挣扎在男权社会里，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她身上，代表着女性的愤怒与焦虑、抗争与妥协。

两个故事都有关于原欲，但从《雷雨》的人物中，我们不难看出男作家笔下男性的顽强、理性，和女性的脆弱、非理性。

这两种形象的对比，以男性作家的花样塑造，不断播散开来，也渐渐被大众接受，渐渐男女形象有了固定的模板化。

女作家们笔下的疯女人们，正是男权话语包围中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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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作家的爱情观，大不同？

“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是女人生命的整个”——拜伦

根源于两性深处的差别，使爱情自然而然成为女性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主题。

但是男女作家笔下关于女性爱情的形象却大不相同。

很多男性作家把自己对女性的理想融入到文学作品当中, 温柔似水，尽管有时反叛，但依旧处处依附男人，以男人为中心。

而女性通过身体，将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表现出来。她们笔下女性形象，多带有自己影子，或是自己的理想形象。

对于恋人，男女作家关注点也截然不同，《苔丝》和《简爱》就是一组鲜明的对比。

在《苔丝》中，哈代以男性审美，塑造苔丝外形。

“一个俊美可爱的姑娘”、“那灵动的牡丹一样的嘴唇和天真的大眼睛”。

这几处外貌描写，为读者呈现了苔丝的自然之美。

然而红颜薄命，作者通过毁灭美好，来吸引广大读者的兴趣。

《简·爱》却一反以往，并不以美丽温柔作为女性形象。

她的魅力在于，平凡外表下的伟大人格，借此征服了她所心仪的罗切斯特，最终追求到了人生的幸福。

两位异性作家，对各自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外貌描写，存在根本不同。

大部分文学作品中，女性终身理想只是苦苦祈求男性爱情，或者甘愿成为男性玩物。

女性的身体，被男性用言语编织了一套沉重的身体伦理，这伦理时刻禁锢着人们对身体的认知，也使女性对爱情产生误解，被谎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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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强调母女间的冲突？

中国文学中，对各种家庭关系都有许多叙述，却几乎没有出现母女关系。

这是因为，在以男性血缘为中心的家庭结构中，女性被迫采取从夫而居的生活方式。

思考母女关系，会进一步质疑父权的合理性，孩子为何跟随夫姓，而不是联系更加紧密的母亲。

母女关系文学叙述的匮乏，是男性独霸历史书写权力的结果。

在强大男权中心文化垄断之下，人类最为重要的血缘亲情之一，母女关系成为了我们社会秩序中，最隐晦的区域。

在旧时，甚至女性不曾拥有姓名。

女儿只是家庭暂时成员，在父权家庭里，需要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种言论，来巩固统治。

尽管中国传统文学中，偶尔会有像《西厢记》、《红楼梦》等文学作品，涉及到母女关系。

但其中的女性，根本没有独立人格和女性自我的独特感受，她们只是男性主体叙述人文化观念的载体。

在文学中，母亲是没有独立自主意识的客体，在父权专制文化的压迫与教化下，成为父权帮凶，是父权专制在家庭中的主要行刑人。

在封建父权专制下，当母女深情，妨碍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现实利益时，母女之情就会被视为非法、非理性的。

比如《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受到兄嫂言语的刻薄与欺负，希望得到母亲支持时，母亲却站在家中男性继承人一边，不再有现实中的母女之情。

至到现代，第一批不甘心被紧闭束缚的母亲，出现在女作家笔下时，被父权割裂的母女关系，又回到了文学叙事中。

白薇的《打出幽灵塔》、关露的《新旧时代》、丁玲的《母亲》、《过年》……

在这些作品中，母亲们拒绝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命运安排，自强自立，她们是中国现代第一批冲出家庭樊篱，摆脱对男性依附和从属地位，走到历史前台的新女性。

现代男作家，对母女关系书写非常稀少，他们更注重父子关系的叙述和探索。

与女作家的多样化母女关系叙述相比，男作家更倾向于展现母女关系之间的冲突而忽略了她们直接的至亲关系。

即使有零星的母女相惜相怜出现，也没有女作家作品中始终充溢着的认同和幸福感。

比如胡适《终身大事》里的母亲，是封建家长代表，与专制独裁的父亲站在同一立场维持陈腐道德秩序。

和创作相比，中国现代文学批评领域，却由男性统治，文学中的女性意识，被极度削弱，影响了真正女性作品的创作。

而随着女性写作越来越自由，在局限、困惑、矛盾中不断挣扎，女性小说写作开始慢慢发展、壮大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