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之争“”、思政素质和基层思政教师——关于几个问题的讨论_风闻

                                                           一

    “文理之争”经常涉及到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文科”的科目比如哲学到底有没有价值的问题。 

       偶然翻到一个博客，看到一位读了很多哲学书的网友写文章说“哲学没有价值”，因为哲学既不能给我们科学知识（例如像物理、化学那样的“理科”知识），也不能教我们如何做人。他还认为：类似康德、哈贝马斯那样的哲学家以为自己能够教人做人，以为能靠一套理性规则推出该如何做人，但那只是一种自大，你与其跟他们学如何做人，不如跟你自己的父母学。另外，这些大师总有一种表里不一：他们口里说“我是给你启蒙，是教你学会自己去思考如何做人，而不是代替你思考”，但实际上，你被他们“启蒙”的结果，就是发现他们已经替你思考了，你只要照做就行了——因为“启蒙”的前提，就是你是“蒙”的，他们来“启”你，所以如果你不按他们教你的方式思考（比如运用他们那一套云山雾罩的术语、行话，并且这些的解释权都在他们手里），你就没有资格思考，但既然如此，就不如干脆让他们替你思考算了。     

        我是教哲学的，但我感到他讲的不无道理，所以看了一遍就记住了这些意思。     

        不过，我不赞成他的“哲学无价值”论，因为他忘记了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      

        马克思。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中，批判的恰恰是这位网友所不满的那些启蒙思想家：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哲学的价值，主要得到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去找。这是因为，自然界中的认识和改造对象，某种意义上都是现成的客体（山川大地、动物植物等），而社会领域里的改造对象，则既是客体又是主体，或者说既有客体性又有主体性（比如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等等），以至于一个自然存在物（例如土地），一旦被纳入社会领域来考察，它就会有完全不同于纯自然存在的意义，而成为一种我们常说的“社会存在”（例如土地一旦作为农业生产资料，就不只是自然存在，而是社会存在了）。那么，我们怎样呈现和把握这样的对象？这就需要一种与自然科学既有重叠但又有不同的眼光，比如我们认为“社会存在”也是物质的，也有客观实在性，但同时我们又意识到这个“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自然界的那些“物质”及其“客观实在性”是很不相同的，我们如果只是站在自然科学内部，就无法理解甚至无法发现这种“客观实在性”，唯有既借鉴自然科学，又合理地超出自然科学，我们才能理解它——而能给我们提供这种双重眼光的，就是哲学，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上，这种双重眼光造就了人类最初的认识：我们自从“人猿相揖别”那天起，就不是把自然界当作一个与我们无关的对象而是当作一个被我们用集体力量来改造的对象来把握的。我们像当今的自然科学那样，将自然界当作一个与我们无关的“纯客体”，反而是在此很久以后了——而我们之所以能这样看，却也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实践向我们提供了逻辑、数学等强大无比的思维工具，才能在思维中将这个自然界“纯客体化”，并且我们对自然的集体改造已经深入、广泛和剧烈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被我们改造过的自然和未被我们改造过的自然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让我们不得不将它们视为“两个世界”：一个属人的、社会的世界，和一个社会“之外”的“纯天然”的世界。     

        以上这一切，自然科学并不会告诉我们，必须有某种超出自然科学的视角才行——你是否把它叫作“哲学”，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确实需要这种单靠自然科学提供不了的视角。尤其在今天，自然科学和相关技术似乎无所不能，往往会对这个视角有一种遮蔽作用（实际上也遮蔽了自然科学自身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例如卢卡奇就曾指出所谓“纯自然科学”思维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亲缘性，比如忽视总体性、重物轻人、倾向于将一切单一化、量化，等等——我并不完全赞成卢卡奇，因为“纯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的社会根源首先应该是大工业生产的实践，在讲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之前，应首先指明并强调这一点，以免造成误解，以为“现代自然科学”是与“资产阶级”绑定的），我们就更需要注重培养和训练这种哲学眼光了。

                                                          二

       一位在教高中的同学问我：     

“认识的对象只能是物质世界吗？因为我们讲哲学上的世界有两个（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但是教材上讲认识的对象又只是物质世界，没有说精神世界。但是人不能认识精神世界吗？”

        我回答：     

“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     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不存在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精神现象就是物质世界之中的一种现象，认识精神活动，仍然是认识物质世界的一个特殊层次，即认识那些具有精神属性的物质，或者认识某些物质所表现出的精神属性，或者认识物质世界在人的精神（这个精神并不独立于物质）中的反映。    

         至于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这种提法（注：看来就是这个提法让这位同学产生了困惑），可作如下理解：   

        1.不要认为用“和（与）”字连接，它们就一定是互相外在的：比如“党和人民”，这并没说党在人民之外，并没有说九千万党员就不是人民；    

        2.如果真的互相外在，那么，这个“物质世界”是狭义的物质世界，即那些不具精神属性的物质的集合，这就好比“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学习本来包括在生活中，但“生活委员”管的“生活”是狭义，即除了学习之外的生活。但“认识的对象是物质世界”，这是广义的物质世界。”

          之所以将这个答问列在这里，是因为这个答问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思政专业同学要学好专业特别是以后要上好课，应该着重培养的三种素质（当然不止这三种，但就事论事，我们先指出这三种）：     

        1.扎实的理论功底：“世界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个大家都知道，但要融汇贯通，要理解这个原理蕴涵着“精神活动也是某些物质的属性，因此所谓“精神世界”不可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这样一个观点。    

       **2.清晰的逻辑思维：**在讨论让这位同学感到困惑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提法究竟是什么含义的时候，运用选言推理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即以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为前提，分两种情况讨论：

           （1） 它的含义不是“相互外在”，那么此时这个提法就并不要求精神世界在物质世界之外，那么在谈“认识对象”时，也并不一定要在“物质世界”之外单列出一个“精神世界”；

           （2） 它的含义是“相互外在”，那么此时，所谓“物质世界”就是狭义的，它就仅指“不具有或不表现精神属性的那些物质的总和”，但由于“认识的对象是物质世界”中的“物质世界”是广义的“物质世界”，因此它与狭义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在我们暂不考虑有精神属性的物质也起源于无精神属性的物质并往往反映着前者这两点的前提下）之间的某种外在性是并不矛盾的。

           因此，无论哪种情况，“认识对象是物质世界”都是成立的。    

          3.高度的语言敏感：“和”这个并列连词在日常语言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我们平时往往只注意它的“相互外在”的含义，比如“苹果和梨子”、“张三和李四”、“中国和外国”……但往往会忽略“中国和世界”、“党和人民”等等提法中“和”字并不见得是“相互外在”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很有意思，这恰恰是因为“和”本来确实是表示“相互外在”的，因此当我们想要强调某个整体中的某一部分某一层面的重要性、特殊性时，就常常把这一部分或层面从整体中抽取出来和那个整体并列起来，用“和”字连接起来，造成好像它们是相互外在的“错觉”，但这其实不过是为了强调那个部分或层面，让大家在这时像注意那个整体一样注意那个部分或层面，把那个部分或层面看得更清楚，比如“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乃至“认识与实践”都是这样，为了强调前者（部分）而将它从后者（整体）中抽离并与之并列，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让我们敏感到这一点，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运用是很灵活的，有时我们用语言造成一种“错觉”正是为了达到我们所需要的某种效果，而我们要辩证地对待这种“错觉”，也就是既要体会出它那种强调的效果，又要能反思出这整个语言运用的过程从而理解这个“和”字并没有否定部分与整体的真实关系——好像看电影《长津湖》，你既要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故事情节，又不至于想冲进银幕去参加战斗。在舞台艺术中，这被称为“第四堵墙”——舞台有左、右、后三堵有形的墙，但前面还有一堵把“戏”与观众隔开，让观众意识到自己在看戏的无形的墙。在日常生活中，在每天的语言运用中，也常有这样的“墙”，让熟悉的东西、合理的东西忽然发生变异，让我们更能注意到它，更深入地体会它，思考它，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它的现实性、合理性。把握这些，就需要我们对语言有高度的、全面的敏感性。因此，思政专业同学应该有较好的语文素养乃至文学素养。我大学时读钱钟书先生的讲比较文学的笔记体巨著《管锥编》，虽未读完，但在这些方面受的启发却不少。   

          联系前一部分提到的“文理之争”，可以说这三种素质是文理科都可以培养的：第三种素质“语言敏感”可能与文科的关联还更大一些。而对语言的敏感绝不仅仅是咬文嚼字，它往往意味着对语言所代表的某种社会现实、社会关系的敏感，比如“同志们”和“弟兄们”、“指战员”和“官兵”、“子弟兵”和“兵哥哥”这些语词及其差别，就有着很丰富的社会含义。又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个成语，你查它的出处，会发现它并不是说“州官可以放火，而百姓不可以点灯”，而是一个叫田登的州官为了避讳，让大家都得把“点灯”叫做“放火”，结果“元宵节点灯三日”也只能说成“放火三日”。这个田登大概是并不准备真的放火的，他只是要大家把“点灯”都说成“放火”。但是老百姓敏感到了：第一这是在剥夺大家的话语权，让大家失去了说“点灯”的自由；第二，这是破坏了约定俗成大家普遍接受的语言规则，以后大家无法区分“点灯”与“放火”，当你说“放火”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你是点灯还是真放火，一切都由你随心所欲地解释，比如当你强拆民房，说“放火”时，真的有你的鹰犬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朝廷追究下来，你还可以推脱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所以这个成语说明我们中国人对话语是很敏感的，知道有些事情看起来只是字面上换了个说法，但这个说法是谁换的，为什么要换，换了之后会造成什么差别，背后却有着值得解读的很复杂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进程。自然科学家一般来说就不大关注这些，因为自然科学的重点在关注“说了什么”，而并不太关注“谁说的”、“何以能说（或何以不能说）”“为什么说（特别是有些好像明明是“错”的话，为什么也会有人反复地说）”这些问题——比如伽利略大概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让他说“地球在转动”，或者说他的研究不允许他把精力放在理解这些问题上面——而这对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结尾我要说，这些年来的教学经验让我感到：     

         网络时代是双刃剑，有的人利用它丰富的资源和开放、迅捷、即时的互动性，极大地提升着自己的学识、逻辑和语言水平；有的人则迷失于良莠不齐的信息海洋、感官刺激、无效社交和个人纯情绪发泄中，视野窄化、思维浅化、逻辑弱化、语感钝化，不少人到头来连一句普通的话都看不懂、说不清——这就是网络时代的两极分化。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事实上对所有人（包括很多原本素质较高的人）都有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往往也要迎合别人，而不知不觉地迷失自己）。    

         思政专业同学就要扭转这种两极分化，尽全力引导和帮助大家特别是青少年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都得到全面发展。    

          我相信同学们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但这必须首先从我们自己做起。

                                                               三

         我是在基层教马原的普通教师，很多人喜欢拿我们说事，认为我们死搬书本，不懂现实，不知变通。比如有些人会说 ：“现在都市场经济了，改革开放了，你们还在那里讲私有制怎么怎么不好，公有制怎么好，为什么不与时俱进呢？你看现在学术界那么多理论文章，都是说要破除极“左”僵化思想，大胆拥抱民营资本，和你们鼓吹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难道人家那些理论大家的水平会比你们低？” 

          我们这些人难道真的那么“教条”，那么迟钝，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不知道我们现在要改革，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真相是：    

        我们说一些话，强调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立场，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或不敢面对现实而只敢重复、照搬经典著作里的“教条”。相反，这正是因为我们不像有些“高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样一天到晚穿梭于资本家、“各界精英”之间，和他们相视莞尔，觥筹交错，和他们一起“解放思想”，一起“创新”，一起指摘马列经典这也“过时”，那也“教条”。   

         真相是：    

        我们每时每刻都能从社会现实存在的矛盾中，从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老百姓的生活体验中，发现很多被急于标榜自己“创新”的“理论家”们嗤之以鼻或束之高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断不但没有过时，反而不断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境遇、实践与呼声所印证。     

        记得《牧马人》里的许灵均对质疑他的信仰并劝他出国继承自己家产的父亲说：    

      “我已经四十岁了，您要相信一个四十岁的人的信仰，不是那么幼稚的了。”    

        是的，我们说的有些话，可能让人感到我们有些“一根筋”，但这种“一根筋”已经不再是幼稚的了：     

        我们不会再迷信任何人，包括不迷信那些要我们“不迷信任何人”的人。     

        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面临的实际斗争需要我们怎样，我们就会怎样，不以任何其他人（不管这人顶着怎样的头衔，怎样的“光环”，他如果不和我们一条心，我们就不会被他左右）划给我们的“问题”为转移。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