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对藏区的一个深刻偏见, 遮蔽共同富裕的整体视野: 一位西藏三代的洞察_风闻

✪ 强舸 |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

【导读】近期，《求是》杂志发表重磅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引发广泛关注。相较于内地，边疆民族地区扶贫难度更大，共同富裕之路也更艰辛。但是**长期以来，一种“文化贫困论”颇为流行：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不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因而以现代化为基础的扶贫举措，不符合其习俗，也难见成效。**而这也是长期以来西方世界评判第三世界国家减贫事业时的流行说法。

本文作者的祖辈和父辈都曾长期援藏或在藏工作，对藏族生活有着切近洞察。他不同意上述说法，并从一个常被用来佐证“文化贫困论”的案例——藏族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切入，以藏族农民的大棚产业扶贫项目为研究对象，分析比较了日喀则白朗县“愿种”大棚蔬菜和拉萨堆龙德庆区“不愿种”大棚蔬菜两个案例，提出一个问题**：堆龙德庆的基础条件优于白朗，为什么堆龙的大棚经济却搞的不如白朗好？**

作者发现，从实际经济行为上看，堆龙农民有更多市场机会，无论是把大棚出租给农民、还是选择看似不稳定的建筑和货运，都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符合市场规律的最优选择。但因为白朗离城市较远，对堆龙农民形同鸡肋的大棚，却是白朗农民摆脱贫困不可多得的优质商机。这种因果机制，为我们实事求是地理解藏族农民的生计模式和市场参与，提供了重要视角。作者指出，外界盛行的“保持藏族传统生活方式”的言论，换种说法就是“让他们继续穷下去吧”，从而满足东方学的、消费主义的猎奇心理，本质上是以“传统”为名、以“关爱”为幌子，粗暴剥夺少数民族的自由选择权利。正如藏族学者仲布·次仁多杰在回答法国学生的提问时说过的：“你们法国人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藏族人就必须生活在‘博物馆’里呢？”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原题为《市场机会与理性选择：藏族农民如何参与市场经济？》，**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位思考。

市场机会与理性选择：藏族农民如何参与市场经济？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同步小康是中国扶贫事业必不可缺的重要部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然而，相较于内地，边疆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往往难度更大。对此，一种常见的解释归因于文化：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不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因而以现代化为基础的扶贫举措难见成效。这也就是西方世界在评判第三世界国家减贫事业时一度流行的“文化贫困论”，它的提出者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必然倾向于永恒……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1]

“文化贫困论”在方法论上给我们的提示是：扶贫既要从国家角度考察治理举措，也要从个体角度理解被帮扶者的行为选择。因而，相较于现有文献大多是从国家治理角度研究中国扶贫事业，本文希望从被扶贫的少数民族群众角度探讨相关问题。

但是，本文不同意“文化贫困论”关于民族文化、思维方式与扶贫和现代化的具体论断。本文将选取一个曾多次被用来支持“文化贫困论”的知名案例，重新分析以阐释少数民族面对扶贫、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时的行为选择，并最终证明没有什么先天存在、可以决定一切的民族文化或者贫困文化，少数民族同样可以在发展中做出最符合自身需要的行为选择。

**▍**一、问题与方法

（一）提出问题

西藏是我国第二大(也是人口占比最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是最大的连片贫困区(西藏没有大家熟悉的“国家级贫困县”，而是全自治区都享受贫困区政策)，其农村贫困问题一度非常突出。为此，当地政府和对口援藏单位采取了诸多扶贫举措，其中大棚蔬菜是近二十年来西藏分布最广、投入最多的农村产业扶贫项目，被寄予厚望。然而，许多研究者观察发现，在最早发展大棚蔬菜的拉萨城关区和堆龙德庆区等地，藏族农民往往会将政府投入大量扶贫资金辛苦建起的大棚以不高的价格租给内地农民。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经营利润较高的大棚？

这一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理论上，不同于自然经济的传统农业，大棚蔬菜是市场经济产物。因此，在工业不多的西藏，大棚蔬菜被视作考察现代化与传统藏文化、藏族应对市场经济以及能否靠自身摆脱贫困等重要议题的典型案例。从现实看，西藏近八成人口仍是农民，大棚产业能否蓬勃发展并惠及广大农民也就成了重要治理问题。

一些可被归为“文化贫困论”的研究从文化视角出发，认为藏族特有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不适应市场经济，所以不愿经营大棚，国家的扶贫工程因此并未收到期望效果。[2]表面上看，上述文化解释逻辑自洽。然而，当我们不止观察拉萨城郊而是放眼西藏全境时，会很容易发现一个反例——日喀则白朗县大棚产业。目前，白朗已是西藏最重要的蔬菜基地，有西藏大棚蔬菜“第一县”之称。白朗大棚产业同样是国家扶贫工程的产物，但白朗5000多座蔬菜大棚却全部由本地农民经营。

显然，白朗案例表明藏文化并非导致西藏大棚产业发展和国家扶贫成效差异的关键因素。那么，在文化之外，究竟是哪些因素和机制塑造了藏族农民在大棚产业上的不同行为选择？进而，我们希望探讨并展示的是，在现代化和发展主旋律下，藏族农民如何参与市场经济，用劳动摆脱贫困，追求美好生活？

（二）研究方法

许多西藏研究都是通过分析微观单一案例探讨藏文化、农民增收与西藏发展等宏观议题。然而，白朗案例与现有解释的尖锐冲突，清晰地呈现出微观单一案例研究的两个缺陷：第一，代表性不足，宏观对象的复杂多样性未必是单一微观案例所能涵盖的；第二，选择性偏差，研究单一案例可能出现将个别现象当成普遍现象，将无关因素当成关键原因的问题。

事实上，由于地理环境和发展情况差异，不同地区藏族农民生计模式往往呈现极其复杂的多样性。[3]面对现代化和国家行动时，不同境遇会促使他们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就西藏研究而言，应当放宽视野，通过对不同典型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关键差异，进而探寻差异背后的统一逻辑与更具宏观意义的解释机制。

在广泛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本文选取日喀则白朗县和拉萨堆龙德庆区两个案例，它们分别是“愿种”和“不愿种”大棚蔬菜两种类型的典型代表，可以构成“最相似比较”。[4]结论部分会补充介绍两个案例在全藏的扩展性。

**▍**二、白朗县与堆龙德庆区的基本情况

最相似比较法首先要确保两个案例大多数可能影响因素是相似的。就大棚产业而言，基础条件和产业政策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本部分系统梳理堆龙德庆和白朗相关情况，论证并非这些因素导致两地农民不同选择。

（一）基础条件

大棚蔬菜所需基础条件包括自然环境、销售市场和经营技术三类。

**在自然条件方面，堆龙德庆略好于白朗。**堆龙德庆大棚蔬菜主产地海拔3700米左右，白朗大棚蔬菜主产地海拔3900米左右；在日照、年均积温等指标上，堆龙德庆略优于白朗；两地都有充足的灌溉水源和水利设施。

**在销售市场方面，堆龙德庆大于白朗。**堆龙德庆主要供应拉萨主城区，白朗主要供应日喀则主城区和江孜县，拉萨主城区人口多于日喀则主城区和江孜之和。此外，由于高原地理限制和高昂的交通、保鲜费用，除少数高端品种外，内地蔬菜很少进入西藏市场。

在技术水平方面，两地差不多。过去，由于环境限制，藏族农民基本都没有白菜、萝卜之外的蔬菜种植经验。现在，虽然文化程度较低等困难确实会影响藏族农民学习技术，但这对两地农民是一样的。

（二）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另一重要推动因素，西藏大棚产业一直是以扶贫工程形式推动的。在主流宣传中，济南对口支援被视作白朗大棚产业发展的关键推手。[5]这种帮助主要体现在——

第一，连贯的扶贫政策。1998年，济南市第二批援藏干部针对白朗经济结构单一现状，结合该县土地、水利等优势，引进大棚蔬菜，作为农民脱贫乃至白朗发展头号工程。此后20年，每一批援藏干部都把发展大棚产业作为工作重点。

**第二，山东是全国最大的大棚基地，拥有全国领先的技术优势和经营经验。济南援藏团队成立白朗蔬菜公司，在关键岗位配备经验丰富的山东干部，构建起了“县公司-乡镇农技中心-村科技特派员-种植户”四级技术体系。**例如，济南蔬菜专家张际明至今已在白朗工作19年，是全县家喻户晓的“张老师”。

**第三，巨额资金投入，为农民提供经营大棚所需的廉价生产性要素。作为市场经济产物，大棚蔬菜的成本和风险都远高于传统农业。**舒尔茨指出，现代农业增长主要取决于现代农业要素可得到性，农民并非无法理解或不愿使用新技术，而是受制于投入和风险，所以改造传统农业就需要国家提供廉价生产性要素。[6]白朗也做到了这一点，在扶贫框架下国家为其大棚蔬菜产业提供了大量资金和资源。20年来，白朗的大棚产业共投入超过1亿元，占济南援藏资金30%以上。

**虽然存在很多细节差异，但白朗的优势，堆龙德庆也都具备。**首先，虽然不像白朗那样把大棚蔬菜作为头号经济工程，但堆龙德庆也一直努力发展大棚产业，20多年来同样做到了“一张蓝图绘到底”；其次，堆龙德庆也建立起了四级技术体系，技术水准还要高于白朗，因为堆龙紧挨西藏农科院，它可以利用技术力量远强于白朗[7]；最后，堆龙德庆投入的扶贫资金更多，例如仅在羊达乡大棚产业示范区(2013年至2016年)一个项目上就投入4000多万元。

那么，为什么堆龙农民还是不愿经营大棚呢？原因在于，他们有更多市场机会可选择。

**▍**三、市场机会与藏族农民的经济行为选择

（一）藏族农民的市场机会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藏族农民想要脱贫致富，并不只有种地一种选择。基于广泛的田野调查，藏族农民主要有以下几类市场参与途径：

其一，市场化农业。包括大棚蔬菜、果树种植、菌类采集(例如虫草)等。后两者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大，仅部分地区可行。

其二，建筑业和运输业。西藏拥有广袤国土并且国防意义重要，因此国家基建投入非常大。相较庞大工程量，西藏总人口又很少，高原环境也限制了内地打工者涌入。因此，西藏的人均工程量非常大。

其三，服务业。例如在景点、餐厅、酒店等打工或做生意。不过，这些市场机会主要在那些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城市(例如拉萨)或景区(例如冈仁波齐)。大多数县城的服务业机会极少，远不能容纳农村人口就业。

其四，工矿业。拉萨等大城市和一些大型矿区能提供较多就业机会。但西藏多数地区基本没有工业，也就少有就业机会。

（二）堆龙德庆的地理区位与市场机会

总的来说，除农业外，上述市场机会分布都与城市高度相关。离拉萨近让堆龙农民拥有丰富机会，相比经营大棚，其他行业可以带来更多收益。

**拉萨一直是西藏最大的基建投资地，有大量建筑和货运需求，堆龙农民是这些需求的最大受益者。**现在，堆龙德庆各个乡镇都是村村有建筑队和运输合作社，多数中青年男性农民都在搞建筑或运输。其中，最赚钱的是建筑包工头，一年有几十万元收入；其次是经营挖掘机、翻斗车的个体户，如果是一人经营，年收益可达10万元；如果是两人合伙经营一台机械，收益可达15万元以上(人均7万~8万元)；即使挣得最少的建筑小工，也有150元/天。

与之相比，大棚收益不具竞争力。由于堆龙经营大棚的藏族农民太少，不足以估算可靠的收入数据，所以我们依次分析白朗农民和在堆龙德庆经营大棚的内地农民的收入以作对比。

首先是白朗的情况。BBDZ是白朗县巴扎乡彭仓村党支部书记，文化水平较高。彭仓村是巴扎乡第一个人均收入过万的村，BBDZ是村里大棚搞得最好的，目前全家经营4个200平方米的大棚，投入1.5个男性劳动力，每年有6万~7万元收入。[8]BBDZ家可以代表白朗大棚经营户最高水平，人均收入4万多元。根据当地提供的数据和我们的测算，白朗平均水平是3万多元。这只是略高于堆龙德庆建筑小工的收入，不如建筑大工和工程机械个体户，更不能和包工头相比。**而且，由于高原环境限制，西藏基建工程一般只有7个多月工期(4月底到11月)，所以搞建筑和跑货运还能让藏族农民拥有更多闲暇。**相反，经营大棚是全年无休。建筑和货运看似更苦更累，但以年为单位看其实更轻松。

再看堆龙的情况，堆龙农民虽然不愿自己经营大棚，但很多人却会去内地农民租种的大棚中打工。为什么堆龙农民会做出这一奇怪选择？表面看，很容易得出“笨”“不会挣钱”“天生受穷”等结论。然而，深入挖掘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藏族农民的市场智慧。

由于有租金支出(400平方米的大棚，4000~5000元/年)，内地农民往往选择经营较少的大棚，投入更密集劳动。所以，虽然单个大棚收益比本地农民高一倍，但总收益高不了那么多。根据调查，内地种植户(夫妻两人)大多租种2~3个大棚，每年纯收入少则10万元，多则14万~15万元，人均5万~7万元。这确实比藏族经营户的人均3万元高很多。当然这也是因为，同样经营大棚，由于没有家务和其他农牧业任务，内地农民劳动投入往往多于藏族农民。但是，如果搞建筑或运输，堆龙农民至少可以获得7万~8万元收入，还不包括出租大棚以及给内地农民打零工的收入。因此，出租大棚给内地农民，自己做建筑或运输，恰恰是堆龙农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符合市场规律的最优选择。

除了建筑业与运输业，许多堆龙青年农民(男性、女性均有)都会进城打工。虽然打工收入较高的也就3000~4000元/月，不如经营大棚；但对年轻人来说，进城务工在提升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生活质量乃至婚恋方面都有优势。这样一来，还在堆龙农村的劳动力就只有中年女性了。但是，她们需要承担大量农业和家务劳动，没有时间经营大棚。

现有研究常将藏族农民的脱贫路径局限于农业，默认他们“不经营大棚”就是“只会种青稞、小麦”。然而，两者其实并非替代关系，建筑、运输、进城务工等才与经营大棚存在竞争。所以，是否经营大棚并非“是否适应市场经济”或“传统vs现代”的问题，而是在市场经济中的众多机会面前如何选择的问题。参与市场经济与经营传统农业反倒可以兼容。事实上，由于机械化水平提升和粮食种植用工不多等因素，不管经营大棚还是外出务工，都不影响藏族农民继续种青稞。[9]

（三）白朗的地理区位、本地化用工政策与市场机会

相比堆龙德庆，离城市远限制了白朗农民的市场选择空间，降低了他们通过其他途径脱贫致富的概率。

**首先，在服务业方面，白朗旅游资源少，也少有工矿业，因此没有相关服务业需求。**白朗农民想要进城务工，就只能去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江孜县乃至更远的拉萨。但是，桑珠孜和江孜服务业岗位远少于拉萨城区，而日喀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却远多于拉萨，相较于桑珠孜、拉萨本地农民，作为外地人的白朗农民在求职上存在先天劣势。此外，日喀则的生活成本更高，堆龙农民白天在拉萨城区打工，晚上坐公交车、骑助动车回家；白朗农民则需要在城里租房。简而言之，白朗农民获得服务业岗位更困难，净收入更低。

**其次，在建筑业方面，西藏各地在基建相关行业上普遍实行本地化用工政策，这导致白朗农民从事这些行业的可能收益显著低于堆龙德庆。**具体来说，根据西藏各地政府的本地化用工政策，只要资质达标，政府工程(西藏基建项目几乎都是政府工程)应尽可能使用本地建筑队和运输车辆，甚至在普通工人雇用上都有本地化要求。这项政策的本意是：相较内地同行，藏族农民确实存在一定竞争劣势，所以需要政策保护，确保财政资金更多惠及本地群众。然而，政策效果却与预期大相径庭。事实上，本地化用工政策对内地工人影响很小。由于地理原因，除了大承包商和一些高技术工种外，西藏基建工程对内地普工、工程队吸引力不大。因为西藏基建工期只有7个多月，而在内地更好的自然环境中可以挣11个月的钱，为什么要花更多路费去西藏在更恶劣环境下挣7个月的钱？而且，对工程队来说，车辆和机械的运输费用和非工期存放都是大问题。

简而言之，高原环境已经保护了藏族农民，让他们不会在基建行业遭遇内地同行的激烈竞争。相反，西藏本地化用工政策主要以县为单位，真正影响的是西藏那些工程量少、剩余劳动力较多的农业县，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日喀则东部的南木林、白朗等人口大县。最后，相比建筑业，白朗农民在运输业上颇有作为，但他们主营的长途货运收益不算高。

西藏运输业可以细分为高端旅游客运(越野车、旅游用中巴车)、短途客运(出租车、中巴车)、短途货运、中长途货运四类。其中，高端客运收入最高，一般在30万元/年以上(并且只需要工作5到6个月的旅游季)，但对经营者要求也很高。其一，需要较好的汉语水平、旅游知识和社会关系；其二，前期投入大，供游客包车的越野车一般是丰田霸道，旅游用中巴车也需配置较高的丰田考斯特，才能应对复杂的高原路况，满足高端需求。即使是二手车，这类车型加上改装费用至少三四十万元。这两个条件全西藏农民都很难达到，目前从事高端客运的主要是拉萨藏族市民。短途客运和短途货运对语言要求不高，普通车辆即可，一年能赚十几万元，但地域性很强。一方面，市场容量取决于本地工程量和人口多少，白朗短途运输需求远小于堆龙德庆及其背后的拉萨主城区；另一方面，本地人在市场机会获得上本身就有优势，本地化政策进一步杜绝了外地人进入本地短途运输市场的可能。

**因此，对白朗农民来说，长途货运是可以大规模进入的唯一选项。**就收入而言，长途货运并不差于短途客运和货运，高于经营大棚，但也有明显劣势。其一，非常辛苦。长途运输的路况复杂、高海拔地区多，还常要彻夜赶路，这是短途运输和经营大棚不能比的。其二，市场不确定性大。白朗农民必须到外地寻找长途货运需求，有一定风险。相反，大棚蔬菜不愁销路，最差也有政府兜底。其三，安全风险高。高原环境使得西藏长途货运的车辆故障率和车祸率比较高，在高海拔无人区，一些小事故都可能让司机面临生命危险。白朗有不少在长途货运中重病、致残甚至丧命的案例；即使不出大事，日积月累也会对身体造成较严重的慢性损害。其四，长途货运前期投入较大(至少10万元购车费用，驾照门槛也高)，大棚前期投入却几乎为零(扶贫项目无偿提供)。

概言之，与堆龙农民在基建和旅游业上有丰富市场机会不同，本地化用工政策让白朗农民在这些行业只能获得收益不高的低端机会，综合收益不如经营大棚。而长途货运虽然能给白郎农民带来更多收入，但相比从事大棚蔬菜种植有明显劣势。因此，对堆龙农民形同鸡肋的大棚却已是白朗农民摆脱贫困不可多得的优质商机。

**▍**四、婚姻制度和城市化

除了地理区位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机会的差异，还有两个辅助性因素分别进一步促进和限制了两地大棚产业的发展。

首先，一妻多夫制为白朗农民提供了兼营长途货运和蔬菜大棚的条件。比较两个案例能发现一个差异：对堆龙农民家庭来说，建筑、运输等与经营大棚是排他性关系，选择前者就必须放弃后者；相反，多数白朗农民家庭却既跑运输，又经营大棚。为什么白朗农民可以兼业而堆龙农民不行呢？关键在于两地不同的婚姻制度及家庭结构。

拉萨在民主改革前就主要是一夫一妻制，儿子婚后一般会分家，因此堆龙农村以核心家庭为主，在儿子未成年前和结婚后，一个家庭只有1个成年男性。日喀则至今一妻多夫制较多，兄弟数人共娶一妻，婚后不分家，因此白朗农村常见三代同堂大家庭，一个家庭一般有4个以上成年男性。[10]如前文所述，西藏农村女性需要承担大量家务和农业劳动，因此只有男性可以投入上述经营活动。因此，堆龙农民就会倾向于选择收益更高的建筑、运输等行业，放弃大棚。相反，充足的男性劳动力让白朗农民家庭可以同时参与多个行业。长途货运收益较高，但风险也高；蔬菜大棚收益较低，但少有风险。兼营可以优势互补，让他们既能追求较多收入，又能规避一定风险。[11]

其次，高速城市化进一步压缩了堆龙德庆大棚蔬菜产业的发展空间。

虽然农民不愿经营大棚，但拉萨需求决定了堆龙必须有大棚产业。同时，不论为了农村发展，还是干部政绩，都不能让大棚全部由内地农民经营。那么，怎么吸引本地农民呢？

堆龙德庆选择了合作社模式。过去，堆龙德庆是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大棚；现在，则是以乡镇或重点村为单位成立合作社，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合作社基本不种普通蔬菜，而是依靠政府高额投入和技术优势，建设高水平大棚，重点种植花卉、药材和高端蔬菜，以期获取更高收益，用更高利润吸引本地农民。

合作社模式较好地整合了堆龙的零散劳动力，让因承担大量农业和家务劳动而无法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大棚的中年女性可以聚集起来，以合作社为单位投入大棚劳动。但是，该模式也面临严峻挑战——城市化。西藏虽然地域辽阔，但真正可开发的只有少数河谷平地。现在，城关区基本无地可用，堆龙德庆就成为拉萨城市开发主阵地，拉萨经济开发区和柳梧新区、市区西扩都需要在堆龙大量征地，这就严重挤压了大棚蔬菜种植的空间。此外，高速城市化带来的房价高涨和拆迁赔偿，也让堆龙农民的注意力全都转向买房和等待拆迁，进一步降低了堆龙农民经营大棚的意愿。

**▍**五、小结

长期以来，西藏治理研究偏爱文化视角，常以藏文化的特殊性解释西藏社会变迁和藏族行为选择。文化视角本身没有问题，但要注意适用范围，它并不是解释西藏的万能钥匙。在本文研究的问题上，一个白朗案例就能证明文化解释的局限。因此，本文重新从物质基础出发，在整体考察藏族农民生计模式和市场参与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导致堆龙德庆和白朗大棚产业发展差异的因果机制。

本文的分析表明，藏族并非不适应市场经济，也没有“贫困文化”，两地农民的不同行为都是基于自身条件和市场机会的理性选择，是在市场经济中对比较优势的灵活运用。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扶贫领域过度强调文化很容易演变成“文化贫困论”。**近年来，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特别是西藏发展问题上，“文化贫困论”很有市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批评落后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让少数民族扶贫对象“辜负”了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帮助；第二种则批评国家的扶贫举措是盲目无知，不尊重少数民族文化，是对自由的干涉。

第二种表现形式近年来影响越来越大，并常对扶贫工作产生实际困扰，在西藏表现尤为突出。这一思路认为，扶贫本身是不必要的，藏族本就不追求物质生活，应当“尊重”藏族保持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以扶贫和发展的名义予以改造。如此一来，国家的扶贫努力、扶贫干部的无私奉献却成了破坏西藏和藏族“纯净”的错误。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西藏不再是世界边缘，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文青”洗涤灵魂的梦境田园，因此西藏的发展努力常常遭到舆论的无端指责。

本文不仅希望证伪第一种形式的“文化贫困论”，更希望反击第二种表现形式的“文化贫困论”，展示真实的而不是他人“东方学”想象中的藏族。藏族并非只是追求精神世界的民族，他们也像其他民族一样向往美好的物质生活，愿意并且能够积极参与市场经济。所谓“保持藏族传统生活方式”，换种说法就是“让他们继续穷下去吧”，以满足东方学的、消费主义的猎奇心理，是以“传统”为名、以“关爱”为幌子粗暴剥夺少数民族的自由选择权利。

正如藏族学者仲布·次仁多杰在回答法国学生的提问时说过的：“你们法国人过着现代化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藏族人就必须生活在‘博物馆’里呢？”[12]

本文主张，研究西藏，应以普遍理论解释西藏发展的特殊现象，而非将西藏的一些现象过度特殊化，视为普遍理论不能适用的禁区。我们不否认藏文化的特殊性，但许多特殊性是建基于西藏独特的自然和物质基础上的，是可以被分析和解释的客观存在，而非神秘的心理密码。[1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藏农业发展与社会稳定研究”(编号15CZZ042)的阶段性成果。

[1] Oscar Lewis, “The Culture of Poverty,” Scientific American, Vol. 215, No. 4, 1966.

[2] Emily Ting Yeh, Taming the Tibetan Landscape: Chinese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 PhD. Dissertation, UMI, 2003; Emily Ting Yeh, Taming Tibet: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ift of Chinese Development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刘志扬:《乡土西藏文化传统的选择与重构》，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

[3]强舸:《发展嵌入传统:藏族农民的生计传统与西藏的农业技术变迁》，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

[4]本文的实证材料分两类:2007年至2017年田野调查，调查本身并不以大棚为焦点，但我在观察中发现了相关问题;2016年9月至10月就产业扶贫在堆龙和白朗的针对性调查，包括入户访谈和观察，以及对行政干部和科技专家的访谈。

[5]1995年以来，白朗县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均由济南援藏干部担任，白朗发展规划都是在济南援藏团队主导下制定的。

[6]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5~134页。[7]济南常驻白朗县的是推广专家而非科学家。虽然济南也时常邀请科研单位来白朗指导，但农业地域性很强，这种临时技术支持远不如西藏农科院数十年的积累。

[8]主要是BBDZ和大儿子经营大棚，但BBDZ是村支书，最多投入一半时间经营大棚。

[9]粮食种植一般只需在播种和收割两季投入大量劳动力，老人和妇女就足以胜任多数工作。由于基建和旅游季节限制，多数壮劳力在主要播种季节(4月)都可以投入耕作。

[10]包括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辈和已成年子辈两代人。

[11]桑珠孜区同样流行一妻多夫制，但当地农民也不经营大棚。所以，这只是促进因素。

[12]刘刚、边巴次仁、白旭、德吉:《60年关于西藏的真相与谎言》，新华网，2011年5月24日。

[13]强舸:《小麦怎样走上了藏族的餐桌?》，载《开放时代》2015年第3期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原题为《市场机会与理性选择：藏族农民如何参与市场经济？》，**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