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垚采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学理阐释_风闻

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近日，韩建业教授的新作《中华文明的起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新作收录作者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方面的研究论文和普及性文章共28篇，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以前，形成于5000多年以前，至少存在北方、东方、中原三种起源模式，环境演变和战争冲突在文明演进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多要素、多路径的综合作用最终塑造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绵长的历史记忆。

中华文明在8000多年前迈出起源的关键一步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曾将中华文明的起源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这与我们习惯认知的5000年中华文明史相比具有更为长远的时空指向，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建业：“中华文明五千年”无论是在文献记载，还是在考古发现中都已经得到证实。距今五千多年的时候，文明社会已经形成，而对于文明起源可以往前追溯到什么时候，有很多不同意见。夏鼐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认为二里头文化（夏代晚期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而文明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者铜石并用时代，即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苏秉琦先生因为牛河梁等遗址的发现，提出中华文明的源头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观点，后来又根据新材料有了中华文明起源于6000多年前甚至8000多年前的想法。苏先生的很多观点一直在实践中发展变化，但是每一次变化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思考，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要谈中华文明起源首先要弄清“文明”这个概念，恩格斯对此有一句十分经典的话——“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在距今5000多年的时候，不管是西亚、埃及还是中国都进入了早期国家社会，但是文明不完全等于国家，文明应当有其独特的内涵。文明社会当然应该有阶级分化、强大的公共权力、以地区划分国民或者存在地缘组织等。除此以外，文明还应该包含高级的知识体系、意识形态、艺术创造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在《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文明社会有完善的礼仪制度、人类有修养文德。冯时对于文明的界定取义《易传》《尚书》，是完全从中国传统出发给出的定义，他认为在8000多年前中国的天文学已经比较成熟了，因此“中国至少有着8000多年的文明史”，也就是中华文明形成已经有8000多年了。我认为，从考古学材料看，中华文明至少从8000多年前开始起源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或者说8000多年前中华文明迈出起源的关键一步。

“早期中国文化圈”是当今中国的史前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今考古学界，有关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了多种理论架构。您所提出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概念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理论的内涵？这一理论与其他的文明起源理论设定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在什么地方？

　　**韩建业：**我们知道，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一直在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在做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时候，到底多大才应该是我们的研究范围？我们总不能把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简单理解成现今中国境内的史前时期文明化现象。早期中华文明有其独特的内涵、特质或文化基因，包含这些独特的内涵、特质或文化基因的地区或者文化才应该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对象。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概念就是基于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综合性考量而提出来的，并且是在严文明先生和张光直先生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1986年，我的老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严文明先生就提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有一个“重瓣花朵式”的文化格局，中原是花的花心，周边有第一重花瓣，外面还有第二重花瓣，简言之，它是多重瓣花。这样的一个格局，其实已经涵盖了我们现在中国的主体范围，而且中华大地其后的文化发展脉络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严先生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张光直先生在差不多同时期提出，中国在距今6000年之后就因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文化圈，这个客观存在的文化圈，占据了我们中国的主体区域，从文化、地理和政治的角度都是后来中国的一个雏形。一定程度上我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对两位先生相关学术思想的解读和阐发。经过考古人几十年的辛勤努力，我们现在有了很多新的考古资料，可以把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范围、结构、特质描述得更清楚。我所说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说“早期中国文化圈”，指的就是商代晚期以前中华大地各个区域的文化之间交融联系形成的一个大的文化共同体，它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基础，也是我们当今中国的史前基础。

“早期中国文化圈”内部的文化交流促生中华文明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网：**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石峁古城和二里头古都面积都在300万平方米左右，是目前发现的商代以前最为宏大的聚落遗址。这些聚落之间是否存在文化交流和相互促进关系？

　　**韩建业：**我国史前时期300万平方米左右的超大型聚落有几处，最早的应该是良渚聚落遗址，距今约5100-4300年。比良渚年代稍晚的是陶寺遗址，关于陶寺古城的年代上限有争论，我认为还应该是距今4500年左右，比良渚遗址要晚。陶寺古城有很多大墓，大墓有棺有椁，里面有很多随葬品，随葬品有各种精美的彩绘陶器、有玉器、有鳄鱼皮制的鼍鼓，还有一种切肉的V字型厨刀，大部分随葬品和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出土的物品接近。这表明陶寺古城始建的时候，那些比较“豪华”的文化因素大部分都不是当地的传统，而是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东方传统。2001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就古史传说中的“唐伐西夏”和“稷放丹朱”的考古学证据展开论述，我认为陶寺文化的出现、陶寺古城的修建并非当地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到了东方文化强烈影响，甚至有可能有部分良渚人或者大汶口人到来。石峁遗址的年代相较于陶寺遗址又略晚一点，大概是距今4300年前修建，我认为石峁类型属于北方地区老虎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它的玉器等东方文化因素主要应该是受到陶寺文化影响的结果——更确切地说，可能是陶寺影响了芦山峁，芦山峁又影响了石峁。石峁遗址石雕上面的神面—兽面纹饰，可追溯到良渚文化，最早可追溯到湖南的高庙文化，早在距今7500年前就出现了，并不是北方文化的土著因素，更不是什么西方文化或者草原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本身就在中原地区，它的前身是王湾三期文化，它还吸收了陶寺晚期文化、老虎山文化、龙山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等的玉器、青铜器等文明因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史前时期的几大城址之间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存在密切的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能否概括一下文化上的交流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作用？

　　**韩建业：**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主干、有分支、有中心，有着波澜壮阔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苏秉琦先生提出了“满天星斗”的观点，认为全国各个地方都有一些不同的文明要素，而后逐渐汇聚、互相交融，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最终促使中华文明形成。我基本同意苏先生的观点。但我觉得我的观点可能跟严文明先生的观点更加接近，就是认为中华文明起源还是有主次之分的。我始终坚持中原地区具有相对中心的地位，它有的时候比较弱势、有的时候比较强势，表现为发展的高峰期和低潮期——高峰期的时候对周围、对全国都有影响；低潮期的时候又能够海纳百川，把全国各个地方的文化要素汇聚到中原，多支一体的中华文明最终才能得以形成。可能大家都记住了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而忽视了他其实也重视中原地区的关键作用。苏秉琦先生在他晚年的代表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将从陕西关中东部、晋南晋中、河北张家口，到西辽河流域的路线，描述为一个S型的通道，他认为这里是中华文明的主根脉或是中华文明总根系里面的一个主根系， 他著名的“华山玫瑰燕山龙”的诗句就是这一观点的生动体现。

与气候环境变化相关的史前文化南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华文明起源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比较重要的战争？这些战争对于中华文明起源起到哪些作用？

　　**韩建业：**为了争夺资源，不同人群间从很早开始就应该存在争斗。但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应该有比较明确的考古学证据，并且最好在文献上也有一些相应的记载。我在这方面做过一些研究。1992年，我在河南驻马店发掘杨庄遗址，发现在遗址下面的地层里面是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的东西，在遗址上面的地层里又是河南的王湾三期文化的东西。当时我觉得这种现象非常奇特，于是做了拓展研究，发现在距今4100年左右的时候，在河南南部、湖北甚至湖南北部都存在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大约距今4100年前，强大的石家河文化突然被王湾三期文化代替。石家河文化的范围比现在的湖北省还要大，突然间发生这么剧烈的文化变动，只有大规模战争这样一种可能性。恰好在《墨子》等文献中记载了“禹征三苗”的事迹，说经过禹征伐之后三苗彻底衰微，三苗的核心地区就在江汉平原，古史传说和考古发现可以相互印证。再举一个陶寺遗址的例子。也是在大约距今4100年的时候，北方地区老虎山文化的人群南下摧毁陶寺遗址，陶寺大中型墓基本都被挖毁，显然是有意的复仇破坏行为。在2001年我发表《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这篇文章的时候，陶寺遗址还没有发现城墙，没有发现或者报道乱葬坑等暴力现象，当时我只是通过对陶寺遗址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发现早期陶器和晚期陶器差别巨大，期间发生了巨变，认为应当是战争所导致，对应“稷放丹朱”事件。后来的考古发掘基本证实了当时的推断。战争发生背后有着气候变迁的原因。距今4100年前，恰逢气候冷期，东亚地区又干又冷，这促使北方人群大规模南下，老虎山文化人群南下晋南，王湾三期文化南下江汉，造律台文化南下江淮，从而形成文化意义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大部地区史前文化格局重新“洗牌”。禹征三苗以后夏后氏的权威地位确定，夏朝由此建立。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今，考古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在考古学的整体研究格局中居于何种地位？

　　**韩建业：**中华文明是伟大的文明，不管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关注她的源头。在传统史学中，中华文明起源于三皇，形成于五帝，延续到夏商周，基本是清楚的，但是自清末民国以来出现了对古史的严重怀疑，甚至出现了“在东周以前的历史，是没有一字可以信的”这样的极端说法。既然古史受到怀疑，那么探寻中华文明起源的重任就落在了新诞生的考古学头上。从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算起，今年正好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中国考古学从诞生开始，就具有自己的显著特色——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一直就是这一新兴学科的重要特色之一。发现仰韶文化的安特生是瑞典人，但他发掘仰韶遗址之后，所写的第一本书就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就是在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安特生以后，从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直到今天，我们考古界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开展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始终是中国考古学的主流。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就是要看清楚几千年以来我们的祖先到底走过怎么样的独特道路，我们中华民族到底有过什么样的独特品质或者文化基因，以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之路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