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者剖析朝韩学者对渤海国史的研究_风闻

关键词：渤海国;学者;新罗国;研究;朝鲜;丽人;国与;民族;祚荣;出身打印 推荐　　**作者简介：**杨振福，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渤海国（公元698—926年）是中世纪以粟末靺鞨族为主体的统治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政权，是唐朝诏令为国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其领土现已分属于中、俄、朝三国，而日本与渤海国曾有过频繁的经贸往来与外交联系，所以，上述诸国的学者一直饶有兴趣地研究渤海国的历史与文化，自1900年至1989年，上述诸国共发表700余部研究渤海国的历史与文化的论著，其中110部是分别由朝韩两国出版的（注11，第106页）。

　　对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朝韩两国学者着重研究的渤海国历史问题及论据，俄罗斯学者做了如下剖析。

　一、渤海国与新罗国及高句丽国的关系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朝韩学者把渤海国统治集团及整个渤海国居民的民族属性同渤海国开国君主大祚荣的民族出身联系在一起，千方百计想要挖掘出有利于证明大祚荣出身于高句丽人的证据，进而解决渤海国、新罗国及高句丽国三国是同种国家，而且是高句丽国的继承国这一重大问题（注11，第108页）。为此，朝韩学者围绕下述三个问题罗列出他们的论据。

　1、开国君主大祚荣的民族出身。

　　朝韩学者认为，如果能搜寻出开国君主大祚荣的出身是高句丽人，渤海国自然就与新罗国及高句丽国是同种国家，自然也就是高句丽国的继承国（注3，第6页；注4，第159～160页））。为此，他们提出如下论据：

　　唐朝灭亡高句丽之后，大批高句丽人移居营州，而大祚荣曾在营州居住（注3，第7页）。

　　据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记载：作为靺鞨人首领的大祚荣曾在高句丽任将官之职（注3，第5页）。

　　以大祚荣为首的渤海国王室的姓氏“大”字的含义等同于高句丽国国名开头的“高”字的含义（注11，第108～109页）。

　　大祚荣的曾孙女贞惠公主死后是按照高句丽人的习俗于死后三年安葬的，她的墓地墓室结构与高句丽人的墓室结构相同（注5，第7页）。

　2、渤海国与新罗国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前，朝韩两国学者基本认同这种史实：新罗国与渤海国在长达二百多年间，前者通常把后者视为敌国，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基本处于对峙状态（注沙，第109页）。

　　80年代，朝韩两国的大多数学者却突然提出渤海国与新罗国是同种国家的说法。竭力从这两国的关系中挖掘出能证明它们是同种国家的史实（注6，第334页；注7，第42页；注8，第344页；注9；第9页；注10，第29页）。

　　90年代，韩国学者绝口不提渤海国与新罗国相互对峙的史实，却大书特书这两国之间存有睦邻友好关系。为此提出下述论据：

　　公元700年，即渤海国成立不久，渤海国与新罗国互换使节（注7，第50页；注10）；新罗国授予大祚荣五品等级的官爵和 “天孙”的封号（注5，第17页）；

　　据《古今郡国志》记载：渤海国有五条通衢大道与邻国进行商贸与外交联系，其中“新罗道”全长1170里，以渤海国南京为起点，以新罗的边境城市井泉郡（当今称为德源）为迄点，沿途设置39座服务于商队与使臣的驿站。此外，还通过“日本道”进行商贸往来（注5，第8～9页）。

　　契丹攻击渤海国时，渤海国国君曾向新罗国求援（注10）。

　3、渤海国与高丽国的关系

　　韩国学者认为，渤海与高丽两国的统治集团具有同种关系（注3，第12页），其论据是：

　　高丽国曾帮助渤海国反击契丹；

　　公元926年，契丹灭亡渤海国之后，渤海国最后一代国王大諲譔的王子与众多的高官、显贵及军士能躲在高丽国避难（注2，第54页）。

二、俄罗斯学者剖析朝韩学者对渤海国历史的研究

1、批评朝韩学者研究渤海国历史从不引用正史典籍。

　　俄罗斯著名考古学家Э·В·沙夫库诺夫强调指出，朝韩学者研究渤海国历史时，从不引用正史典籍。他说，只要翻阅一下人们耳熟能详并且经常引用的中国史籍，有关渤海国历史的重大问题都是昭然若揭。例如，《新唐书》称：“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新唐书》，第6179页，中华书局）。《旧唐书》称：“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旧唐书》，第5360页，中华书局）。 Э·В·沙夫库诺夫说，应把这段引文理解为大祚荣出身于不同于高句丽人的部族，因为汉字的“别种”还有“不同的血统”、“另外的部族”等含义。同时，文献明确无误地记载着渤海国的部族主要是由古突厥的黑水靺鞨部族构成（注11，第108页）。

　　当研究渤海国历史时，朝韩学者不仅不引用正史典籍，而且数典忘祖，把本国学者早已得出的定论抛到了九霄云外。例如，《三国史记》一书的著作者认为渤海国不是朝鲜的一个国家（注8，第110页）。二战以前的朝鲜学者李龙范通过缜密研究得出肯定的结论：“不可以把渤海国的历史视为朝鲜历史的一部分”（注6，第160～161页）。韩国的一些著名学者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新罗国不把渤海国视为“同种”国家（注6、注10）。

　2、批驳朝韩学者提出的论据

　　对于朝韩学者提出的论据，Э·В·沙夫库诺夫逐一予以驳斥。

　　1）以大祚荣曾在营州居住来论证他出身于高句丽人不足为凭（注11，第109页）。

　　2）以渤海国统治集团的姓氏“大”字的含义来论证其出身于高句丽人，是经不住推敲的。从语义学角度讲，“大”字有“大、伟大、崇高、尊、长” 等含义；而“高”字有“高、崇高、高等、主要”等含义。虽然这两个字的含义有近似之处，然而，无论在书写方面，还是在读音方面，却截然不同，即“大”字完全不同于“高”字。他认为，“大”字这一姓氏一方面强调渤海国国王与高句丽国国王地位完全平等，另一方面是强调渤海国国王的出身并非是高句丽人（注11，第109页）。

　　3）以贞惠公主于死后三年按髙句丽的习俗安葬来论证她是高句丽人，不值一驳。Э·В·沙夫库诺夫说，在远东的诸多民族中，相当流行人死后三年安葬的习俗（注1，第74页）。至于贞惠公主墓的墓室结构的许多细微之处与高句丽人的墓室结构相同，不足为怪，因为渤海国的文化吸收了高句丽文化的许多成分，况且在修墓时必定有高句丽工匠参与。此外，众所周知，贞惠公主的妹妹贞孝公主的墓是按中国坟墓的范式修建的（注3，第7页），如果按照坟墓的范式来断定死者的民族出身，那就应把贞孝公主说成是中国公主了！

　　Э·В·沙夫库诺夫说，即便退一步假设大祚荣的出身是高句丽人，也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因为出身外族的人登上某国国王的宝座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民族结构成分。只有当一个民族征服了其他民族，才有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民族结构成分（注11，第107～108页）。

　　4）渤海国与新罗国之间长期存在敌对关系，其史实如下所述：

　　渤海国与新罗国同时存在的200多年间，新罗国通常把渤海国视为敌国（注9，第31页）：

　　渤海国君主大武艺出兵攻占了朝鲜半岛北部的大部领土，引起新罗国王圣德王的恐慌，于公元721年6月下诏征集2000人，令其沿北部边界修筑长城，以防渤海国入侵（注3，第10页）。

　　公元733年，渤海国派遣大批战船攻击唐朝的重要港口登州。唐朝派大军借道新罗国并与之联合对渤海国开战，新罗国派出四位将领率军对渤海国作战（注2，第504页；注3，第10页）。

　　公元818——820年，渤海国出兵夺取了新罗的部分领土，新罗国王急令太守白永率万人沿大同江修筑绵延300余里的长城，以防渤海国进攻（注3，第10页）。

　　公元925年12月，契丹对渤海国用兵，新罗不仅没支援渤海国，反倒帮助契丹。次年，契丹灭亡渤海国，而新罗国王获得契丹的奖赏（注3，第11～12页）。

　　5）至于高丽国曾帮助渤海国反击契丹，以及渤海国亡国后，渤海国最后一代国王大諲譔的儿王子等人得以在高丽国内避难，Э·В·沙夫库诺夫说，必须看到这种史实：渤海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境内居住有高丽人，在200多年的共同生活过程中，高丽人当中的上层人物与渤海国王室完全有可能结下姻亲关系。与渤海国王室有姻亲关系的上层高丽人物完全有可能给流亡的渤海国王子及其随从提供避难之地。

　3、戳穿朝韩学者研究渤海国历史的目的

　　通过上述剖析，清楚可见朝韩两国学者，要么以无中生有的手法编造事实，混淆是非，例如，硬把渤海国说成是从高句丽逃出的难民建立的并反对唐朝（注12，第109页），一口咬定渤海国就是由高句丽人建立的，并在各个方面完完全全把高句丽国继承下来，诸如此类的说法，既经不起考订，更无史实为证，纯属无稽之谈；要么以资料残缺不全等为借口，以退为攻，否定史实或原有的正确定论，例如，说由于各种文献中有关渤海国的资料残缺不全，不能使人得出对于新罗国与渤海国相互关系的全面完整的认识（注3，第12页）；还说，有关大祚荣民族出身的文字史料十分含糊，似乎可以认为大祚荣出身是高句丽人，但也不排除他出身是靺鞨人。因此，在尚未发现有关这个问题的新资料之前，不能破解大祚荣的出身（注11，第108页）。至于自相矛盾的观点与结论，更是俯拾皆是。与此同时，朝韩学者却不遗余力地四处散布他们的歪理邪说，引起“人们的关注”，误导舆论。这不能不令人发问：朝韩两国学者意欲何为？

　　俄罗斯考古学家А·А·基姆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韩国学者对于新罗国与渤海国相互频繁接触，以及它们是同种国家的论点是有企图的，是与政治目的相关的企图”，“朝鲜学者对此是支持的”（注12，第109页）。但是，朝韩学者对于“谁最先统一了朝鲜半岛”这一问题的针锋相对的态度更是把他们要追求的险恶目的暴露无遗。

　　问题是这样的：如果认为渤海国不是古朝鲜国家，那就是新罗国最早统一了朝鲜半岛南部诸个称霸的小国（注9，第10页），就应该称新罗国是“统一的新罗”；如果认为渤海国夺取了唐朝的北部领土，那就应该说是于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国最先统一了朝鲜半岛（注5，第13页）。

　　朝鲜学者坚决摈弃“统一的新罗”这一说法，而以“后新罗”取而代之。其理由是，新罗国不仅帮助唐朝灭掉高句丽和百济这两个古朝鲜国家，而且不排除新罗国帮助契丹消灭渤海国（注5，第12～13页；注9，第132页），因而把新罗国称作朝鲜民族的败类（注5，第14页）。

　　韩国学者坚持说新罗是在朝鲜半岛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古朝鲜国家，绝口不提渤海国与新罗国在二百多年间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对峙。同时，指责朝鲜学者的研究“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是有局限性的，到头来不可能获得有关渤海国的历史与文化对远东诸多民族的历史命运所起作用的正确认识”（注4，第160页）。

　　朝鲜学者毫不隐晦地把朝鲜历史上的“南北国时期”比喻为当代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局面，进而含沙射影地说韩国干出了和新罗国一模一样的叛卖行径（注5，第12～13页；注9，第132页），并由此论证出渤海国与高句丽存有继承关系，更进一步论证出在两个现代朝鲜国家中，一个是合法的，而另一个是非法的，想方设法证明只有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才在各种国际组织中享有代表所有朝鲜人民的特殊权利（注3，第17页）。

　　韩国学者断然反击朝鲜学者的攻讦，并严厉谴责朝鲜学者“把渤海国历史研究政治化”了（注5，第13～14页 ）。

　　对于朝韩学者观点分歧的实质，Э·В·沙夫库诺夫一语中的：“朝韩学者对于渤海国以及渤海国在这个朝鲜历史上所起作用的看法分歧的实质是有政治背景的”（注11，第111页）。

　　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渤海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兴趣，不仅是由学术研究引发的，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因政治企图引发的。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一些国家的领导集团往往援引这些或那些史实作为对他国领导集团提出领土要求的证据或者驳斥他国领导集团提出的领土要求的证据”（注11，第106页）。

　　对于我们来说，俄罗斯学者针对朝韩学者的渤海国历史研究所做的剖析不啻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提示：必须更加深入研究渤海国的历史与文化，密切关注国外对渤海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动态，不仅要发现偏差与谬误，更要发现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确凿的史实予以彻底纠正与批驳，正本清源。

参考文献：

　　1、Л·М·瓦西里耶夫、О·В·季娅科娃：《史料与民族学资料中有关作为文化的殡葬仪式》——《苏联远东考古学问题学术论文集》，符拉迪沃斯托克，1986年，第67～79页。

　　2、Э·В·沙夫库诺夫：《渤海国及其在滨海边疆区的遗存》，列宁格勒，1968年。

　　3、宋基豪：《有关渤海国历史的若干问题》（朝鲜文），1990年1月，30卷，60期，第4～20页。

　　4、宋基豪：《有关渤海国历史研究现状》（朝鲜文），1990年，3卷，第157～174页。

　　5、朴时亨：《渤海国史》，首尔，1993年。

　　6、宋基豪：《韩国、朝鲜、中国、日本及俄罗斯对渤海国的认识》（朝鲜文），首尔，1992年。

　　7、钟在厚（译音）：《论渤海国历史的史料和对渤海国历史认识的演变》——《纪念渤海国建国1300周年》，首尔，1999年。

　　8、韩圭哲：《自高丽时代至独立运动时期对于渤海国史的认识》，首尔，1992年。

　　9、韩圭哲：《渤海国的外交关系史》，首尔，1994年。

　　10、韩圭哲：《渤海国历史研究现状与研究课题》——《纪念渤海国建国1300周年》，首尔，1999年。

　　11、Э·В·沙夫库诺夫：《对朝韩学者撰写的有关渤海国历史的著述的客观评论》——《俄罗斯与亚太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1986年，№2。

　　12、А·А·基姆：《韩国学者论新罗与渤海两国之间的关系》——《远东及毗邻地区的考古学与文化人类学》，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布拉戈维申斯克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24～327页，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