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珠光：宝贝传奇（中）_风闻

    历史是世界的，也是联通的。在人类文明的曙光降临之前，薏米或许早已把世界串成过一串。

    在琉球群岛（即冲绳），有个名叫八重山的小列岛至今保留着将薏米珠子穿成串并挂于颈部辟邪的风俗。海滩上随处可以寻到美丽螺贝，岛民为何还要费力地把这种珐琅质壳的植物颗粒串成项链，其中隐藏的秘密恐怕不仅是为了装饰容貌吧。下篇，我想尝试从这里说开去。

（三）

    薏米珠在八重山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chi-dama”，而在距离八重山不远的另一个小岛——先岛，又被叫做“shi-dama”。岛民口中胖乎乎的舌体只要微调一下胎位，“chi”和“shi”出口瞬间造成空气震动的音频将是普通人耳所难以分辨的。实在是耳尖的，兴许还能听出那么一点语音差异，但是这比起对海相望的闽浙地区仅一田之隔的两个村庄各自口操的方言差异绝对算是“小巫见大巫”。

    我出生在浙江中部的“聚宝盆”金华，在我入学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乡下外婆家度过的，那是一个村民口操浙南方言的移民村，这种方言对于包围这个村的周边村民来说，简直就是异国语言。在外婆的村子，池塘边或稻田的灌溉渠道上稀稀拉拉地种着薏米。之所以，我还能记得，是因为我和村里的孩子在夏天经常会采摘薏米珠，穿成项链和手链，戴在身上玩耍。

    在传统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孩童的所作所为都容易被忽视，然而很多例子表明，前代生活的痕迹恰恰在孩童的行为中被无意识地传承、保留下来。然而，从传统急速跃进到现代的当下，很多痕迹没有来得及被传承却已落得如同沙滩上脚印的下场，被时代的大浪潮冲刷得无影无踪。

    现在，我记不起那些乡下的薏米是什麽时候逐渐离我而去，多年后，返回原地却怎么都找不到它们，甚至连种植过的痕迹也一并干干净净地消失了。听说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风吹热之际，村民们把既不能食用也没别的用途的薏米挖除了，因此空出来的田间渠道上全部替换种植实惠多多的毛豆。

    前两年，方便照顾年迈的父母，我从工作的外地回到金华居住，新住所距外婆的村子大概有二十里地。一个初秋的早晨，我照常走着去菜市场，路过一片池塘沼泽时，不经意间瞥见低处的岸上有几株似曾相识的植物，仔细一看，竟然是薏米。因为这场意外的重逢，有关儿时的记忆一霎那间从脑海中的某个不知名部位泉涌而出。

    记忆中的薏米植株是非常高的，小小的我需要仰视它，需要掂起脚尖才能触摸到枝头的薏米珠子。而眼下已接近成熟的植株顶多半人高，面对这些不可能再长高的禾本植物，我反而有些说不出的愧疚。只见一棵棵的植株上缀满了黑的、黄的、白的、青的薏米珠，映着晨曦闪耀出五彩神光，让我的心里舒服多了。

    为了能够形象地向内人传递我与薏米重逢的喜悦之情，回家再路过时我顺带折了一枝薏米的植株。就这样，坐在早餐桌边，我一手高举这株神圣的禾本植物，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述迄今四十年前的回忆录。从小生活在城里的内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带壳的薏米，而在此之前，她一直以为薏米生来就是真空包装袋里的那样光不溜秋的。

（金华沼泽边的一株薏米）

    言归正传。没记错的话，“chi”是古代西方对中国的简称，可能正对“秦”字的古音，也是演变出今天的英语表述“chi-na”（中国）的重要基础。曾几何时，“chi”被译为“支”，却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反感。在我看来，古老的象形文字——“支”表征的是“凤凰衔日”的寓意，难道这有啥不好的吗。如果非要换个让人舒服的译文，我想可以用“天朝”替代。

     上个世纪著名的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潜心研究过八重山对薏米的这个称呼，他肯定冲绳是永久留存中国“东夷”的痕迹之地。虽然老先生至死再也没有对“chi-dama”作出更多的解读，但就上述的这一点在五十年前也足以一鸣惊人。

    追溯到五千年前，居住在今天华南到华东直至华北的广大沿海地区的部落族群称作“东夷”或“东夷集团”，鸟类是东夷的主要图腾。据说，在古时候的日本有不少文人曾以“吾乃东夷人也”作为某种自我的标榜。

    我在上篇已提及，“东夷”部落之一的秦族史前曾大规模西迁。既然可以有西迁，当然就不能排除东渡的可能，持续不断往海内外派人，指导思想之一是追日梦想。那时还没有贵重的丝绸，也没有“一带一路”的概念，东来西往追逐梦想的人们可以轻车上路，是何等的自由。

    说起“一带一路”，我不由地想到了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地中海沿岸。那里曾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帝国叫罗马，中国古人称其为“大秦”。巧合的是，“chi”也与这个大秦关系密切。在今天的大英博物馆，有一幅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殖民不列颠岛时遗留下来的马赛克镶嵌画，该画主体部分有一处圆形图案，图案中有一幅胸像，胸像上是一位神圣的人物，他内穿大袍，外罩披风，服饰上的颜色有黑、白、橙和紫等。重点是，他头部上方镶有一个希腊语称为“chi-Rho”的符号，意为“上帝之子”，或者理解为“我的太阳”也未尝不可，可见“chi”具有古老而神圣的内涵。不用我多说，大家也能猜到他的俗家名姓。

    另外，我在梵蒂冈的一件色彩已显斑驳的手抄画上见过衣着大袍的12世纪东罗马帝国（拜占庭）阿历赛克一世的画像，在他的大袍上多处印有一种禾本植物的图像，那植物的叶子较长，不见有结穗，推测其很有可能是薏米植株而非麦子的形象。

    欧亚大陆两端存在多少奇妙的联系，实在引人无限遐想。本来，历史这东西需要大胆的想象，而不应只等深藏地下的遗迹来为世人揭开所谓的真相。话已至此，不再赘言。接下来，还是回到东海上的八重山。

    在那个小岛，“chi-dama"的身影出现在当地古老的民谣中，有一首岛民祈祷牛马等牲畜健康的“神口”，大意是：“广阔草原，家畜万匹。成群结队，竞相追逐。连接成串，好似珍珠。真世之神，恩德无量。”

    小岛哪来的“广阔草原”，就算养了几只牛马，何以能够“成群结队”，这样的“神口”有如夸大的“海口”。但是，如果说这样的“神口”只是岛民重复其先民旧时在大陆的生活记忆，那么一切都将变得合情合理。

    “好似珍珠”一句，与其说是比喻成群结队的牛马，还不如说是成串的薏米珠子。因为在薏米传到日本本岛之后，近世又被变称为“zuzudama”，现在通常译为“数珠玉”，也有变称为“juzudama”，译为“鸠麦”，总之，不是珍珠就是鸟食。欧美人士则给力得多，直呼薏米为“Pearl Barley”（珍珠大麦 ）。

    仅就八重山的地名补充一点个人的想法，虽然这是琉球的一个岛的名字，可是一直都让我有种似曾相识之感。说来有点话长。魏晋时期的学者普遍认为“西”是一个具体地名，大儒郑玄就说“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兑山在何处？《后汉书-郡国志》汉阳郡西县条下注引郑玄此语作“八充山”，显然，在上下竖书的古文中，“兑”字成了“八充”二字的误合。八充山又是何山？八充山应是《禹贡》所说的嶓冢山，“八充”即嶓（bo）冢古读之音转。在嶓冢山西麓，正是大名鼎鼎的西汉水发源地，秦国赖以发展壮大的腹地。那么，东海之上的八重山其名出处何方，与遥远的大陆西疆八充山是否有着某种奇妙联系，我想探索这些问题绝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八重山岛上的建筑）

    还有一部千年古文献有这样的记载，大地主神耕耘田地，并把牛肉赐予耕田人食用，作为惩罚，庄稼遭受了蝗虫灾害，枝叶在瞬间尽数枯萎。故事的最后介绍了将三种植物置于田边并施法消灾的内容，其中有一种被称作“薏子”的植物。

    看来，薏米珠串不仅能够给人播撒一生平安喜乐的祝福，也能为与人相依为命的牛马牲畜带去健康。如此神通广大，除非这珠子拥有太阳的灵力，具有禁咒的力量，将其持于手中可以克敌制胜，甚至能助先民开疆拓土一臂之力。

    作了上述的回顾，我更加确信，儿时所见到的那些种植在池塘边和灌溉渠道上的薏米植株，一定是村民用来祈祷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但是，后来为何迅速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了呢？我最近在沼泽边发现的那几株薏米又是什麽原因让它们得以幸存的呢？

    也许，有些疑问大可不必。尽信书虽有一些不可取之处，但多留心前人的记载，还是有助于发现笼罩薏米的华光褪色的秘密。

（四）

     上个月曾草就一篇《酒的初心》，文中引用了一句《论语》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把这句古语改写成白话，我当时考虑欠周，单纯地照过去学校老师教的那样把“朋”的意思释为“朋友”。一位身在北京高校的李教授认真读了在下的拙作，估计经历了一番要不要和我谈谈的思想斗争之后，李教授下定决心发简讯跟我说，“朋”意为朋友，可能不准确，在古代，同学为朋，同志为友。

    收到李教授的手机简讯对我而言如获至宝，对李教授的学识与为人我也是十分敬仰。于是，我回复时跟李教授约定，“接着写薏米的时候（宝贝传奇），再补充解释‘朋’的问题”。看到这里，或许会引起一点好奇心，薏米与“朋”能沾上边吗？我的回答是，不是沾边而是关系紧密。

    也是这位北京李教授在看完我的《宝贝传奇》上篇后又发来简讯，溢美之词毫不吝啬，夸我“这篇考证很厉害（给手三个）”，还向我致谢帮他“解决了秦字的字理”。现在，我准备再补上一个“朋”字。

    还有一位北京教授前些年新编了一本释字的好书，这本好书名为《千字文讲记》，其中对“朋”有这样一段新颖的讲解：“在上古人类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见不到大海，贝壳很稀有，故此以贝壳作为流通的货币。贝壳上打洞，用绳子穿起来，五个叫一系，二系叫一朋。老友来了，在脖子上挂两串贝壳去喝酒，就叫‘朋’友。”

    按照这本《千字文讲记》所说，物以稀为贵，“见不到大海，贝壳很稀有”，上古时代的黄河流域，贝壳曾在这里充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流通货币。再根据考古证实，大概是新石器晚期，大约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黄河流域开始使用一种海贝，此贝壳一面有槽齿，即齿贝，也称之为“货贝”。于是，货币学家称这是中国货币的鼻祖，而“朋”则是货币的计量单位。

    当时，两串齿贝为“一朋”，其购买力不知与今天的人民币一百元比起来怎么样。如果说，脖子上挂“一朋”就敢拉着老友出门去喝酒，其购买力看来是相当可以的。

    如果黄河流域的古人没有认识“稀有”的贝壳之前，他们拿什麽当钱使呢？当然，再往前的远古社会不需要钱，大家直接物物交换，有实在的货物才是硬道理。

    然而，道理虽如此，但我觉得还是说不通，钱的起源总该有个头。况且，两三万年前的远古社会，其陆地上的贸易活动比我们现在所知的要活跃得多，规模也绝不容低估。

    既然这是一篇写薏米的文章，也不用拐弯抹角了，我就直说我的猜测，薏米珠串可能先于贝壳扮演过一小段时间的货币角色。穿薏米珠子不需费事地打洞，聪明人穿几串就能到老实人那里换吃喝的实物，这在原始社会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

    平心而论，在一个缺针少线的年代，有聪明人能把薏米珠串起来，这样的创意本身就该很值钱。

    薏米珠子再不济，能吃又能酿酒，以薏米作为图腾植物的夏人应是深信不疑，拥有太阳灵力的薏米珠子乃人畜皆可共享的祝祷圣物。所以，能够把珠子串起来也是如有神助。

    退一万步讲，在内陆，既然稀有的海贝难得，而薏米比较容易得到，启发人们产生“朋”作为计量概念最早的绝不会是成币之后的海贝，而是早已挂在脖子上的薏米珠串（或者其他珠）。因此而有了“同学为朋”一说。这也是很好理解的。大家人首一串或几串薏米珠（或者别的什麽珠），排排坐，认真听部落的老师傅讲话，与后世有了学校之后人们一起同窗学习的情形是一样的。所以，一起参加学习的可不止有人，还有宝贝串串。免不了会有几个不认真听讲、长得珠圆玉润的玩珠子弟，嬉戏之余拿脖子上珠串比长比漂亮，进行一番炫富，这也不是不能有的时尚。

    突然想起另一个笑话，故事说的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的沿海商人将生意做到了雪域高原，商人拿沿海特产与当地群众交换高原特产，于是有了虾米换虫草的这档子奇闻。

    虾米在沿海算是不值钱的货，而虫草在当时值不值钱我不清楚，可是我知道虾米到现在也还不值钱，而虫草的价格却已比黄金贵了。故事中的商人绘声绘色地告诉牧民说，味道鲜美的虾米是龙子，要用鱼钩从大海里一只一只钓上来，就像上山一只一只挖虫草那样，然后把虾米一只一只拗弯，晒成干，制作过程非常辛苦。

    结果，信以为真的牧民以一只虫草换一只虾米。骗人的把戏当然不能持续，虾米换虫草最后成了酒桌笑谈的经典。

    我想，得逞过的薏米珠子很快也难以再换来好吃好喝，于是不断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原始社会首领们开始寻找更加难得的稀罕物来充当“买卖中介”。那么，作为稀有物的海贝来自哪里呢？答案就是直通中原相距最短半径的琉球。

    寻找“货贝”，不失为当时的人们长途跋涉面朝大海的一大动力。想象中原的上古之人不辞艰辛地穿越江淮，面对大海时，即将实现“捡钱”的梦想，会不会激动地咏唱“请赐予我那些珍珠”这样的歌谣而停不下来。

   直到海贝的供给变得愈加丰富之后，虽然人们终于意识到它的价值并不高昂，却依然保持大量输出的。1434年，琉球提交给大明朝的一份贡品目录中，有“海巴五百五十万个”这一令人惊叹的记录。恐怕这并非15世纪的特殊情况，依据古老传统办事的琉球除了特产齿贝“海巴”之外，再也不能拿出另一个明朝没有的珍奇之物了。而自诩啥都有的大明朝收到如此巨大的包裹又会如何处理呢？是把海巴子铺设在皇家后花园的幽径上，还是倒进先帝的墓道中。

    夏商文明相继腐朽而没落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朴实的西周。

    周人虽也搞祖宗崇拜那一套，但总体上是比较讲究实际的。也就是说，齿贝是否中国货币的鼻祖仍可存疑，而周人配实用主义鼻祖的头衔应是毫无争议。这一点在对薏米的看法中表露无遗。

（还有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