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之未来：在经济，更在行政改革！_风闻

众所周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是“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

然而，不管是基于国际竞争也好，还是基于中国的体量也罢，都决定了“出口”不可能成为，实现中国“全民富裕”的主要依靠——如果中国要靠“出口”实现“全民富裕”，可能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得变成资源输出国才行。

所以，中国现在确立的未来经济发展方向为“双循环”，并且要以“内循环”为主。

但是，在现有的“地产经济”模式下，想要依靠“投资”与“消费”来搞“内循环”，却是难上加难。

一方面，庞大的地方债已经快要榨干地方财政的“投资”能力。当前，大部分城市的地方财政收入，都是主要依靠卖地来支撑的，已经是危若累卵。且，即使不危，也绝不可能长久——就算可以敞开了卖地，也终有卖不出去的时候。

另一方面，沉重的房贷压力已经几乎抽干了普通居民的“消费”潜力。房价与居民收入之间的悬殊比例，已经使得普通居民的“消费”能力，越来越向“维持生活”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搞消费升级，但现实反馈却更多的是消费降级。

总而言之，自2015年左右起，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增长“困局”的新常态——不用看各种数据，只要问问周边的人，有多少人是觉得现在的生意是不是越来越难干了，就一切都清楚了。

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其原因既复杂又简单。既有“出口”渐顶的问题，也有“地产经济”的饮鸩止渴问题，更有人类科技发展整体进入“瓶颈期”导致的“缺新产品”增加“财富（享受之利）”的问题。同时，也有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达到一定水平，产生“经济僵化”的问题，和人口数量与社会分工岗位需求不匹配而产生的劳动力与产能的“双过剩”问题。

那么，中国经济的这种“困局”该如何破解呢？

在笔者看来，经济与行政就像一辆车的两个轱辘，二者必须协调一致才能正常行进。如果，一个轱辘快，而另一个轱辘慢，就会原地转圈。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在经济，更在行政改革：

一在，进一步强化中央管理的“新计划经济”；二在，科技发展的“去行政化”改革；三在，行政体系强化中央垂直管理的开源节流与精兵简政；四在，通过“行政”改革来破解“存量”难题；五在，我们到底要为人民提供什么样的幸福生活的“行政规划”。

一、关于“新计划经济”

经常有人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哪个更好。这种讨论是一种愚蠢的讨论。

因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各有利弊，并不存在谁更好的问题。

同时，计划与市场也并非是水火不容的绝对对立。计划之中可以有市场，市场之中也可以有计划。

计划也好，市场也罢，都是一种经济管理模式，并不是意识形态。把经济管理模式与意识形态划等号，就相当于是判断一把刀是善还是恶，纯属无脑。

一个国家选用哪种模式管理自己的经济，取决于哪种模式更适合你现实的实际情况——不同时间段与发展阶段的国内与国际情况，才是决定你采用哪种模式的关键。

在笔者看来，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如果想要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想要实现“全民富裕”，必然要走向加强中央统筹的“新计划经济” ——这既是国际竞争与国内民本的主观需要，也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趋势。

因为，只有加强中央统筹的“新计划经济”，才能使内部发展更有序，减少不必要的过多内耗浪费。

因为，只有加强中央统筹的“新计划经济”，才能更加有效的整合内部力量，以获取外部竞争的胜利。

因为，只有加强中央统筹的“新计划经济”，才有可能解决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所产生的经济僵化与社会和谐问题，从而保证我们能够基业长青。

“新计划经济”，非旧计划经济那样自上而下的按照国家计划统筹安排所有供需，而应该是自下而上的根据市场需求统筹安排非个性化的生产供应——个性化需求仍然交由市场进行自我供需调节。

“新计划经济”的“计划”，更多的是供需对接的“计划”， 是在统计需求的基础上去“计划”生产。“旧计划经济”的“计划”，更多的是产销分配的“计划”，是在统计生产的基础上去“计划”分配。

“新计划经济”的实现基础，是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旧计划经济之所以走不下去，其原因之一就是当产品的供应与需求达到一定的数量规模与品种丰富后，其复杂程度单是依靠人力根本就无法实现“有效计划”，尤其是对于需求的统计“计划”。而这些问题，对于网络技术而言，要想解决则非常简单。

注：关于“新计划经济”的具体阐述，我们后期再安排。

二、关于 “科研改革”

地球人类选择了科技文明的发展之路。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其军事实力，更决定着其经济实力。

所以，发展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发展科技。而和平时期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科技竞争。

过去，我们搞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其本质并不是我们缺少资本，而是缺乏科技能力——引进外资，真正引进的是科技（设备只是科技的物化而已），而不是资本。

目前，我国的科技发展，走的是国家投入与民间投入各干各的两条线道路——虽然，国家也对民间科研给予种种资金与政策支持，但其本质更多的是相当于一种“行政化的补贴”。

在笔者看来，如果我们想要在未来的国家间科技竞争中获胜，那么对科技发展进行“去行政化”改革就是非常必要的。

一是，科研管理的“去行政化”。这里所说的“去行政化”并不是说不要国家管理，而是在强化国家管理的基础上“去官僚化”。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懂的自然懂，不懂的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找搞科研的了解。

二是，企业科研投入补贴的“去行政化”。国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行政化补贴”，在某种程度上既不利于公平竞争，也是对纳税人的不公。笔者认为，在未来将这种“行政化补贴”改革为“风险投资”将更加有利于科技的发展。

三是，科研投入的“发动群众”。既然科技在国家间竞争中如此重要，那么我们在科研投入上除了国家和企业投入之外，为什么不能运用我们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通过行政改革来“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比如，设立“科技研发股票市场”，让普通民众也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参与科技研发（关于具体设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笔者的文章《西方金融给中国挖了什么坑》）。

三、关于 “开源节流”

如果，我们把问题扯远一点，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周期律来看。一个王朝的灭亡，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出了问题。

财政收支不仅关系着当下的“一次性投资”，更关系着整个国家建设与国民福利不断提升后的“持续性维持”——比如，修一条路不仅需要投资建设，更需要后期不断的养护投入。这是一个国家财政开支刚性增长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光顾着“投资”，而不考虑长期的“收入”来源，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财政就会出问题。

1、从“开源”方面看，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一定会走向增加国家资本收入道路——并且，这种国家资本的管理模式，一定会走向中央垂直管理模式。

靠“卖地”收入，已经基本快到头了。靠“税收”收入，太高了，即使不会赶走企业，也会抑制企业发展。所以，未来大有文章可做且空间广阔的，就只有“国家资本”收入——国家资本不等于就是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僵化与贪腐等问题也不是完全无解。

而在“国家资本”的管理上，分散的地方管理是弊大于利的——地方政府的各种投资乱象所导致的损失，早已是屡见不鲜。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某一天，甚至连地方政府的发展经济职能，也可能会被分离出来，走向中央垂直管理。

2、从“节流”方面看，中国未来的政府财政支出，一定会走向加强中央统筹管理的道路。

政府财政支出的中央统筹管理，不仅可以更好的发挥规模效益降低成本，还有利于降低贪腐发生的几率。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某一天，所有的政府采购一定会走向中央垂直管理。

目前，我们的互联网技术发展，完全可以支持这种中央垂直管理模式——即使不统采，最起码也可以通过全国比价来降低不合理高价的发生机会。

四、关于“精兵简政”

从某种程度上说，“精兵简政”也是一种“节流”，这里我们不多做讨论。大家只要看看，我们现在有多少县城是靠公务员来支撑经济的就知道了。

对于财政开支而言，多一个公务员并不仅仅是多开一份工资的问题，而是还要有其工作开支的问题——闲着如何能体现出存在的必要性！

五、关于“存量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存量问题”，主要是地方债、房贷与财富两极化等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市场自我调节，肯定是无法解决的，其出路必然是政府要在“行政”上发力才行。

1**、地方债问题**

债务其实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完全可以像当年把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打包”那样予以解决。

有问题的是，地方财政如果不依靠“卖地”，拿什么来“投资”，以及是不是能够维持现有开支需求。

所以，必须要考虑清楚，未来的地方政府到底该干什么事，其财政收入要靠什么支撑？

所以，这个问题的本质与根源，其实是“行政”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在笔者看来，如果将经济发展职能搞成中央垂直管理，而地方政府只需搞好为地方居民服务即可，未尝不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2**、房地产问题**

房地产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既离不了，又还得控制其畸形发展。

如果没有了房地产的拉动，整个中国的内生经济拉动将会很困难，根本找不到可替代的产业。并且，中国整个社会的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是必然的客观规律，大量的农民进城也需要“居者有其屋”。

如果放任房地产的畸形发展不管，不仅会对实业与消费造成严重的挤压效应，导致瘸腿。最终，也会因泡沫破裂，形成经济危机。

在笔者看来，房地产问题的解决，除了一般的各种“行政”手段之外，最好是加上对农民进行“行政”改革——农民自愿放弃自己的“农民权益”，国家给予其在城市购房的相关补贴（关于具体设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笔者的文章《农户承包地退出：该退回集体，还是该转为国有》）。

3**、财富两极化问题**

这个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从长期看，笔者认为最佳的解决办法是：私人财富去资本化。

因为，财富两极化的根源，不在个人体力或脑力劳动收入的差别，而在私人财富资本化后的不断增殖。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只能用来消费，而不能用于资本增殖，那么人和人之间的财富差别再大，也很难出现天壤之别与阶层固化。

当然，这种私人财富去资本化，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全部都由国家资本来投资。对于像理发店、便利店、小饭店等个体经济，及一些小微型企业还是需要个人投资的——私人财富去资本化，其目的是控制私人资本规模太大所产生的弊端，而不是走极端。

六、关于人民幸福生活的“行政规划”

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答案，显而易见。一是，为了在国家间竞争中获胜，以保护国民利益；二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那么，对于人民而言，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生活呢？

这，既可以通过国家间的简单横向对比，追求更好。也可以，主动的对幸福生活的蓝图进行描绘规划，然后为之努力奋斗。

在笔者看来，如果没有对幸福生活的“行政规划”，所谓的内循环就变成了没有目标的为了循环而循环。同时，这种“行政规划”也更能让我们从宏观上理清，科技发展与人口数量和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经济的本质，其实就是分工与交换，只不过在加入了科技这个变量之后，更具动态性罢了。

如果，我们有了对幸福生活的“行政规划”。那么，我们的路径与方法等，可能也就清晰了。

注：整篇文章罗列了很多具体观点，虽然这些观点并不一定正确或可行，但笔者认为大方向应该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不管是从内部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单靠经济改革都已经很难再有大的效果了，已经到了需要行政改革来推动的阶段了。并且，这种行政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国家的管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