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藤校本想教你做人，现在它放弃了，但不必难过（doge）_风闻

我出个谜，你猜猜看：一个神学起家的学校，接受了殖民者的赞助，历史上产生了五个总统，19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成百上千个议员和外交官，打美国一所大学，猜不出来吗？提示一下，是它两所中央党校之一，还不行？吉祥物是条狗。答案是耶鲁大学，另外一所中央党校是哈佛，但其实哈佛更偏实践领域，耶鲁更偏精神领域，这从它们最有名的学科就能看出来，哈佛是商、医、理工、政治、生命科学，耶鲁是法、史、哲、美术，哈佛校友亿万富翁接近200个，耶鲁只有30个；而且校训反映一个学校的价值导向，哈佛要的是真理，耶鲁除了真理多了一个，光明。这很重要，为什么，待会说。

今天之所以聊到耶鲁，是因为耶鲁和我的母校新加坡国立大学，10年前联合办了个博雅教育学院，叫Yale-NUS College，学制四年，前两年学人文、量子物理、戏剧、哲学，后两年学你感兴趣的东西。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古典意义上arts不是艺术而是有理论的技术，现代一般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其实质是liberal education，应该理解为文理学科的自由教育，遵循的是古代西方城市的自由人传统，当然一般都不会这么翻译，而是博雅啦通识啦，讲的简单一点其实就是让你成为通才，一个完整的人，但什么是完整的人，如何成为完整的人，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对这个感兴趣可以去观察者网搜“素质教育、奢谈”，有我一篇采访，比较枯燥，但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下，西方自由主义、中国儒家传统和当代社会主义对人之为人的认知。

回到这个Yale-NUS College，它非常精英化，招生标准之苛刻令人发指，难进程度高过耶鲁本部。可就在不久前，新加坡国立大学宣布，将与耶鲁终止合作，学院将于2025年正式关闭，项目归并，今年入学的2021级新生，到2025年毕业就是最后一届，不办了。至于为什么，没有说。学生不乐意，怎么校方就替我们决定了，新国立校长陈永财说，替你们决定是因为太敏感了，涉及两所大学办学的战略方向。也就是说，曾经是一致的，现在高度不一致，所以分道扬镳。战略方向到底是什么？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陈庆珠更是话中有话，说这样做是为了让博雅教育民主化，又说新国立是个公立大学，和新加坡未来息息相关。到底什么意思？

先不回答这些问题，讲另外一件事。最近，新加坡提出了《外国干预（反制）法案》，让西方惊呼巨大倒退，“无国界记者”组织——这是个总部位于巴黎、亚洲办事处位于台北、从中情局拿钱、热衷于吹捧异见人士，曾经破坏北京奥运、去年刚给乱港分子黎智英颁奖的这么一个组织——它说新加坡“以捍卫国家主权为名，政府可以把任何独立媒体说成是外国代理人，对其内容进行审查”。一股熟悉的味道。

这跟办学有关系吗？当然有，当初为什么要创建这个学院？新加坡方面很早就邀请耶鲁基金会的投资者作为顾问，加入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GIC政府投资公司，2009年甚至有短暂一段时间，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的CEO不是李显龙的妻子何晶，而是美国old money查尔斯·古德伊尔四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耶鲁大学理事。新加坡和耶鲁为什么走这么近？新加坡想有个金字招牌很好理解，耶鲁呢？你说它只是想到亚洲来赚钱，那太小看人家了，毕竟哈佛更热衷于赚钱。那为什么呢？耶鲁另外一位理事法里德·扎卡里亚给出了答案，这个人如果你长期看美国媒体就很熟悉，亨廷顿和基欧汉的学生，写了本书叫《自由的未来》说非民主国家可以通过自由市场学习资本主义，最终发生质的变化，走向繁荣有序的自由主义社会。耶鲁是来作为知识教化领域的老师，帮助新加坡完成这么一个转型的。耶鲁当时的校长理查·莱文是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相信世界是平的那一套东西，他希望联合办学能够帮助新加坡更进一步，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枢纽，毕竟它离全球增长引擎更近嘛，当然帮也不能白帮，要驯服新加坡，让它从根上改掉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的坏毛病，让人本主义来主导全球管理和投资。

我前面说了，耶鲁是美国的中央党校，它要开到亚洲来，要意识形态和经济实践相结合，不可谓不是一步大棋。你可能会说，别扯了有没有这么玄乎，人家办个学校而已，搞得好像肩负着什么神圣的责任？唉你这说对了，耶鲁传统就是肩负神圣的责任，aka传教。咱们再回到它的起点，1701年10月9日，一群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公理会的神父在美国新英格兰殖民地建立大学学院，宗旨是为神圣和世俗政体培养公共雇员，后来它接受了东印度公司圣乔治堡总督伊利胡·耶鲁捐赠的书籍、布匹等礼物，转手卖了800英镑巨款，于是把学校改名为耶鲁大学。1819年，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登陆，慢慢把这里扩展为殖民地，当时还没有美国，新英格兰也是殖民地，但是西方文明属性更加突出的殖民地，是老师，亚洲的异教徒都是学生，要去支教，先进带动后进，所以传教士远赴亚洲传播福音，目的地主要是中国，当然也包括新加坡。美国曾经有个组织，学生志愿运动全名是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人家不是去扫地慰问老人，是去传教，他们很多本来就是传教士的子女，出生在海外，他们觉得有责任传播西方文明，西方文明说到底是宗教，而且是一个给帝国主义披上助人为乐外衣的宗教。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一代人时间里evangelize the world，把福音传遍世界，注意不要理解宽泛了，是把世界变成福音派，变得跟我们一样才是人。这个组织的档案，至今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这些宗教意义上的传教士，又养育出新一代政治意识形态的传教士，典型就是在蓬莱出生的新闻人亨利·卢斯，又一个耶鲁毕业生，后来创办了《时代》《财富》《生活》《体育》等等杂志，美国世纪的提出者，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之一。他想把童年成长的中国变成成年理想中的美国，不惜替国民党文过饰非，因为他觉得常凯申才能在中国建设自由民主制度，发扬基督教精神。49年以后，美国思想界内部检讨，觉得卢斯等人的宣传应该为“失去中国”负很大的责任。直到晚年，卢斯还对手下年轻编辑感叹，多么想回到登州，就是蓬莱，看到它变成自由之乡。

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宣传自由民主和传传播宗教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耶鲁培养了很多新时代的传教士，比如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和执行人美国总统小布什、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尔夫威茨、总统师爷弗拉姆、新保守主义教父卡根，统统都是耶鲁的。在新时代传教士的眼里，一个非西方国家，跟西方差异越大，越纯真，越值得美国去教学，让他们皈依，所以美国军队和“国家建设顾问们”永远在支教。

其实耶鲁就是新加坡支教嘛，2011年两所大学的教授聚在纽黑文的小山坡上，为新校区设计课程，首任院长是耶鲁的比较文学教授伯利克里·刘易斯，你听这名字就很有古希腊内味，他想把这个学院建设成一个彰显美式博雅教育经验的地方，一个充满启示性刺激的地方，注意断句启示性·刺激revelatory stimulation，这又是半宗教式语言，启示什么呢，启示如何成为西方古典意义上的自由人。

但这种虔诚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受到很多质疑，耶鲁很多教授很生气，觉得你把自由民主的教育殿堂，开到一个不自由民主的地方去，居然不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民主吗，这样搞博雅教育注定会失败？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也发了封公开信，对耶鲁大学与新加坡政府的合作性质和影响表示担忧，因为新加坡的言论自由哪怕没有被彻底剥夺，也受到巨大限制，教职人员自我审查，真正的自由教育会受影响，甚至无法存活。

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李显龙在揭幕致辞里面就说得很明白，不能照搬耶鲁在美国的办学模式，得摸索一条适应亚洲的道路。要跟亚洲价值观结合。什么意思呢？西方人心里苦但说不清楚，翻来覆去就是禁锢言论自由。其实中国人很好理解，就是权威最终属于谁，是宗教道德塑造下个人掌握并私下集结的资本，还是人民授权的政府。

新加坡的举措，在美国自由主义者看来，那属于黑暗的逆流，遮蔽了耶鲁校训里的光明，冲击了他们对于世界的谋篇布局。新加坡被认为是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城市国家，它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想说什么中美争夺东亚影响力、新加坡人才教育理念靠拢中国的话，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只想要资本不想要主义，因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光环在消退。如果一个国家政治分裂、社会分歧、经济分化，那它的体制的吸引力自然会降低，赋予这套体制合法性、为这套体制培养牧师，为这种现实勾勒理想的自由教育，也会相应衰弱。但这只是西式自由教育，具有文明主体性的中式通识教育，我认为是很必要而且很有前途。通识教育的本质是追溯思想根源，培养人类灵魂。我们和西方从不一样的地方来，不一样的根源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灵魂，对人之为人的意义，我们和西方有不一样的理解，进而产生了不一样的追求，通往不一样的未来。古老的中华文明如何在我们手上焕发新的光荣和伟大，这是需要我们长期探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