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杨振宁：东方的天就要大亮了_风闻

加盐注：最近在研究海尔的张瑞敏，预计还要几天才能写完。今天先发一篇写杨老的，以慰大家期待之情。

本文是我和同事杨朔合写的，杨朔是第一作者，何加盐是第二作者。我们希望新同事的加入，能在保持原来的风格和深度的同时，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

杨振宁/图源：百度百科

1922年的10月，世界发生了一些大事：英国人成立了BBC，苏联红军重占了海参崴，意大利人选出了墨索里尼，丹麦足球队门将波尔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没有哪件事情，比得上一件事重要：

一个中国小孩，出生在中国安徽合肥。

中华民国十一年八月十一，即公元1922年10月1日，合肥县城西大街四古巷杨家大院，一位名叫杨武之的中学老师喜得长子。

按照家谱“家、邦、克、振”的排名，孩子当属“振”字辈。由于杨武之当时在怀宁（今名安庆）一所中学教书，便取地名“宁”字为小孩之名。

日后，这个名字将永载人类史册：杨振宁。

1

此子似有异禀

杨武之出身于一个秀才之家，年幼时父母双亡，由叔父养大。1915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在母校安徽省立第二中学任教，1918年转入安庆中学，担任数学老师。次年与当年父母指腹为婚的未婚妻罗孟华结婚，1922年生下长子杨振宁。

杨振宁出生没多久，杨武之就考取了赴美公费留学生。1923年8月，杨武之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数学博士，此时杨振宁10个月大，还不会说话；他要到5年之后，才能再次见到自己的父亲，那时他都已经会背整本的《龙文鞭影》了。

杨母罗孟华是一位旧式妇女，只念过一两年私塾，但是她对杨振宁的影响非常大。杨武之留学期间，罗孟华肩负起教育长子的重任。据杨振宁回忆：

“我四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三千多字。现在，我所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见《杨振宁文录》，杨建邺选编，海南出版社，2002年）

“我本人的个性和作风，受到父母亲都很大，也许可以说，明显的影响（如学术知识）是来自父亲，而不明显的影响（如精神气质）是来自母亲。”（见《杨振宁文集》，张宙选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五年后，罗孟华收到丈夫即将回国的电报，要她带孩子前往上海团聚，这让罗孟华喜出望外，眼泪盈眶。

要知道，当时很多人留学回来，就抛弃了原来的妻子，另娶新欢。罗孟华也曾担心自己也会遭遇被抛弃的噩运。但幸好，杨武之并不是这样的人。

作为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杨武之回国后，即被厦门大学聘为教授，一家人前往厦门生活。幼小的杨振宁，也跟随父母到了厦门。

在这里，杨振宁第一次用上了电，第一次用上了抽水马桶，开始接受比较现代化的教育，而不是像原来那样整天背书。

杨振宁的学习成绩很不错，国文和算术尤其好，但是手工却做得很差。有一次，老师让同学们用泥巴捏只鸡，父母看完后却称赞说，这只藕捏的真不错。这个特点，日后也决定了杨振宁科研道路的走向。

也是在厦门，父亲开始发现了杨振宁的过人之处：家人在海边散步时，杨振宁挑选的贝壳总是极小却很精致，杨武之认为儿子有着异于常人的观察力。他在杨振宁的一张照片背后写下评语：此子似有异禀。

1929年秋，杨武之由厦门改往清华大学任教，杨振宁随父北上。此后在清华园中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或许是小时候的记忆太深刻、太美好，若干年后杨振宁落叶归根，选择的最后落脚点也是清华大学，终生再未离开。此是后话。

2

清华园的杨大头

小时候，杨振宁是清华园中的孩子王，外号“杨大头”。他的花样最多，骑着自行车，从土坡上疾驰而下，在清华生物系一排一排的鱼缸间狭窄的缝隙里大秀车技。

当年的小伙伴回忆说，杨振宁兄弟和几个孩子整天都在树上，“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颗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这群小伙伴里，有后来的雕塑家熊秉明，陈省身的妻子郑士宁，还有一个小他两岁的同乡，外号“老憨”。

老憨这娃每天跟在杨振宁屁股后面玩。他们小学就同一个学校，到中学之后，杨振宁又是学长，碰到有人欺负老憨，杨振宁就会挺身而出帮助他。后来上了大学，又是同一个学校；等杨振宁到美国留学，过两年老憨也跟着来了。杨振宁还特地帮他选了一个离自己就读的学校很近的大学。在自己读博的后两年，他俩住同一间宿舍。

可以看出，这位老憨，称得上是杨振宁年轻时最好的朋友。后来，他们虽然远隔重洋，但是友谊始终不渝，成为一段必将永远流传的佳话。

“老憨”的大名，叫邓稼先。

上学时，杨振宁不仅会玩，而且功课非常优异，在清华园小有名气。杨武之发现儿子数学能力优异，却并没有加强这方面的培养，更没有送儿子去学“奥数”。甚至当儿子问起一些艰深的数学知识时，杨武之却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杨振宁初一暑假时，杨武之请来历史系的高材生给杨振宁讲解《孟子》。这暗含一种通识教育的理念——即要培养学生对不同学科有所认识，进而将不同知识融会贯通，培养出完整的人格。

这种教育理念也深刻影响了杨振宁的教育思想。1990年，一位华人学者致信杨振宁，希望把自己12岁的天才儿子送往大学深造。杨振宁在回信中说道：

“在我11岁和12岁时的暑假，他从大学里请了一位历史系的大学生来给我补习中国古文——《孟子）。他晓得人的一生是多方面的，他知道他儿子的数学不需要过早地去催促。我深切地感激他的明智……

……在他的面前有一个漫长的人生旅途，尤其重要的是，像他这样的年纪，在心理上和学习上要保持全面、均衡的发展”。（见《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3

联大七年

1937年7月，杨振宁即将升入高二，平静的校园生活却被日寇的枪炮声打破。

9月份，杨家为逃离战乱，撤离到合肥，杨振宁也前往合肥的泸州中学学习。但日军飞机又在合肥不断轰炸，学业再次中断。1938年3月，杨武之举家迁往昆明。到昆明后，杨振宁进入昆华中学继续学业。

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杨振宁在高二16岁的时候，就报考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以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

西南联大当时肩负着“国难当头保文脉”的作用，这所临时性高等大学后来造就的学术高度，汇集的英才数量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极为罕见，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 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杨振宁刚开始报考的是化学专业，但后来对核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转到了物理系。

当时给杨振宁他们上课的，文学有闻一多、朱自清，数学有华罗庚、陈省身，物理学也是群星璀璨，赵忠尧、张文裕、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饶毓泰、王竹溪、吴大猷等大师汇聚一堂，让杨振宁和他的师弟李政道、邓稼先等人如鱼得水。

联大当时的办学条件相当艰苦，教室屋顶是铁皮做的，下起雨来叮咚作响，听不清老师讲课声，窗户没有玻璃，起风时纸张迎风飞舞，甚至学校财政紧张时，这铁皮屋顶最后也只能卖掉换成茅草顶。

不仅条件艰苦，学生还得提防敌机轰炸，随时准备跑警报。杨振宁的家就曾被夷为平地，幸好人及时撤离到防空洞，没有出事，但是很多从北平带回来的珍贵书籍都被埋在了尘土之下。

杨振宁大四时，他的儿时伙伴邓稼先也考入了联大物理系。此后，杨振宁每次跑警报，都会拉上邓稼先一起。有一次敌机来袭，杨振宁跑到了防空洞，怎么都找不到邓稼先，便不顾危险地返回去找，看到邓稼先看书入了迷，连警报声都没听见。杨振宁把邓稼先拉到防空洞没多久，邓原来看书的地方就被敌机炸平了。

尽管生活艰苦，但杨振宁在这里汲取到了充沛的学术滋养。他在西南联大读完本科又读硕士，然后又在联大附中任教，一共呆了七年。日后他说，这七年“对于我一生的学术事业有决定性的影响”。（见《大先生杨振宁》，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国家记忆》系列）

1944年杨振宁考取了第六届留美公费生。当年考试委员会规定，各考生应在原机关服务，等待进一步通知。因此杨振宁前往西南联大附中教了一年数学，第二年八月才正式赴美求学。

在附中的日子虽然只有短短一年，但是却给杨振宁的未来埋下了一个伏笔。当时班上有一位女学生，是抗日将领杜聿明的千金，名叫杜致礼。22岁的杨振宁和17岁的杜致礼，还不知道日后命运将会把他们牵到一起。

4

从芝加哥到普林斯顿

1946年1月，杨振宁来到23年前父亲曾经求学的芝加哥大学，成为该校物理系的一名研究生。他的指导老师是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米。

费米是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都已经做到顶尖的科学家，而杨振宁由于从小动手能力差，而读书时代又由于战乱而条件缺乏，所以他认为自己急需补上做实验的短板。于是，费米就介绍杨振宁到同事艾里逊教授的实验室去做研究。杨振宁高兴地去了，他雄心勃勃，想要成为一名实验高手。

不久，艾里逊实验室就流传开了一句话：“哪里炸得乒乓作晌，那里准有杨振宁在场。”（Where there is a bang there is Yang）（见Chen Ning Yang， Oral History Interviews，AIP）

当实验仪器漏气时，杨振宁花了几个小时找不到漏洞，同学却一眼能看出问题所在，几分钟把仪器修好，让杨振宁倍感神秘，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只好放弃走实验物理的道理，专心搞理论研究。

日后有人评价说：这是实验物理界的幸运。

于是，费米又介绍杨振宁去自己的另一位同事那里学习理论物理。这位同事就是鼎鼎大名的“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从此之后，杨振宁如鱼得水，很快就在世界物理学界崭露头角。   

1948年6月，杨振宁博士毕业，先是留校任教，担任费米的助手。后来因为被“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研究所吸引，到普林斯顿去工作了一段时间。原本他和费米约定，在普林斯顿只待一年，然后就回芝加哥大学。

但不料，这一去，就是十七年。

杨振宁的普林斯顿之旅之所以从原定的一年变成了后来的十七年，倒不仅仅是因为奥本海默的挽留，而是遇到了一个特殊的人。

1949年圣诞节假期，杨振宁和同事在普林斯顿威瑟斯彭街御茶园餐厅吃饭时，一位长相标致，举止端庄优雅的姑娘走过来向他问好。杨振宁惊喜地脱口而出：“你怎么会在这儿？”这位姑娘就是他曾经的学生：杜致礼。

此时，她已经从17岁的花季少女，成长为22岁的成熟姑娘。她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女子学院上学，假期到普林斯顿去看望读高中的弟弟，因此得以与杨振宁邂逅。

当时，杨振宁已经27岁。对那个年代的中国人而言，父母已经很着急他的婚事。杨武之甚至还专门委托身在纽约的胡适帮杨振宁介绍对象。胡适对杨振宁笑言，你们这辈人比我们能干多了，哪儿用得着我来帮忙。

当时杨振宁也有其他的交往对象，不过见到杜致礼之后，基本上就确定了杜才是他的心中所爱。杨振宁开始频繁坐着火车来往于普林斯顿和北纽约之间，后来为了方便见面，干脆买了一辆车，每到周末就开车一个半小时，去杜致礼所在的圣文森特山学院找她。

8个月后，他们在普林斯顿举行了婚礼。

图源：百度百科

由于杜致礼此时还在上学，如果杨振宁回到芝加哥大学，那么他们就要相隔一千多公里两地分居。因为这个原因，杨振宁就留在了普林斯顿。后来各方面工作和生活都已安定，就没有再回芝加哥了。

5

杨-米尔斯规范场和宇称不守恒

成家之后，杨振宁事业也迎来了黄金发展期。

在1956年之前，物理学家认为宇称守恒，和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守恒定律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

什么是宇称守恒？简单解释就是，自然界中有四种基本力量：强力量、电磁力量、弱力量和万有引力，“这四种力量每一种都左右对称，就像每一事物都和它镜中的对影是一模一样”。

但是上个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个“θ-τ之谜”：当时物理学家发现“θ粒子”会衰变成两个π介子，而“τ粒子”会衰变成3个π介子。但令人奇怪的是，θ和τ粒子除了衰变方式不同之外，其他方面的性质几乎完全一样，并且θ的宇称为偶，τ的宇称为奇。

这将物理学家逼入了两难困境，如果坚持宇称定律不可动摇，那就得承认θ和π是两种不同的粒子，反之就得否认宇称守恒定律。

在解决这个谜题时，杨振宁与李政道开始合作。

1956年6月中旬，他们向《物理评论》提交了一篇论文，后来10月份刊发了他们的文章《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指出宇称并不是永远守恒，并提出需要新的实验检验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

这一观点引来了物理学家们的群嘲，“我不相信上帝是一个没用的左撇子，我愿意打一个大赌，实验一定会给出一个守恒的结果”，“如果宇称真的不守恒了，我把我的帽子吃掉”，“质疑它，要不是极聪明，就是极蠢”。（见《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尽管质疑声音很大，但杨李二人还是决心用实验证明这个结论，他们找到了一位华人女科学家：吴健雄。10个月后，实验结果证明，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对的，在弱力作用下，宇称确实不守恒。

1957年10月，在论文发布一年之后，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创造了一个惊人的记录。它表明，杨李二人的发现，从一开始就被公认为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前沿。要知道，在诺贝尔奖113年的历史中，从发表成果到获奖，物理学家平均要等待漫长的18年。

而对杨振宁而言，35岁拿诺奖，还不是他的巅峰。

现在的物理学界普遍认为，杨振宁最高成就并不是宇称不守恒，而是1954年和米尔斯创立的规范场理论。美国富兰克林学会为杨振宁颁发“鲍尔奖”时的评价是，“这个理论模型，已经排列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的工作之列”。（见《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我们换一个具体的统计数字，或许会有更加直观的感受：除了杨振宁自己获得的诺贝尔奖外，先后还有7个诺贝尔奖，是直接利用杨振宁提出的“杨-米尔斯方程”拿到的；有几十个诺贝尔奖，是和杨振宁提出的理论有关；此外还有6个“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也就是菲尔兹奖研究的对象，是杨振宁提出的“杨米尔斯方程”和“杨-巴克斯特方程”。

1957年12月，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鲜花拥簇，香气袭人，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在这里出席了诺奖颁奖典礼，并发表了感言。

两人获奖消息传回国内，激励了一代中国青年学者，提升了他们在科学上的信心。

后来在杨振宁看来，自己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并非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在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6

分道扬镳

杨李二人因卓越的学术成就，荣誉赞美纷至沓来，但令人遗憾的是，二人嫌隙渐生，在1962年最终决裂。

他们曾经有过珠联璧合的黄金时代。奥本海默说，看到杨李两人走在校园里，他就会感到满心骄傲，总算看到研究所里有愉快合作的最佳典范。

人们有时看到两人激烈的讨论，甚至大喊大叫，他们经常用中文交流，偶然夹杂英文单词，甚至观看或者聆听他们的工作进展，都是让人兴奋又疲惫的体验。杨振宁曾说，“我们两人的关系，有的时候比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

但两人关系最终破裂，主要是源于两个分歧：一是论文署名的矛盾，二是诺奖贡献之争。

据李政道说，两人合作完成论文后，杨振宁希望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前面，李政道第一次勉为其难的答应了，但第二次李政道希望按照国际惯例，即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不过，虽然两人在署名问题存在分歧，但合作并未受到影响。真正的矛盾来源于诺奖之争。

1962年，著名的媒体《纽约客》发表长文《宇称的问题》，作者暗示，诺贝尔奖其实是李政道提出的思路，杨振宁只是参与了计算。

杨振宁起初对这些传言并不理会，但是1979年，当他在欧洲核子中心的图书馆看到李政道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发现李政道本人在书中也持这种说法时，再也坐不住了。两人的争议不断升级，唇枪舌剑，你来我往。

甚至获得诺奖的论文是谁主笔，两人也有分歧。

杨振宁在1983年说，自己当时得了严重的腰痛病，不得已卧榻数天，论文是由自己口授，妻子杜致礼一句一句记录下来，后来把稿子拿给李政道，他作了几处修改。

但2003年李政道却称，当时杨因为腰痛，打电话说他不能来纽约拜访我，我在电话中告诉他，自己不仅完成了论文，而且请助理将手写的全部论文打印出来。

一直到2010年3月，杨振宁宣布不再就这件事发表任何言论，这段历时半个世纪的争论才告一段落。

曾经亲密合作的伙伴，最后以这种方式结局，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两人共同的恩师吴大猷教授曾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远掩盖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再在世人前争，而让真相慢慢的展现出来。”

现在，离吴大猷说这段话已经过去了35年，这个事件仍然还是一个罗生门。也许，真相如何，已经不再重要。时间留给我们的，只是一声沉重的叹息。

7

千里共同途

2017年，95岁杨振宁改回中国国籍，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消息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本是一件大好事，却有很多人给与了负面的评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声音认为，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候没见他回国报效国家，反而扭头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将他与邓稼先进行比较，认为他现在凭着诺奖身份回国安度晚年。这些网友认为这是典型的投机行为，是精明的选择。

但是当我们真正去了解一个真实的杨振宁，就会发现这种言论不仅刻薄，而且无知。且不说杨振宁以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为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使我们摆脱了中国人才智低人一等的印象，并鼓舞了一批又一批中国学子，就说他的爱国之心，就并不输于任何人。

1957年6月，杨武之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得以赴日内瓦与当时在那短暂工作的杨振宁会面。临别时，杨武之写下一幅字给儿子：“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

图源：《晨曦集》：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李昕，澎湃新闻

1957年12月，在诺奖颁奖典礼上，杨振宁向全世界说：我以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

1971年，中美尚未建交，但两国关系开始有缓和迹象，基辛格秘密访华，几天后，杨振宁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中国。

杨振宁此次归国，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已经为此谋划许久。早在多年以前，他就选择绝不接触与核武器有关的研究，避免日后美国人以涉及安全机密为由，阻挠他回国。

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杨振宁回国探望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1971年7月15日，他终于踏上了回国的飞机。若干年后的回忆录中，杨振宁如此写道：当驾驶员说，我们已进入中国领空，当时我的激动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

回到中国后，他前后前往上海，合肥，见到了很多自己的同窗好友和老师，在北京如愿以偿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前后会谈接近五个小时。总理说，

“杨博士在海外的成就说明了中国人并不比别人笨，中国目前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迎头赶上去……我们希望杨博士和许多有识之士ー道，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架设一座交流科学、增进友谊的桥梁”。（见《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图源：《晨曦集》：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李昕，澎湃新闻

历时一个多月考察结束后，杨振宁回到了美国，在美国他多次公开演讲，介绍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轰动，甚至他的举动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多次找他“谈话”，有调查员去了他的办公室，语带威胁。不仅有美国人的压力，苏联当局也攻击污蔑杨是中国派去美国的第五纵队之首。

不过这些攻击并没有改变他的内心。得益于杨振宁的大力宣传，大批华裔学子开始消除顾虑，前往中国探亲访问。

周培源教授说：“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架设起中美之间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光是这方面的贡献，杨振宁的成就就是无人能及的。（见《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除了上面这些显性的成果，还有一些大家当时并未觉察但影响深远的意义。

杨振宁在70年代多次回国，每次会被要求列一份“亲友会见名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个名单上很多都是正在劳改的科学家，只要会见后，这些人就不再被关押，可以继续从事和科学相关的工作。

1971年首次回国时，杨振宁会见名单上列的第一个名字，是邓稼先。

据邓老的妻子许鹿希若干年后回忆：当时正处于特殊年代，邓稼先和十几位科学家的正常科研工作受到干扰，被软禁于青海的“221基地”某学习班，并很有可能会被进一步迫害。正是由于杨振宁希望会见这位老友，在总理的过问下，邓稼先回到北京，陪同总理一道参与和杨振宁的会面。

那个所谓的“学习班”也因此而被解散，十几位科学家得以顺利回到工作岗位。除了邓稼先以外，这十几个人里面，还有一些当时隐姓埋名，但日后将被全国传颂的名字，如于敏、陈能宽。

杨振宁与邓稼先分别22年后再次相聚于北京时，感慨万分。当时他心头一直有个问题在萦绕：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美国媒体说，中国人根本就没能力造原子弹，是因为有个叫“寒春”的美籍物理学家帮助中国，这才造出了原子弹。

从杨振宁内心来讲，他很希望这个消息是假的，他说：

“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懂不懂，在我长大的时候，在我父亲他们这一辈长大的时候，是中国被外国人欺负得不得了，因为中国没有近代的（先进）武器，所以希望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见《大先生杨振宁》，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国家记忆》系列）

有一天，杨振宁忍不住把疑虑抛给了邓稼先，邓稼先回答说，我觉得没有，不过我需要向组织上验证这件事情。

第二天晚上的宴席上，有一个工作人员专程给杨振宁送来了一封邓稼先写的信，信中说：

关于你要打听的事，我已向组织上了解，寒春确实没有参加过我国任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我特地写这封信告诉你。

杨振宁看信之后，当即离席，躲进洗手间，泪如泉涌。

在那封信中，邓稼先还写道：

“这次送你走后，心里自然有些惜别之感。和你见面几次，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东西似的，细想起来心里总是有"友行千里心担忧"的感觉。因此心里总是盼望着"但愿人长久，干里共同途”。

当时杨振宁并不理解好友为什么要把“千里共婵娟”改为“千里共同途”，而五十年后，杨振宁已经完全懂了。他在百岁生日感怀中说：

“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有自信地跟你说，我是以后50年是合了你‘共同途’的途，我相信你也会满意。”

2003年底，杨振宁回到中国任教，定居于他小时候留下最美好记忆的清华园，并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归根居”。

对于这一次阔别将近一甲子的回归，杨振宁专门写了一首《归根》诗以记述自己的心情：

昔负千寻质，

高临九仞峰。

深究对称意，

胆识云霄冲。

神州新天换，

故园使命重。

学子凌云志，

我当指路松。

千古三旋律，

循循谈笑中。

耄耋新事业，

东篱归根翁。

8

花好驻春风

杨振宁“东篱归根”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的，如同他1945年乘船东渡时，是一个人去的一样。

在他回来的两个月前，陪伴了他53年的发妻杜致礼，不幸病逝。所以，在回到清华后参加的老同学聚会时，其他同学都是成双成对，只有杨振宁是孤零零的一人。

不过，这样的状态没有持续多久。2004年底，在归国正好一周年的当天，82岁的杨振宁在广东汕头领取了人生第二张结婚证。新婚的妻子，名叫翁帆时年28岁。

这一门年龄差距54岁的婚姻，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网上充满了质疑和嘲讽的声音。男方被认为是为老不尊，甚至道德沦丧，女的则是有所企图，居心叵测。

事实上，翁帆和杨振宁早在1995年就认识了，当时汕头大学举行了一场海外华人物理学大会，19岁的大一学生翁帆负责接待杨振宁夫妇，给杨振宁和杜致礼夫妇俩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次会议后，俩人虽然交往不多，但是偶尔还会通信。

大学毕业后，翁帆有过一段婚姻，但感情不和，短短两年就草草结束。后来，她考入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习翻译。

杜致礼离开后，杨振宁倍感伤怀。我们不知道他度过了怎样的一段时光，只知道后来他曾经说过：“一个老年人的孤独，我是很怕的”。

在这种孤独之中，他偶然接到翁帆的一封来信，或许内心泛起了一些涟漪，两个人又开始慢慢联系起来，并在不久之后，正式开始“谈朋友”。后来杨振宁在电话中求婚成功，于是，在重新相遇的9个月后，他们给双方的好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宣布了他们订婚的消息。

听闻杨振宁的喜讯后，老友许渊冲教授还特地送了他们一首诗：

“振宁不老松，扬帆为小翁。岁寒情更热，花好驻春风”。（见《杨振宁传》，杨建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005年2月，杨振宁和翁帆在广州。图源：《晨曦集》：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李昕，澎湃新闻

对于杨振宁来说，这桩婚姻并不是一时兴起，他曾坦诚，如果没有与翁帆结婚，也可能和别的女士结婚，因为他不想过那种老年孤独的日子，甚至像“英国数学家哈密顿在太太去世后，过了相当漫长的孤独日子，甚至书页上都有饮食的污渍”。

这桩婚姻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事人却表现得非常平静。消息传开的那天，有很多记者给翁帆打电话，她关掉手机，睡了一个好觉。

尽管外界认为这样年龄大的差距，婚姻一定不能成功，但杨振宁却认为“他们对彼此有一些认识，对彼此处理事情的办法有一些认识”，他将翁帆称作上帝送给自己的最后一个礼物。

在翁帆看来，一个女人崇拜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又喜欢她或爱她，女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喜欢这个男人，她把杨振宁视作自己的领路人。

2017年凤凰卫视3月2日的《锵锵三人行》的节目中，有人说杨振宁放弃美籍是为人很“精”，一向低调的翁帆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批驳这种说法，维护杨振宁的声誉，说“我看到的杨先生不是很‘精’，而是非常地‘傻’”。

而杨振宁则坚信，以后回过头去看待这段婚姻时，这一定是一段罗曼史。

他说：

“跟一个年纪很轻的人结婚，很深刻的感受是，这个婚烟把自己的生命在某种方式上做了延长。假如我没有和翁帆结婚，我会觉得三四十年后的事跟我没关系；现在我知道，三四十年后的事，透过翁帆的生命，与我有密切的关系。”。（见《曙光集》，杨振宁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9

从曙光到晨曦

杨振宁已经走入他人生的第一百个年头。

他曾有无比的辉煌，也有无穷的争议。但近年来，我们欣然看到：他对世界的贡献及在科学界的地位，越来越被国人所认识；他对爱情与婚姻的选择，越来越被国人所理解；他多年来为国家所做的事情和他的拳拳爱国之心，越来越被国人所感知。

2008年，在杨振宁著，翁帆编译的《曙光集》前言中，杨振宁写道：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八十五岁，看不到天大亮了……”

而十年后的2018年，在杨振宁和翁帆合作编著的《晨曦集》前言中，杨振宁却说：

“没想到以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今天虽然天还没有大亮，但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这本新书取名为《晨曦集》。而且，看样子如果运气好的话，我自己都可能看到天大亮！”

其实，这一片天，岂非正是因为有杨振宁先生，他的父亲杨武之、挚友邓稼先，以及千千万万如他们一样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热血之士，不断拼搏奋斗，奉献智慧和力量，才变得越来越亮的吗？

这一片天，也将会因为在振宁先生身后，还将有无数热血青年，受老一辈科学家的感召和启发，投身于探索科学的边界，奉献于祖国与人民，而变得更加明亮。

我相信，杨振宁先生，一定会看到天大亮。

我们，也一定会看到天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