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禹东：中国民族主义和西方民族主义有什么本质的不同_风闻

电影《长津湖》中还原的志愿军“冰雕连”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年，“民族主义”这个词，似乎已被一些反华的洋媒给玩坏了。比如神舟升天时，我们举国欢腾，它就会说，这是“民族主义”作祟；又比如，晚舟归国了，我们为之鼓掌，他们又会说，这还是“民族主义”作祟。我国的代表，在阿拉斯加的冰天雪地中，义正言辞地告诉对方，中国不吃你这一套，结果在他们的报道里，这就成了安抚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举动。甚至，连我们国庆时，出了一部《长津湖》，重温了我们抗美援朝时的艰辛，他们也会阴阳怪气地、把这说成是一种对“民族主义”的煽动。

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个词的含义，在他们的语境中，却是有学界为其背书的。比如，曾提出了所谓“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就曾特别提醒说，“世界要警惕民族主义的蔓延”。

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思想中，“民族主义”一词，其实早就沾染了一股浓浓的“民粹”味儿。

可民族主义真是这样吗？

我们的民族主义，又是怎么来的？

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一场发生在欧洲的大战。

这场大战，史称“三十年战争”。它从早先的1618年，一直打到后来的1648年。起初，只是一场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原因是——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狂热的耶稣会分子，费迪南二世皇帝，无法接受其领地——波西米亚，成为新教的盛行地，于是他便下令，对所有那些新教徒们，展开了一场残酷的迫害。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他的举动，很快就引发了一场全民的起义。一群新教徒趁机冲入了他的王宫。接着，还不等人们反应过来，他们便已把皇帝的两位钦差大臣，给一把抛出了窗外。

他们随即宣布独立。可身为这片土地的领主，哈布斯堡家族，又怎能允许他们独立？于是，没过多久，一支天主教的大军，便已向其滚滚涌来。

然而，就是这个举动——恐怕连斐迪南自己也没有想到，那却是一切的开始。为反抗他，更多的国家，纷纷加入了战局。而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气氛下，往后漫长的岁月中，整个欧洲，都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混战。

于是，就这样，三十年过去了。三十年后，随着哈布斯堡家族的全面势微，这场战争，方才划上了一个凄凉的休止符。

战火中，日耳曼的人口由此消失了四分之一。

并且，在一份《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上，德意志的领地，也从此被拆解得四分五裂。

而就是在这场混战中，一种全新的意识，被人们挖掘了出来。

欧洲“三十年战争”

《孙子兵法》有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用今天的话说，战争就是政治的延续。只有当士兵知道他们为谁而战时，他们才会奋勇杀敌，而不顾自身的安危。

可在欧洲的这场混战中，却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自相矛盾。从信仰上看，作为欧洲大国的法国，原本是一个有着天主教传统的国家。然而，从其实际利益出发，他们却又不得不站在了天主教国家的对立面。

换言之，以天主教对抗天主教同盟。

想想看，这样一来，谁肯为你打仗呢？

可这场仗他们又确实想打。

于是，一种全新的族群认同感，便被他们挖掘了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民族国家”。

当然，构建民族国家，法国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实上，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伴随着各式各样的历史事件，这种意识，始终都在缓慢地成长。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认为，哪一年它成了民族国家、或哪一年，它还不是民族国家。（虽然学界将法国大革命定为新旧法国的分界线）但不论怎样，随着这种意识的发展，当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在对待领土、对待文化、对待其共同荣誉的问题上，越发有了一个清晰的理解时，战争中，他们所爆发出的强大战斗力，则是极其惊人的。

而正是凭借这种战力，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沦为了它的手下败将。

它从此一跃而起，成为了欧洲大陆上、新兴的霸主。

欧洲国家，于是纷纷前来效仿。

然后，便造就了往后18~19世纪间，“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在欧洲迅速兴起的重要根源。

不过，说到“主义”，在这里，我想首先提到另外一个词汇，即，“因信称义”。

所谓“因信称义”，其出处可以追溯到《圣经新约》里的《罗马书》，大意是，人没有“义”，上帝才有“义”，因此人只有通过信奉上帝，才能成为所谓的“义人”。

换言之，管你有没有做好事，只要你不信上帝，做了好事，你也不是好人。 

这个词后来还被新教的创立者马丁·路德给发扬光大了。但事实上，虽来源于宗教，其逻辑本身，却正好暗合了西方人的传统思维模式。

马丁路德与新教的传播

自古以来，西方人的思维，就有一种具象化的特点。

比如，在讨论宇宙的原理时，他们总是会先假定一个形象，然后，再根据这个形象，进行往后的推论。因此，这个形象是绝不能出错的。否则，他们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价值观，就将瞬间崩塌。

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就是典型的例子。本质上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原本同根同源，都有洪水灭世、也都有方舟救世——可由于二者神像不同，前者就有理由、号召其信徒，一连向后者发动了九次大战。

而反之亦然，如果愿意，后者也完全可以相同的理由，号召其信徒，向对手疯狂屠戮。

二者均不认为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毕竟，在他们眼中——或者耶稣，或者安拉，总之就是，管你什么生灵涂炭，唯有他自己的信仰，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而对于此，我们中国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老子曾有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这话说得很诚实。宇宙的规律，没有谁研究过，他只是取了个抽象的名字，叫做“道”。

并且他还提出，“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意思就是，他也不知“道”从何来。只知道，宇宙自身的规律，是要远高于神佛的。

对此，北宋的大文豪苏轼，还曾在一篇小品文《日喻》中，打过一个比方。文章大意是，瞎子无法看到太阳。因此，当有人对他说，太阳像铜盘时，他便在铜盘上面敲击了两下，以为这声音就是太阳。同样的，当有人对他说，蜡烛的火光如太阳时，他便将手触摸蜡烛，便以为自己感知了太阳的形状。

可他终归不识真正的太阳。

正如我们，看不见真正的“道”。

老子：“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之于中国人而言，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学说，是普世的。所有学说，都只是在特定角度、特定环境中、由特定的人，发展出的一种“术”。“术”本身其实并没有对错，只是一种手段罢了。探讨它的对错，也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

比如，战国后期，生产力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此提倡废井田、开阡陌的法家，就成了秦朝的“术”。可随后，到了汉朝，随着诸吕之乱、和七王之乱的结束，为巩固政权的稳定，提倡“君子必古言服”的儒家，就成了他们的“术”。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种行政手段，可在行政之外，他们也并不敢嚣张地消灭任何其它的学派。

毕竟，前朝的秦始皇，只是在焚书坑儒时，稍稍傲慢了一下，然后，就在他“暴君”的罪名外，又背上了一个千年的骂名。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所谓“术”，大概就像是一种“方法论”。方法论绝非至高无上。它只是一种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能派上用场时，就拿出来用，派不上用场时，就暂时存放起来。它们并没有上升到“道”的高度去。对它着重地推广，只是因它符合了现状的需要。

所以在唐朝时，什么伊斯兰教呀、什么基督教呀，只要它们未曾干涉我们现行的体制，它们便可一同出现在了我们的土地上。此外，被伊斯兰满世界追杀的祆教，也在我们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加之汉朝就已陆续传入的佛教，以及我们本土的道教——所谓“宗教自由”，我们可比那动辄宗教战争的西方社会，早了一千多年呢。

基于“因信称义”的思维，在西方体系下，一个“主义”的成功，就意味着其它所有“主义”的失败。

这个“主义”将立刻被捧为“普世价值”。虽然他们大概也知道，一直以来，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但他们还是执拗地相信，这种全新的“主义”，一定将是“历史的终结”。

于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在欧洲大获全胜了。

起初，人们看到，这种全新的认知，很快就为其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凝聚力。

一批新兴的“民族国家”，随之拔地而起。一种象征着强盛的力量，在整个欧洲，铺陈开来。

但，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一个个强权的日渐壮大，大炮再度轰鸣了起来。

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认知下，他们迅速走向了极端。

而与之不同的是，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却走了一条独特的路径。

事实上，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说，作为一种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其实早就存在了。

所谓“中国”的概念，早期本是个地理的概念。《辞源》上的解释是，由于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居蛮夷戎狄之中，故而得名。后来，又在汉朝衍生出了一种“正统”的涵义来。

再后来，这种“正统”，就具备了强烈的政治性。比如，南北朝时，为了入主中原，北朝就会把自己称为“中国”，而把南朝称之为“岛夷”；而南朝为了自己的统治，则也会反过来，将北朝称之为“魏虏”。类似的情形，在宋辽金并立的时候，也曾发生过。北宋大学者石介就曾提出，“夫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说的就是，谁一统天下，谁才有资格，称为“中国”。

围绕这个概念，中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族群。那不仅是一种血缘的简单连结，更是一种基于“多元”，却又在这“多元”之上，化而为一的高级共识。

在这种共识面前，不论是土生的、亦或是外来的，想要长久落脚，就必须在合理执政的前提下，避免违背其抽象的思想诉求。

否则，即便你强如蒙古，你也迟早得被打回到老家去。

只可惜，千年以来，这种实体，虽有其实，却并无其名。

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而言不顺，则事不成。

所以在评论中华民族的时候，费孝通也毫不讳言，想要发展成近代国家，那时的中华民族，尚缺临门一脚。

即所谓，自觉性。

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

对此，梁启超也曾认为，“中国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原因是，自古以来，谁入主中原，谁就首先要承担维护这一民族实体的责任，因为中原的文明和生产力，本就是最先进的，你不维护它，灭亡的，就是你自己。

所以那时的中国人，只要跟着朝廷走就行了。即便碰上了改朝换代——下一个王朝，还得按我们的意思办事，大家早就习惯了。

可这时的中国，却早已大不相同。历经五千年的风风雨雨，这世界的强者，却突然落在了后面。之于入侵者，落后的中国不再具有以往的吸引力。他们只想在这里抢劫、然后，再奴役这里的人口，为其创造无限的超额利润。

不过，还是那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而就在这种压迫中，1902年，中国人终于觉醒了。

这一年，面对内忧外患，大学者梁启超突然大笔一挥。

接着，历史的长河中，便永远留下了我们共同的名字：

中华民族。

以华夏子孙为核心，多元、包容、共融，最终形成了一个实体。这个名词，深刻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但同时，也为对抗侵略者，整合了中国的力量。在这个名词的指引下，革命的火炬，从此找到了火源。以此而衍生出的“民族主义”，也成了我们走向繁荣的起点。

然而，与西方民族主义情结截然不同的是，我们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文明的复合体。她衍生自历史，自觉于压迫，基于中国人多元的思想体系，是一种为争取生存权而自然爆发的情感，而并非是一种因与宗教作战、而被迫发明的共识。

她并非生长在狭隘的、“因信称义”的思想土壤中。

她的博大，无与伦比。

参考资料：

陈迩冬、郭隽杰·选注：《东坡小品》

干青松、张晓芒·主编：《中国文化常识》

任思源·主编：《要了解欧洲就先读欧洲史》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