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时期不少农民在犁田犁到田角时就偷懒,不犁,导致方田逐渐的越种越圆!_风闻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时期，生产队的社员、农民耕种的原本应该是四四方方的农田的四个角却往往很圆，原因是社员犁地犁到每块田的四个角时往往就会偷懒，角上不犁；结果是慢慢的一块块的方田越种越圆，越种 面积越小！比如**《南方周末》报2018年7月12日那一期**上的文章《<人民日报>老报人追忆农村改革》的“阳关道和独木桥”小节中有一个段落就这样写道：

    1977年9月、10月间，农业部召开各省市农委主任会议。参会的姚力文记得清楚，与会者说当时方地都种成了圆地，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犁地犁到地头，边角就不走了，地越种越小，越种越圆。(楼主说明：原文的其它段落中说了姚力文是当时人民日报报社农村部的副主任) 安徽省的一位干部说，安徽老百姓都讲，现在全省只有“三个人”会种地：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什么时候种，种什么，什么时候收，都得听他们的。

    现将原文完整的全文粘贴在下面：

推动变革的成就感是“名和利不能代替的”  《人民日报》老报人追忆农村改革

这篇文章在《南方周末》的官网中的具体地址是：http://www.infzm.com/contents/137400

（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12日《南方周末》）

  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农村改革做出了独特贡献。几代新闻工作者切实参与和推动农村改革，或前往一线调研，或组织稿件争鸣真问题，促进全社会对改革的思考和实践。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南方周末采访几位人民日报老报人，请他们回顾农村改革初期的往事，呈现改革的艰辛与昂扬。

    提起1980年代，吴长生笑了，称之为“白头宫女说玄宗”，眼睛却亮起来。1983年，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所毕业，到人民日报农村部工作。

    “能与李克林、姚力文、刘衡这样的人民日报老前辈们共事，得到他们的‘熏蒸’，真是一种幸运，虽然时间不长，但终生受益。”吴长生曾经在人民日报社离退休干部局主办的微信公号撰文回忆。

    而李克林、姚力文，曾经担任他的领导，农村部正、副主任。这些老报人不仅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亲历者，更是推动者，他们的回顾和见证，对农村改革初期的艰辛和突破，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

    当时，农村部可能是人民日报社最活跃的部门，读者来信以麻袋计。

   “动不动传达室就说：你们来拿信。我们两个小伙子，推个车，有时候一推就是两三个麻袋。”1974年，何加正分配到人民日报经济部农村组，“翻麻袋”是入职后的重要功课。

   1978年，“农村组”升级为“农村部”，主任是人称“李老太”的李克林。“文革”结束时，李克林已经六十多岁了；两位副主任季音和姚力文，分别比她年轻七岁和十岁。三人的新闻生涯都始自抗战时期的根据地。

   李克林编过《平汉线报》，华北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季音编过《新华日报》华中版；姚力文在创刊时期就进入了《人民日报》。三人并无私交，默契却仿佛早已形成：李克林退休后季音继任，季音调到其他部门后姚力文接棒。

   今人遥想改革年代，会以为“穷则变，变则通”，水到渠成，事实上，在改革成为共识的年代，改革仍需要勇气、智慧和担当。百舸争流，仍然会有激流险滩。

“一切秋后看”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文章见报前，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并不知情。多年后，她在《几乎中断“包产到户”的张浩事件》一文中回顾了当时情景。

   当年的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安徽省的“包产到组”政策引发激烈讨论。会议还没结束，中央农口的领导同志转给《人民日报》一封署名张浩的来信，内容是“包产到组”在洛阳农村引起的混乱，并另写一封信表明态度。3月15日，张浩来信在《人民日报》刊登，即前述文章，配发的编者按是根据指示信改编的，其中的关键信息是：人民公社要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错误做法的地方，应坚决纠正。

   正值春耕，张浩来信立刻引起巨大争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农村劳动组织“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

   坚决纠正“包产到组”的错误做法，使已经“包产到组”的地区一时乱了方寸。李克林相当震惊，按惯例，此类读者来信应交由相关部门处理。

   当时，很多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都持保留态度。1978年，季音到江苏采访，想参加省委的农村工作会议，遭到婉拒。该省提出“坚决堵住西大门”，目的就是抵制邻省安徽“包产到户”的“歪风”。

    依据官方统计数据，1956年到1978年，22年间，中国农业总产值从1033.8亿元增长到1794.5亿元，平均每年以2.5%的速度缓慢递增。农民的具体情形可能更为严峻，据南方周末记者对亲历者的采访，一工分两分钱的劳动价格在山东、北京等多地农村常年不变。穷则变，安徽的巨大示范效应使全国出现众多效仿者。因此，张浩来信及配发的编者按引起轩然大波。

    读者来信雪片般涌向人民日报，正在北京参加农业会议的代表不断接到家乡电话，询问是否中央政策变化。震荡最强烈的，是张浩批评的洛阳地区和“包产到组”走在前列的安徽省。为此。新华社河南分社写了两份“内参”：《洛阳地委对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反应强烈》《一封不真实的来信》。据报道，张浩在外省工作，家中劳力少，分组时不顺利，心中有怨气，所以写了那封信。

   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则宽慰地方干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我们实行的责任制，不论是包到组、包到户的，哪种形式都不能随便动，乱了，地荒了，就没饭吃，一切秋后看。

   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署名安徽农委辛生、卢家丰的来信《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回应张浩来信及编者按对“包产到组”的指责。同时编发的河南兰考县一位公社书记的来信却重申，“生产队这个基础不能动摇”。

“阳关道”和“独木桥”

   “在‘联产承包’这件事上，当时五省——安徽、四川、内蒙、贵州、辽宁是‘第一梯队’，冲在最前面。第二梯队属于‘观望型’，包括河北、山西。抵制得最厉害的是江苏、黑龙江。江苏比较富庶，鱼米之乡，底子厚，集体经济相对发达；黑龙江过去是国营农场，后来是兵团，大面积机械化走在全国前面，所以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吴长生说。

   一个广为人知的典故是，1980年9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黑龙江省委书记讲话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其实，“阳关道”和“独木桥”并不是池必卿的原创，而是此前一年万里回敬陈永贵的话。

   1977年6月，万里主政安徽，用三个月时间制定出后被称为“安徽六条”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吴长生概括其核心为三条：给生产队以自主权，按劳分配，鼓励农民种好自留地。

**1977年9月、10月间，农业部召开各省市农委主任会议。参会的姚力文记得清楚，与会者说当时方地都种成了圆地，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犁地犁到地头，边角就不走了，地越种越小，越种越圆。安徽省的一位干部说，**安徽老百姓都讲，现在全省只有“三个人”会种地：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什么时候种，种什么，什么时候收，都得听他们的。

   会后不久，姚力文采访“安徽六条”的出台过程，其间听说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对安徽做法颇多微词。1978年2月3日，田文喜和姚力文合写的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

   “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批左’，万里一马当先，明确地提出，‘批左’农业才能迅速发展。这是一个转折：不仅三中全会定调了，底下也开始行动起来了。”吴长生回忆。

   那时，大寨仍是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1976年，人民日报记者何加正到无锡参加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会议由陈永贵亲自召集。无锡历史上种植两季稻，1949年之后改种三季，确实增产，但农民太辛苦。李克林收到农民来信，派何加正借“水稻会”之机去调查。“农民太苦了，一年到头没有一点休息时间，也没有一点自由，还是学大寨那一套。”何加正回忆。不久，中央同意取消种植三季稻。

   在《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一书中，新华社记者李锦记述了他于1978年夏季参加的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会议召集者也是陈永贵，与会者包括全国各省负责农业的省委副书记，地、县委书记等共计1200人。正式开会之前，与会者先在山东济宁、泰安参观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

   在平阴县，一位施工营营长告诉李锦，他从“大跃进”开始年年上河工，把他们村拉的土方堆起来能连到北京城。另一个工程指挥部推荐的“花木兰”拒绝受访，也不同意拍照。她父亲连续十几年当河工，累出一身病，哥哥在此前的“大会战”中放炮被炸死，弟弟还在上高中。按规定，每家必须出一个人，她为此连续两年推迟婚期。话到伤心处，姑娘哭了起来，扔下工具就跑了。

   农民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

争鸣是八十年代特有的氛围

   1981年，人民日报农村部编辑黄彩忠接到一封读者来信，反映广东农民陈志雄承包鱼塘丰产丰收，集体个人都受益，却因雇工引起争议。按照教条理解，雇工八个及以上就是剥削。陈志雄的雇工数量远远超过“红线”。

   黄彩忠把读者来信拿给农村部副主任季音看，季音犹豫再三：登报，关于雇工问题还没有红头文件；不登，雇工问题不解决，始终是农村改革的一只拦路虎。他最终决定：“既然没结论，那咱们就讨论。”“当时的气氛还是很好的，拿不准的，允许大家讨论。”季音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这次讨论在《人民日报》持续三个月。季音在回忆文章《经历农村改革的几场风雨》中对此有详细记录。

   广东省委责成农委到陈志雄所在地调查。农委的调查报告中列举的事实与那篇“材料”如出一辙，结论却完全相反：“陈志雄这种以雇佣劳动为主的大面积承包带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但不能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完全画等号。因为在陈的经营收入中，大部分作为承包金交给了集体。这种经营方式就其经济效果来说，比原来吃‘大锅饭’要先进得多。”

   “后来，雇工问题实际上是突破了，但中央始终没有表态，没有正式的红头文件。谁都不吭气，但实际上是突破了，突破以后，乡镇企业就发展起来了。这个拦路虎不解决，没法发展。”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段往事时，95岁高龄的季音思路仍相当清晰。

   争鸣是1980年代特有的氛围，是理性的体现，也是自由的体现。两个当时流传甚广的说法——“先生孩子后起名”“先上车再打票”，精准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务实气质。

   1990年前后，吴长生在一份研究刊物上读到，社科院一位研究人员认为，华北水资源被过度开采，在地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斗，清洁可用的水越来越少。文章大胆设想：华北平原不应盲目发展水浇地，华北大平原应逐步变成华北大森林，农民以林果业为主，获得收益的同时涵养水源，改善气候。

   “我看了这篇文章，知道这个人的想法短期肯定不可行，但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就约他把文章压缩到两千字，在《人民日报》经济版上发表了。”吴长生回忆。文章见报第二天，田纪云办公室打来电话（注：田纪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影响粮食生产怎么办？

   吴长生解释：这是抛砖引玉，想借此让大家讨论如何既不放松粮食生产，又重视水资源合理利用，可以让其他学者写文章批驳，展开讨论。“领导也有雅量，后来我们真的发了若干篇持不同意见的稿子。那时候好多政策都处在模糊阶段，所以讨论特别多。当时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先生孩子后起名’，就是说先不要着急定性，先让人做，看看到底有没有好效果，有好效果再来总结，看怎么进一步完善。别一开始看不顺眼就马上枪毙。”

   突破口不是“联产承包”，而是乡镇企业

   在季音的记忆里，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并不是“联产承包”，而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过去叫社队企业，因为它是集体经济，不触及体制，所以遇到的阻力比‘联产承包’小。”季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70年代中期，从社队企业转制而来的乡镇企业一诞生，就处于群起而攻之的处境：计划部门指责它“以小挤大”；商业系统指责它“破坏社会主义流通渠道”；国营工厂指责它“挖社会主义墙角”；农业系统几十年“以粮为纲”，视社队企业“不务正业”。

**人多地少的江苏无锡乡镇企业展最快，承受批评也最多。**1978年4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调查报道，为无锡县的乡镇企业鼓与呼，用的却仍然是“社队企业”的老称呼（注：社论题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调查报告题为《农业高速度发展的途径》）。多年后，两文执笔人季音回忆：“乡镇企业的崛起是我国农村走向市场经济的第一步，也是向计划经济体制发起的第一次冲击。这次冲击中，射出第一枪的是无锡县农民。”

   其实，乡镇企业的路走得也并不顺遂。

   1982年4月，河北涿县松林店农民自办的农机具综合修理厂被停电停产。这家修理厂已经脱离社队企业的模式，完全由几户农民集资、贷款自办。“各户就是厂房，露天就是车间”，原料来自北京的废品公司和成品积压门市部，小零件自造。条件简陋，工厂却像滚雪球那样一点点壮大：除生产小农具，修理农机，也开始为县农机公司生产配件，进而生产完整的农用水泵。附近各县农民纷纷去订货，1982年春季就订出1600台。生意越做越大，争议随之而来：农民集资办厂，属个体经济还是集体经济？违法吗？符合政策吗？

   争议之中，何加正到涿县采访，在不大的篇幅中，清晰勾勒出该厂的资金、原料来源、管理方式、发展过程。稿件结尾借厂长的观点表明了人民日报的态度：“马德山认为他们办厂支农的方向没有错。他希望上级指明方向，也愿意和有关部门联合或归附某一部门领导，总之希望恢复生产。他说：‘不说贷款利息每月600元，光是农民迫切需要水泵，就够我们急的。’”

   这次采访，令何加正成为乡镇企业的关注者和同情者。“乡镇企业是面向市场的，原料来自市场，东西卖到市场去。它的生存非常艰难。中国真正的工业化，我觉得从乡镇企业开始。从1950年代开始，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只是打下了基础，有工业不等于‘工业化’，真正‘化’了，是另一个概念。”何加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跟现代化大工业比较，乡镇企业的产品很粗糙，但它为什么能生存和发展？就是因为物资匮乏的中国社会需要它们。它们看到老百姓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完全市场化。”

提   起乡镇企业，文质彬彬的何加正变得滔滔不绝：“珠三角也好，长三角也好，经济发展的源头都是乡镇企业。浙江萧山的鲁冠球，一开始修自行车，后来种苗木，最后生产汽车用的万向节，从小工厂一步一步做，最后在美国设厂，几百亿产值，就是乡镇企业。雅戈尔原本是镇上的一家衬衫厂。我家乡的森达皮鞋，原本是村里的企业，后来成为全国最大的皮鞋供应商，也成为我们那一带民营企业家的‘黄埔军校’。”

亿万草根，亿万机会

   1980年代，乡镇企业野蛮生长，关于它的争议从未停息。1985年年底，吴长生随当时的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姚力文一起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们听说一位国务院领导对乡镇企业不以为然：农民不种地办工厂是不务正业，以工挤农，是与国营企业争市场、争资源、争人才；农民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请客送礼助长了不正之风……当时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万里，却在会议报告中，明确赞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1986年春天，吴长生与几家中央媒体的同行到苏州参观乡镇企业，“每天都要参观七八个厂，听十来场介绍，握上百次手”，包括丝绸加工印染、旅游鞋生产、农产品加工储藏，机械零部件加工，从几十人的小作坊，到大型水泥厂、玻璃厂。

   “人在密集海量信息中，一开始是‘懵’的，看两天才慢慢理出头绪。”吴长生回忆，“老百姓搞乡镇企业并不是说不想种地了。他没地可种，一家才几分地，都种到房檐底下了。光靠种那点地，根本富不起来。这种情况下，总得找出路。有剩余的劳动力，剩余的资金，怎么办？办厂子！如果说‘大包干’是没饭吃逼出来的，那乡镇企业就是吃不饱、富不起来，挤出来的。”

   1986年4月28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刊出吴长生根据在苏州见闻所写的新闻述评《“挤”出来的新格局——苏州农村经济发展巡礼》。二版夜班编辑准备第二天用“巡礼”的下篇。总编辑谭文瑞看到这篇稿件后，认为应当上一版，拍板把“巡礼”下篇《兴工促农 开拓新路》刊登在次日头版下部。

   “当时之所以农村部能够演出一些精彩的剧目，和报社主要领导的思想开放很有关系。搁在二版和搁在一版的效果不一样。这组报道出来之前，上上下下对乡镇企业的争议很激烈。到底是以工挤农，还是兴工稳农？之所以做这个标题，就是为了正面回答争议。”吴长生回忆。

   1986年，人民日报农村部和工商部合并成经济部，农村部变成经济部农村组。1987年10月，农村组推出农村改革系列报道，第一篇《亿万农民，亿万机会——中国农村经济变革大趋势之一》载于头版头条，提出农村改革的实质是在农村实现了经济民主。

   吴长生和凌志军采写的《倔强的“草根”》是系列报道第二篇。两人获知，每年约5%乡镇企业“关停并转”。1986年全国约有乡镇企业1400万家，这意味有约70万家倒闭。他联想到，此前一年，《人民日报》报道国内第一家宣布破产的城市“大集体”企业，将其看做城市深化改革的重大突破。

   “一个城市工厂破产引起举国关注的同一年里，中国农村竟有70万乡镇企业静悄悄地消失了！没人报道，也没人留意！”吴长生在《倔强的“草根”》中追问：是否正是因为“后退无路”，完全由市场决定生死，才“逼”出了乡镇企业的顽强活力？

   时势造英雄，“农民企业家”是1980年代的绝对热词，他们引发的争议也从未中断。吴长生与当时的“全国十佳农民企业家”均有交往，熟悉他们的人生轨迹：有人因得意忘形而折翅；有人历经磨难稳立不倒；多数在引领风骚数年后归于平静，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乡镇企业家兴起时，中国是短缺经济，他们生产出的东西不愁卖。后来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大规模商战开始之后，少部分成功转型，大部分明显不适应，逐步退出。”吴长生总结。

   1987年夏天，吴长生去胶东半岛回访蓬莱“新八仙”。他们是蓬莱县的八位农民企业家，此前一年人民日报记者采写了系列报道。喝酒时豪爽依然，但企业发展前景已开始“迷茫”。山东半岛的成山头有“天尽头”之称，吴长生曾不无怅惘地想到：“成山头的星空繁星点点，得益于它偏于一隅，得益于乡镇企业的滞后；而那些沾了靠近大城市之光的地方，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但空气、土壤、水质污染问题也相伴而来。孰是孰非？只能放到特定的时空中去评价。”

   “固然有一批乡镇企业归于沉寂，也有一批完成了华丽转身，至今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何加正说。他的记忆比吴长生乐观。

怎么流通，经济学家不知道，领导也不知道

   何加正和吴长生都采访过“卖猪难”。吴长生记得，1980年代初、中期粮食连年大增产之后，“卖粮难”“卖棉难”相继出现，紧随其后的是“卖猪难”。粮食多了，农村养猪业迅猛发展，一些曾长期缺油少肉的地区，几年内出现“卖猪难”“卖肉难”问题，政府不得不出面号召多吃“爱国肉”。

   “农村改革的第一阶段是‘放’。放开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出来了。一下子生产出大量东西，但当时我们没有市场观念，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全国规模的大市场，怎么流通，经济学家不知道，领导也不知道。”何加正回忆。

1984年，人民日报农村部和工商部的四位记者到美国采访三周后，又到日本采访两周，重点观察两国农产品流通。在东京，四人半夜起床到当地最大的鱼类市场筑地市场取经。“慢慢才知道，东京的海产品有一个总的批发市场，只有少数人有资格进入这个市场，等于一级批发商。他们把鱼类批给二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批给小贩，小贩迅速在城市角角落落铺开。后来，北京的新发地市场就是按照这个模式建立起来的。”

“山东的农产品怎么会流到北京来？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国家调配，突然计划没有了，很乱。那时候我们农村部的年轻人，就把农产品的市场流通当做自己的研究课题。”何加正说。1986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刊出了他针对湖南生猪问题的调查报告《放开与封锁之间》。

1985年，国务院放开生猪购销价格，湖南在价格放开几个月后出现全面“肉荒”，原因是对外开放给广东农民提供了更多机会，相比而言，养猪收益大大下降。价格放开前，广东人吃猪肉由国家调配；价格放开后只能自己想办法，猪贩子把目光投向邻近的湖南省。大量生猪出省，造成湖南猪肉价格上涨。有关部门先限制生猪出境，后向出省生猪征收“培殖费”。变相封锁下，广东转向川、豫、苏等省，湖南大批生猪卖不出去。

“市场已经形成，但人们还不习惯市场的波动。”何加正回忆，“那时候人民日报从读者来信、来稿中挖掘了一批农产品流通的案例，配上我们的言论，引导大家：波动是必然的，堵是堵不住的，各级干部应该在波动中学会驾驭市场。”

1950年代，农民因经商获罪的消息经常见诸《人民日报》。1957年初，名为《怎样正确对待农民的商业活动》的评论，就罗列了许多事例：“四川安岳龙台供销社将该乡第十三农业社社员梅崇光贩运的原值三元七角七分的四十七件竹器强迫以二元八角九分的价格收购了去。广东南海罗岗圩一个农民因套购三千斤肥料，而被判处一年半的徒刑；鹤山、番禺等县曾出动民兵逮捕私宰生猪的农民。”

1980年代，农民长途贩运成为了鼓励对象：《农民长途贩运一举三得》《打破单一渠道 加快商品流通 长途贩运丰富了城市农副产品市场》……一件往事令人津津乐道：农民把人民日报对长途贩运的报道贴在扁担上，外面缠上塑料布，被围追堵截时指给对方看，报纸相当于红头文件。

“那个时期写评论，‘上边’指定的题目很少。我们整天琢磨，农村改革应该怎么发展，我们自己出题目。”何加正说。“作为媒体，你参与其中，推动变革，作用实实在在。那种成就感，是名和利不能代替的。”吴长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