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新加坡‘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并非新加坡国民，而是仍然是中国国籍_风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郑永年从事的是“中国(问题)研究”，从事的是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的研究，被很多中国人称作“新加坡‘中国问题’专家”。由于中国的不少记者、编辑在提到他时只说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所以中国的很多网民误以为他是新加坡国民、新加坡公民，但他在2017年年底接受“上海报业集团”旗下“上观新闻”新闻客户端记者的采访时，亲口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上海报业集团”是《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等上海媒体联合组建的一个报业集团) 现将那篇采访录转载在下面：

郑永年：我和别人眼中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17-11-17  06:44

这篇采访录在“上观”网中的具体地址则是：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70581(这个地址的网页上不仅有那次访谈的文字型采访录，还有那次访谈的视频。)

    **摘要：**这些年来，常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不是在投机？我对人家怎么说我，都觉得跟我没关系。其实，很多人所理解的郑永年，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郑永年可能是两个人。

     郑永年是久居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一位偏爱独处的公众人物。

     虽然常居新加坡，但每个月至少来两次中国，或参加论坛，或到各地考察，也会在媒体上露面。今年十九大召开前，在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一集中，他便出镜亮相，谈改革必须啃硬骨头的问题。

    不过，他平时最爱独处。只要人在新加坡，便每天早上6:45分准时起床，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办公室，开始一天的读书写作生活。他经常两三个选题交替写作，英文写累了写中文，中文写累了写英文，一日三餐基本都在学校食堂解决，直到晚上七八点回家。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也不爱旅游，我在新加坡每天都按固定的时间生活，有点像部队生活。”55岁的郑永年腰杆笔挺，说一口带有宁波腔的普通话，甚为健谈。

    我和郑永年聊了一下午，他有问必答，聊到高兴时，还拿出口袋里的身份证，说：“我到现在还是中国国籍，今年刚把户口放到了老家宁波余姚郑洋村。”

    这位生于农家的学者，这些年笔耕甚勤。我问他，至今一共写了几本书，他说：“其实我自己从来不算的，有一次儿子跟我开玩笑，他说等我写到100本书，要为我开个派对。我就真的去算了一下，写的和编的加起来一共70多本了，其中七八本英文专著。”

    19岁那年，郑永年走出了余姚山村，挑着扁担到北京大学报到。当时村里没有电话，北大招生的老师找不到他，中学班主任就为他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1990年，他怀揣120美元远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逐步完成了从一个父母不识字的农村孩子，到国际知名学者的蜕变。

    对于这样的命运安排，郑永年显得非常满意。“如果从政或者经商，都要击败很多对手，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我是越来越觉得做学问实在太幸福了，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其乐无穷。做学问不用冒犯任何人，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行了。不过，我对自己写的书从来没有满意过，好像永远都只是刚刚开始。”

    我向他求证，是否对外说过希望活到100岁？他很真诚地笑道：“我真的很想活100岁，如果能做到，那时候就可以把中国问题看得差不多了。”他顿了一顿又说：“当然这是开玩笑的，新的问题也会出现。”

郑永年档案：  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文《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马拉松：“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

    **高渊：**我关注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现你每隔一两周都要写一个“周日徒步日志”，每次都要走上三四十公里。

    **郑永年：**对，最多的一次走了71公里。不过一般走35到40公里，接近一个马拉松。

    **高渊：**只走不跑吗？

    **郑永年：**我以前喜欢跑步，还经常打羽毛球，但后来膝盖受伤了，就改成走路。现在，我只要在新加坡，每个星期天早上8点多开始走路。新加坡有个水库，那里环境很好，有树木挡着阳光，我平均一小时走6公里，中午吃个饭，走到下午三四点结束。

    高渊：结伴而行还是踽踽独行？    郑永年：一般是一个人独行，有时候也有其他人，但大多数人走不了那么远，经常走着走着就剩我一个了。而且，我边走路边思考问题，中间除了吃饭从来不停，就是这样一直走，已经养成习惯了。

    高渊：你走马拉松累不累，目的是什么？

    郑永年：在我50岁之前，做什么事基本都不累，但50岁以后，如果在办公室写一天东西，就会感觉累了。所以我就强迫自己，一周要休息一天。这一天如果待在家里，估计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我们男人又不爱逛街，最多去书店。

    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走路比较好。因为我一直觉得，男人需要三种感觉：饥饿感、疲劳感和孤独感。走路可以同时获得这三种感觉。

    高渊：为什么需要这三种感觉？

    郑永年：我上大学之前一直生活在浙江四明山区，经常吃不饱饭，而且干农活很累，劈山造田、修公路、种树等等，我都干过。当农民其实是很孤独的，但我难忘当年的感受。

    如果每天吃得很饱，不仅不利于健康，而且不利于思考。现在，我一周有两个晚上让自己有点饥饿感，这样身体就比较舒服。同时，疲劳感也是需要的。如果天天坐在办公室里，新加坡的空调又很厉害，这就是负能量。但走路的疲劳是正能量，睡一觉第二天就恢复了。而且，走路也是很孤独的。这不仅能锻炼身体，也能更好地思考。

    高渊：一个人走马拉松，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赛跑？

    郑永年：对，走马拉松和跑马拉松不一样，走路就是自己走自己的，没有目标，能走多少走多少。

    我从来不喜欢比赛，也从不参加、拒绝参加学术论文评奖等。上世纪80年代，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给我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人只能自我衡量，评判标准只能是自己，不是另外的人或物。所以，我对萨特当年拒绝领诺贝尔文学奖特别佩服，他说人就是自己衡量自己。我的理解就是，自己跟自己竞争，绝不要跟别人竞争。

    郑洋村：“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高渊：你生于1962年，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郑永年：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父母亲都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一共生了11个孩子，活下来8个，前面四个女儿，后面四个儿子，我排行老七。我跟我二哥之间有一个姐姐，在大跃进期间，她生病死了。这是后来我大姐告诉我的，她的小孩就比我小一岁，我对她的感觉就像对妈妈。

    高渊：当时浙江农村情况怎么样？

    郑永年：我家是浙江余姚的郑洋村，村里只有100多人，但有一个小学和一个赤脚医生。因为当时毛泽东要求，每个村都要有小学和赤脚医生。我读书的时候只有5岁，父母亲要种地，就把孩子丢在学校里。我们那个小学只有一个老师，她从一年级教到五年级。我那个年级连我在内，一共两个人，就是一张课桌，一个年级。

    高渊：中学在哪儿上的？

    郑永年：我们村在山上，中学我去了山下的鹿亭中学。那时候是初中和高中各上两年，而且基本上没有理工科，像物理我就没上过，当时课本叫《机电》，倒是教了我们不少实用技术，比如怎么开拖拉机，怎么装电灯之类的。

    高渊：你高中毕业是1977年，正好碰上恢复高考，当时想过高考吗？

    郑永年：我们乡下哪知道恢复高考，直接就回家务农了。当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我年纪小，当时壮劳动力如果是10分的话，我刚开始只有3.7分，连半个劳动力都不到。后来还教过夜校，就是晚上在煤油灯下，教农民识字和简单的算术。

    到了1978年，我想去当兵，但名额都给了干部子弟。后来知道有高考了，因为广播里宣传少年大学生。我的大姐夫是鹿亭中学的民办老师，他支持我去考。

    高渊：父母对你有什么期许？

    郑永年：他们是文盲，经常被人欺负，所以希望子女能读多少书就读多少，我的姐姐们都上过小学，我跟我弟弟都上了高中。但我弟弟后来没考上大学，也当了农民。

    高渊：农村生活对你的学术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郑永年：我现在想想，农村生活对我影响太大了。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做研究，我从来不盲目相信教科书上的东西，因为中国的现实和书上说的东西，相差太大了。

上北大：“我们那代大学生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每个人都在思考。”

    高渊：1981年，你为什么考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郑永年：那次高考，我英文考了60多分，当时算很好了。语文没有考好，尽管我在乡下的时候，经常为余姚人民广播电台写稿。但数学考得比较好，考了80多分。考分公布后，就要填报志愿了，我的分数够上北大。

    当时北大招生办已经派人到了浙江，我们村没电话，他们打电话到公社，还好我大姐在公社社办工厂上班，把消息告诉了我。我当时的志愿，前两位填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历史系。招生办看我英文考得不错，想叫我上国际政治系，但打电话找不到我，我们中学班主任帮我决定了，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高渊：这是你第一次去北京？

    郑永年：当然是第一次，我到了余姚市里才知道火车长什么样。到北京下车，我用扁担挑着木箱和铺盖，木箱是我二哥帮我做的，反正特别土。

    到了北大后，感觉我自己非常傻。那些城里长大的同学，唱歌、跳舞、画画什么都会，我真的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见过。

    高渊：在北大四年，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事？

    郑永年：第一就是，我发现读书太容易了，远没有务农辛苦。第二是图书馆里居然有这么多书，真是看不过来，读了很多文学历史方面的书。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不太自信。但一个学期后，我就考全班第一了，后面名次靠前的全是女生。所以，我真是觉得读书没那么难。但也是因为对其它东西不会，也没兴趣。人家去跳舞了，我不会，人家去唱歌了，我也不会，只能读书。

    高渊：当时生活靠父母寄钱？

    郑永年：主要靠奖学金，我们农村去的学生一般都有，每个月二十三四块吧。那些父母有工资收入的学生，奖学金就会少一点。我的奖学金主要是用来吃饭，偶尔还可以买点书。

    高渊：本科毕业为什么不选择就业？

    郑永年：我毕业是1985年，我们北大国政系的学生，当时外交部、中联部都需要人。但就在那年，中国开始实行研究生推荐制度，我是全班成绩最好的，被推荐上研究生了。

    我也没多想，就继续读书吧。80年代的风气很好，读书氛围浓，思想也开放。我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为浙江人民出版社主编一套《政治学译丛》，自己翻译出版了不少书，比如《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一直持续到1990年出国。

    高渊：你在北大待了9年，对北大怀有怎样的感情？

    郑永年：我总觉得80年代是最好的时代。那时候，我整天就待在图书馆和教室里，有时候春节也不回家，就在学校里看书。我们那代大学生可以说是思考的一代，当然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但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在思考。

    当然，生活很艰苦，我上本科时是八个人一间宿舍，读研的时候是四个人一间。毕业留校后没房子，就住集体宿舍。后来在北大旁边租了间农民房，可以不受打扰地写文章和翻译书。那时候还没成家，冬天骑着三轮车买煤饼生火炉，饭也自己做，白菜豆腐之类的。

    ……（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