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我军在党史、战史的记述、编撰方面，制度上是很严谨，乃至严格的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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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得具体分情况，根据老人当年的职务、参战情况、相关史料是否以编纂等等，处理方式不一：

例如我父亲当年在空15师服役，时任汽车连指导员，一度被上调到师部参与空15师入朝战史编纂，过程中就涉及到大量的相关人员走访收集资料，形成的材料都是当事人签字确认的，而且相关材料确认后原件通常会留给当事人，所以假如是已经“被用过”的材料就不存在材料上交的问题。

此外我党、我军在此方面制度上还有相关当事人叙述材料交叉比对以及二次走访确认的过程，所以“怕与国家记录的相矛盾”的问题基本上不存在。

顺便多说一句，我党、我军在党史、战史方面在制度上是很严谨甚至严格的，西方将帅写回忆录可以视为自说自话（典型例子就是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我军老将老帅们的回忆录都是有部门勘验的，所以当年就军史材料会有参谋/干事上门找老将老帅确认：“您回忆录里XXX年XXX的事件，在XX的回忆录中又是如何，请您再回想一下”，经过一番“神仙打架”后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军史和战史。

此外，一些关键职务、岗位的老同志，其所在单位及党史研究机构都会专门就关键性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和保存。例如我外祖父在延安时期，时任延安中央党校俱乐部主任，故其所在单位总参以及党史研究部门找到我外祖父，主要围绕延安时期我党、我军领导人的史料进行收集、整理，我父亲协助我外祖父形成文字材料，其中包括了很多我党、我军领导人非常平易近人的、生活化的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