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丨辛亥革命开启的社会变迁，今天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课题_风闻

王家范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8期，原标题为《中国社会变迁与辛亥革命》，为阅读方便，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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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5000年，周期性的易代事件发生过数十起。直到1949年以前,只有两次“易代”属于政治制度的大变革。第一次是周秦之际，“郡县”制代替“封建”制,诞生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制中国。第二次就是辛亥革命，开创了由帝制中国转变为“共和国”的新时期。今人对于辛亥革命，抚今追昔，谁都不能否认一个铁的历史事实：经此动荡震撼，存在2000年之久的皇帝制度在中国最终倒塌，“共和”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从此以后，在普通老百姓那里，某人想做皇帝，或者像皇帝，都不认为是好事或好字眼。我认为光凭这一点，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就已经非常了不起。

有些人说武昌枪声“偶然”成功了辛亥革命。照此说法，明清易代亦是“偶然”。明末李自成屡战屡败，折腾了17年，怎么也没有想到第17年一顺再顺。李自成此前三打开封，城墙固若金汤，怎么也攻不进去；这次更坚固的北京城墙却变成了只待拉下帷幕的彩帛，由“叛监”举手一撩，李自成轻松进城，明朝皇帝吊死在景山，一切来得非常突然。对清之代明，康熙皇帝特别自信，敢于坦认先祖“初无取天下之心”，是“流寇”帮忙灭明，让清人兵不血刃地被“迎”进北京，入主中华。康熙还举刘邦、朱元璋同例，说包括他祖宗在内，这些成功都看若偶然，实为“天意”所授。胜利者说“天授我也”，是得意带狂妄；失败者归之于“天亡我也”，则弱智得不可救药。而以学理考究，后人若持“偶然论”，对这些弱智之亡抱有同情，我看是大不值得。纵观中国易代历史，具体的事件爆发来得总是偶然，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而酝酿事件的原因则可以不断深入往前追溯，决非“一日之寒”。凡是根子埋得很深的“事件”，成功的可能性不只有一种,但必定是今天不爆发，明天会爆发；这次不成功，下次就有可能成功，目标不达，运动不止。

我有种很强烈的感觉，清、民易代与明、清易代，背景和影响迥然相异。我特别注意到沈渭滨先生的观点：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不仅要看前10年，还必须追溯到前50年，即洋务运动兴起，一系列“自改革”的驱动，看法深刻。我斗胆建议，不妨往前再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是这70年间中国社会内外环境的变化，造成人心浮动、事件不断，直接、间接地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发生。

清朝虽说与明朝一样号称300年，“后半世”都是在内乱外祸中度过，特别不是滋味。就以“自改革”为例，像晚清当政者这样的心乱如麻、手足无措，居然动起废“祖宗之法”的脑筋来，是此前所有王朝中后期没有过的。我比较系统地读过明清易代的史料，积累的数量不算少，尽管明中期以来有识之士早有危机感，崇祯皇帝的忧患意识不可谓不强，但他们何曾心中大乱到想要让千年的制度死亡?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想到的多属“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不离祖宗老箱底。“风起于青萍之末”，当政者怀疑自己的施政方术、治国能力，老大帝国“自信心”的下降，虽然要经过许多次挨打才逐渐强化、但被英国人用炮舰轰开国门，无论如何是第一阵别样的“风声雨声”，接着才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题下的“风声传奇”连台本戏的上演，最后“武昌枪声”送终帝制，成就全剧大结局。

相比于政治事件，“海通”的风声雨声带来经济“生态”的悄然变化、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时间里不被人重视，实际却是引发社会波涛起伏的深层动源。若把1840年后的中国经济状况变化作一综合回顾，不难看到辛亥革命前后数十年中国半推半就地走入“世界市场”，工商贸易盖过农业成了致富之本，机器生产，火力发电，纱厂、布厂、火轮、洋行、洋货店、银行……众多新事物进入城乡生活世界，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许多人失去了旧的职业，许多人得到了新的职业，“四民”身份不再稳定。“钱”比过去来得容易、消费水准和要求随之提高，不满足感比过去强烈。“发财”的念头使各类中国人开始接受“商品经济”的煎熬，不再安土重迁，不再苟足温饱，同时也开始烦躁不安，贫富差异在心理上势同水火。有学者说，“富强”的目标追求把中国当政者抛进了解不开的经济困局。在我看来，咎不在“富强”目标、为“富强”举事，而是当事者多“游行于利禄之中”(张簪语)，财政收支不透明，中央与地方明战、暗战不休，有权即能闹中分财劫财。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变了，可财富分配的合理规则迟迟没有出现，产生不了权威性的社会普遍共识，政权的合法性由此趋弱，则下面的结果就难以完全避免：“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

果不其然，回到辛亥革命前后数十年的场景中去，拂不去一个“乱”字的印象：全社会纷纷乱乱，2000年来所未有。人心纷乱，主张纷乱，行为纷乱，民间纷乱，上层纷乱……革命前如此，革命后甚且更纷乱。例如个人暗杀行为，历史上只在战国秦汉之际出现过，后则渐渐消声匿迹，到辛亥革命前后却突然盛行起来。原有的社会构成与秩序变了、新纲常却迟迟不见实地诞生，怎能少有不心烦意乱的?

我读过今人对辛亥革命的评论分析文章，有些人不认真体验彼时各类人“生活世界”中的境遇，低估利益驱使的“无声胜有声”，以为若当时依某种“思想”办就不会那样，若不是某种“思想”得逞就可以这样，不无认前人弱智失策、借售自己高明见识之嫌。史家若以这种后人笑前人的心态，好充事后诸葛，不追究所以然，我们从历史学习中得到的教益能有多少?与朋友们闲谈，常常感到百年前的情景依然亲切，后人固然有权利笑前人，我们自己又怎样?不怕后人笑我们?中国是不会再回到中世纪去了，但我们仍然困扰于清、民易代所遇到的难题，仍在继续求解由鸦片战争后开始出现的中国社会变迁的“哥德巴赫猜想”。

一边纷乱，一边发展；这儿发展，那儿纷乱。行路难，多歧路，百年意韵尽在其中。这不是中国人的智力有问题，也不是前人智力一定比今人差,而是启示着一个更为深刻、更为沉重的课题：皇帝没了，从政治制度走向说，意味着中国历史越过了古代“帝制”这座大山，向现代“共和”另一座大山的峰顶往前攀行。“共和”、“总统”等新名词搬来即流行，但建设“现代社会”则是中国人从未遇到过的崭新实践，一步一个脚印，急躁不起来。过去我们曾相信过不破不立、大破大立，但无数事实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破不等于立，破后待立而破易立难，许多时候是立比破更难把持、更多麻烦……需要解决的头绪太多，轻重缓急测不准。政治比经济更难驾驭。社会运作的复杂性、多变性，大大超出人们主观设计的能力。由此觉悟：凡是重大的社会变革，一定是看一步、走一步，硬生生地要靠长期试错摸索，“摸着石头过河”才是真历史。如果能够拿体验到的现代化中国建设的艰难，去设身处地为革命先驱考虑，我们的历史议论一定会谦虚谨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