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今后百年的天下太平取决于这份协议｜文化纵横_风闻

✪ Joseph Stiglitz, etc.

✪ 述垚

【导读】近日，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外交事务》上撰文讨论今年6月达成的全球最低税收协议。这项协议由美国发起、G7国家主导，并于7月份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130多个国家支持。发达国家发起最低税率倡议的目的何在？对中国又有何影响？

斯蒂格利茨认为，最低税率协议有利于减少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避税天堂的投机行为，并减轻国家之间竞相减税来吸引外资的“内卷”现象。斯蒂格利茨乐观预测，全球最低税率将成为消除全球不平等、形成国际合作新理念的关键转折。但是，正如他本人指出的，协议是否能够促进公平，关键在细节。美国站出来倡导统一税率是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目的，而不是为发展中国家增税。15%税率也远低于大部分国家现有税率，实行意义极其有限。有评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是通过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基础设施而非低税率来提升全球竞争力，全球最低税率倡议对中国来说适逢其时。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税率谈判，防止税率协议成为发达国家收割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工具。

**本文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译者述垚翻译，**转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位思考。

终止“逐底竞赛”：全球最低税收协议不仅关乎公平

▍一种愿景

**这一年是 2100 年。**人类已经逆转了气候变化的严重不良影响，因为到2050 年，全球各个经济体都将实现去碳化，甚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都实现了“碳负”（carbon negative）。自美国结束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占领以来，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大规模战争，在本世纪初美中紧张局势初步升级后，也没有出现新的冷战。合作的理念取代了人类历史早期充斥着的资源竞争。

转折点何时出现？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但主流思潮将 2021 年确定为变革的时刻。在此之前，对社会上最富有的个人和公司征收很少甚至不征税，被视为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明智的经济政策。各国甚至相互竞争，如果一个国家提高税收以解决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和民主的腐蚀影响，其邻国就会马上采取减税的应对措施。这有可能导致账面利润（profits on paper）从第一个国家转移到第二个国家，即使实际的生产活动并没有发生转移。在这个世界上，财富从产生它的社区中脱钩，由此催生了一个肆无忌惮地掠夺财富的全球精英群体。这一现象激发了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运动。

如果不将资源从超级富豪和利润丰厚的公司转移到对共同利益的投资上，就无法实现人类所需的重大转折。打破［跨国财阀的］这种榨取模式，需要政府让企业以避税为目的的跨境资金转移和经济活动更难进行。关键在于，要制定一个全球最低税率。各国最终在 2030 年实现了这一目标，并开启了一种新的全球化形式，国际合作盛行，工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上升，不平等现象逐渐消退。

我们对未来的这种预测并非毫无根据。事实上，这是7月份在130多个国家之间达成的历史性的税收协定有可能导向的一种结果。正如我们在2020年《外交事务》中所解释的那样（参见：斯蒂格勒茨《为何资本主义的救赎在税收政策》），压制全球避税产业不仅对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建立公平感至关重要；它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和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无数其它问题的重要工具。气候变暖正在扰乱食品供应系统、基础设施和全球健康。政府需要财政收入来应对这些变化。新的全球税收协议是否有助于为各国提供它们所需的资源，部分取决于各国是否能够形成足够强大的政治意愿来敲定并严格执行它。

▍终止骗局

税收协议通过对公司利润制定至少 15% 的全球最低税率，从而朝着令跨国公司更难利用税收很少甚至不征税的避税天堂迈出重要一步。

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府制定了一个创新性方案来消除一国为吸引资本而征收较低税率的动机：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不征收最低税率，美国政府将收取高低税率之间的差额（例如，如果一家公司在一个仅征收 3% 税的国家报告其利润，美国政府将收取额外的12%）。这一政策有可能导致美国公司与外国公司合并，以便避免被认定为美国公司，从而避免额外的税收差额。因此该计划包括严格的规则，以防止这种所谓的税收倒置（tax inversions）。

当公司不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款时，就会威胁到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稳定。

税收政策的变化将减少大公司在决定选址时在不同国家间挑挑选选的动机。这些公司将不能通过在一个司法管辖区赚取利润，却在另一个司法管辖区上报利润来获得税收优惠。这一变化将使税收与实体经济活动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可能使政府每年增加数百亿收入。

谈判者有可能将税收协议淡化到不会实质性改变现有全球税收制度的程度。尽管 15% 的税率被认为是获得国际共识所必需的，但它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通常支付的费用。它也低于公司在这些地方面临的平均法定税率。**它甚至低于许多国家的有效税率，这意味着，如果这个15%的最低标准成为常态，那么全球政府征收的企业税收总和将比现在更少。**而且，当然，15% 的税率远低于1942 年至 1987 年间（仅有四年是例外）企业在美国面临的 40% 至 50% 的税率。拜登政府应该坚持将全球最低税率提高到至少21%，最好是 25%。

该协议还包括一项令人不安的条款。**协议允许公司通过一个秘密仲裁系统，向他们应该在哪些国家纳税的决定发起申诉。**数十年滥用投资仲裁的案例表明，“谁来决定”可能比书面规则本身更重要。仲裁员在公众视线之外行事并按个案付费，他们将有充分的动力以有利于公司的方式解释新规则，并制造可供他们仲裁的未来案例。数十年来，华盛顿K街和日内瓦的公司通过帮助富人和公司避税而蓬勃发展，不能委托它们来监管全球税收制度。如果谈判代表认为需要某种制度来解决争端，他们可以设立一个由终身法官组成的常设国际税务法庭。

▲ 25个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点击图片可放大）图源：Foreign Policy

▍小心许愿

在过去的四年里，全球化为创新型公司避免支付它们应付的税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创新能力较弱的公司很快就向创新型公司学习——以至于在富裕国家，普通个人现在缴纳的税款远远高于大公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这些公司也可能因为它们搭了社会的便车而失败，因为较低的政府支出意味着减少对基础设施、教育和研究的投资。此外，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会导致消费能力减弱，最终侵蚀公司的利润。即使是最渴望利润、最激进的跨国公司，全球最低税收也将符合它们的长期利益——即使它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和文章开头提出的乌托邦愿景相反，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是一种反乌托邦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公司的愤怒情绪在全球范围内大爆发。**对这些公司日益愤怒的原因数不胜数。想想 2008 年的金融危机、阿片类药物的流行以及亚马逊和脸书等数字垄断企业的剥削和操纵行为。当大公司以牺牲普通公民为代价来赚取利润，并用他们的钱来确保他们不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款时，公众只会感到更加愤怒，这直接威胁到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稳定。

塑造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不正当税收规则依然存在，这表明，各国在未来几个月做出的选择将很难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正确处理细节至关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决定了社会生存和持续繁荣的能力。

**本文由“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译者述垚翻译，转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