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重启的基础：拜登的旗舰政策，基建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中国的合作_风闻

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规定到本世纪末把地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之内，并尽可能实现1.5℃的目标，《巴黎协定》提出 在本世纪下半叶全球实现碳中和。

奥巴马对巴黎协定态度积极，宣称他领导下的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担任领导作用。但2016年６月１日，刚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然而仅仅四年后，上任伊始的拜登总统代表美国再次签署了《巴黎协定》。

为什么同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拜登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态度如此南辕北辙，针锋相对，这和美国社会的高度分裂相关。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利用民粹高调宣称美国第一，反对全球化，反对巴黎协定，认为巴黎协定只会给美国带来苛刻的财政和经济负担。

相对美国的右翼，美国政治的左翼对全球化以来社会的贫富差别拉大和环境的恶化极为不满。争取社会平等和环境保护是这一派的强烈要求。在过去四年中，认为加强环保应该是政府政策重中之重的美国人从 38% 增加到 52%。 在民主党人和倾向于民主党的人士中这种观点占比高达78%，自 2016 年以来上升了 22 个百分点。

拜登民主党的气候变化政策显然呼应了这种要求，换言之，应对气候变化成为拜登竞选和执政的基础。然而拜登的目标不仅仅在环保，拜登希望成为罗斯福第二，既通过投资新能源和基础设施达到重新构建美国经济，恢复制造业，把美国拉出颓势的目的。拜登的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和3.5万亿美元的社会福利和应对气候变化投资计划，关系到拜登执政的成败。拜登提出在2030年之前将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50%到52%，到2035年实现100%的清洁电力，确保美国在 2050 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拜登的投资计划能否通过？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否支撑拜登的计划？美国的通货膨胀是否会失控从而使拜登的计划夭折？这些都是未知数。但拜登政府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推动投资计划获得国会通过。目前美国民主党可能会消减3.5万亿美元的社会福利和应对气候变化投资的规模，以争取国会批准。一旦拜登的计划获得国会批准，即便是规模缩小的计划，美国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新能源投资，大量建设风电，太阳能设施，制造电动和氢能源汽车，翻修公路网，机场和港口等等。

为了实施基建和气候变化投资，拜登政府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拜登需要的外部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与中国在以下两个方向上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合作：第一个方向就是中美贸易。

如果拜登的投资计划获得国会批准，美国需要大量进口太阳能板，风力发电机组，动力电池，电动汽车和部件，钢铁和建筑材料，电缆等等。以上产品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供应方，美国为了更实惠的进口这些产品，亟需修改特朗普对中国产品设定的高达20%的关税，目前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这种关税的负担，是美国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同时美国也会要求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天然气和飞机以减少贸易逆差。

困扰拜登投资计划的基础因素是贸易逆差，财政赤字，高企的国债以及通货膨胀。要应对这些基本面的结构性难题，美国急需调整因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而打乱的美中贸易。这解释了为何这段时间美国上到总统，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下到贸易部长和贸易代表频繁地和中方对话，会谈和发表讲话，表示“不追求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不同的基础上与中国“重新连接”，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中美第二个合作方向是如何在今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上达成新的协定。

既然拜登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他执政的基础，他必然把在英国格拉斯哥达成新的气候变化协定作为一个重大的目标。这样的协定一方面可以倒逼美国国内的各种力量支持或通过他的气候政策，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他执政的政治遗产。

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必定会形成一些硬性的投资和贸易条款来支持到本世纪末把气温上升控制在摄氏2度，争取1.5度这样一个目标。欧盟已经提出碳排放关税慨念，对不能达标的国家的产品征收额外的环境税。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讨论立法限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向高污染企业投资，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也表态对上下游配套企业提出节能减排的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还会向碳排放达标的企业以及率先使用清洁能源的公司提供减税优惠，包括使用电动车的各种优惠，对碳排放超标的企业可能处以经济处罚。

显然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的经济都要做出相应调整。这种调整需要付出很大代价，这种代价并不只限于开发新能源的巨大成本，还在于新旧能源体系转化对现行生产体系的冲击。鉴于新旧能源的转化必须要全球基本同步进行，这就不可避免的涉及国家之间对温室气体形成的责任认定问题，以及国与国之间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问题。

1992年5月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 ，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具有宪法意义的纲领性文件，公约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同责任，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这个立场是客观公正的，是基于温室气体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工业化造成的，以及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人均碳排放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减排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方面。发达国家常常口惠而不至。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最迟在2020年之前建立一个基金，这个基金应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10多年来发达国家迟迟未能履行这一承诺，第一笔1000亿美元的资金至今还有200亿的缺口。

另外一个方面，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明显加速，中国在人均碳排放量上正在接近德国。美国智库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估计，2019年，中国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7% ， 远超排名第二的美国的11%。另外，印度首次以6.6%的比例升至全球第三位。

所以在11月分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中美必将迎来又一轮的争斗。首先是对中国是否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认定问题，美国和欧洲一定会极力把中国排除出发展中国家，要中国承担和美欧一样的责任。同时美国和欧盟也会联合对中国碳排放施压。

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一定会制定各种碳排放法规限制发展中国家的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并利用技术优势获得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但在气候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历来都很强硬和抱团，不可能被北美和西欧牵着鼻子走。发展中国家会强烈要求发达国家提供真金白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

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结果必然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意愿的相互折衷。美国和欧盟将代表发达国家一方，中国，印度，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将代表发展中国家的一方。然而中美的争斗不会是朝着彻底翻脸的方向走。拜登需要一个体面的格拉斯哥协议，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达成一个各方面都过得去的气候协议。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发使用新能源上，中美都在下一盘大棋。美国期望通过绿色新政缓解国内矛盾，再执世界发展的牛耳。碳达峰，碳中和对中国也是一大挑战。中国当前的缺电与其关系重大，这标志中国不想再延续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与美国的争斗只会坚定中国政府追求低碳高效的发展模式，逼迫中国放弃低端制造业，修改贸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