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想的？？_风闻

　　作者 | 阿树

　　一年一度的竞猜游戏，以爆冷的方式终结。

　　瑞典学院10月7日下午公布，阿卜杜勒拉萨克·古尔纳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诺奖委员会阐述的获奖理由是，他的作品“对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夹在文化和大陆之间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富有同情心和毫不妥协的洞察力的描述”。

　　古尔纳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面孔，除了两则短篇小说，国内还未引进他任何作品。

　　事实上，这些年来，非洲的夺奖热门始终是另一位流亡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现在，诺奖再次让我们见识到一种背离大众的姿态，“你们让选的，我偏不选。”

　　古尔纳爆冷获奖可能没人能想到，但请不要感到意外。

1

　　东非流亡作家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奥尔森说，古尔纳的小说，从他的处女作《离开的记忆》(关于一次失败的起义)，到他最近的作品《来世》(Afterlives)，都在“摆脱刻板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熟悉的、文化多样化的东非”。

　　古尔纳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桑给巴尔位于东非，是印度洋上的岛屿。这个地方在1890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63年和平解放，但次年，桑给巴尔就发生了暴力革命，发动了一场针对阿拉伯裔公民的屠杀和迫害。

　　1890年桑给巴尔成为英国殖民地

　　此时，作为受迫害对象的古尔纳，刚好18岁，他不得不离开家乡，流亡到英国，直到20年后，他才返回桑给巴尔，故乡变成了如今坦桑尼亚共和国的一部分。

　　1982年，他获得了坎特伯雷肯特大学的博士学位，自1985年以来，他一直在这里讲授后殖民主义和移民文学，直到退休。

　　古尔纳的母语是斯瓦希里语。他表示，在故乡，他基本没有什么机会接触文学作品。他用英语来写作，创作主题围绕作为英国穆斯林的特殊经历、东非的错位而展开。

　　在《写作的地方》一文中，古尔纳追溯了他作为作家的生涯轨迹。1964年，流亡到英国后，他感受到一种"压倒性的陌生感和差异”，这种感觉吸引他，并转换成一种写作的动力。

　　“移居他乡是必要的，因为作家处于孤立之境时，能抛开使他或她噤声和澹化真相的责任及羁绊，而创作出具有价值的作品。”

　　“当我开始写作时，”古尔纳说，“我所写的是失去的生活，回不去的地方，以及我对它的记忆。”

　　“失去的生活”，并不是对桑给巴尔的怀旧性再现。多年来作品，他始终处于一种极度不安的状态，“来自一个地方，生活在另一个地方”。

　　阿尔拉扎克 · 古尔纳

　　同样，在一篇访谈中，古尔纳说，他一直“对探索重塑自己的念头感兴趣”。在古尔纳的小说中，“身份”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尤其是他的人物不断穿梭于不同的国家（主要是桑给巴尔和英国）。

　　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了古尔纳小说无法绕开的母题：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流亡、记忆和身份。

　　迄今，73岁的古尔纳已经出版了10部小说以及一些短篇小说。

2

　　殖民苦难与流亡母题

　　写作之初，古尔纳就确立了自己的方向，要打破和颠覆传统的殖民视角。

　　他一直关注身份、文化和地方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复杂进程之间的隐秘联系，在过去，这些命题一直被非洲作家所忽视。古尔纳与沃勒·索因卡(Wole Soyinka)和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不同，关注点不再是殖民经验、国籍、语言等问题，而是后殖民时代，全球化背景的流离失所、家庭离散、对身份和文化归属的追溯。

　　1988年的作品《朝圣者之路》便奠定了这样的创作框架，讲述一位流亡者在新家园——英国面临的恶劣生活。随后的《多蒂》、《海边》等作品，使他探索到了流亡者灵魂更深处的沉默、自我欺骗、恐惧。

　　《海边》

　　《最后的礼物》讲述了阿巴斯的人生，他被描绘成一个失败者，从桑给巴尔移民到英国后，阿巴斯一直为了追求新的生活，也为了摆脱以前的生活责任，他自愿过了四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小说始于阿巴斯严重的糖尿病，还引发了一些列的中风。书中，作家赋予疾病更厚重的隐喻，它意味着殖民统治带来的心灵创伤，他们的文化身份被剥夺，他们看似过着英国人的生活，但完全没有归属感。卧床不起后，阿巴斯一个扮演“笑着讲故事的人”，但他一直回避过往的苦难真相。这种回避，让家庭成员陷入了更大的挣扎和不自由，每个人都被身份的认同所困扰。

　　古尔纳的写法，是散文化的，叙述风格也颇为独特，在不同的时空中来回穿梭，叙述者也不时切换，跟随故事是很困难的。古尔纳强调了一种观点，边缘化群体，可以完成自我叙述。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复杂了。

　　从这个层面看，古尔纳把移民生活的复杂性，推到了一个高峰。

　　古尔纳另一类作品，则是关注故乡复杂的苦难史。这类小说，同样浸润着古尔纳个人与家族的真实经历。

　　他母亲的叔叔就曾被德军俘去当奴隶，做无偿的搬运工作，拖着沉重的设备到处走。殖民的故事，始终在他脑海中回荡。

　　一战期间非洲殖民地中死于战火与疾病的人

　　1994年的《天堂》，他便曾向读者展现了德国占领下的东非世界。尽管名叫天堂，但这里并没有异国情调，只有深重的暴力奴役的详细描述。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名为优素福的男孩，他原本是一个商人的无偿仆人，但在贸易过程中，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碰上了德国部队的扫荡。

　　《天堂》展现了古尔纳的叙事实力，还入围过布克奖。

　　古尔纳最新的小说是2020年出版的《来世》（Afterlives），他再次将视线拉回到东非的桑给巴尔，聚焦德国的残暴侵略。主角伊利亚斯小时候被德国殖民者虏走，与自己的人民作战多年后，他回到自己的村庄。

　　据FT的评论，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讲故事的大师，小说以一种静谧之美和悲剧色彩而开篇，“细腻、且宏大”。

　　《卫报》一则书评表示，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小说，它将所有那些本被遗忘的人聚集在一起，并拒绝将他们抹去。

3

　　走出欧洲中心主义？

　　放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殿堂里，古尔纳算是一个怎样的作家？显然，一种挖掘的意味，大于加冕的意义。在颁奖前，古尔纳的英文维基页面，都只有三行介绍。简体中文世界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一本著作引进国内。

　　只有2014年译林出版社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收录了他的两则短篇。

　　收录在2014年出版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中的两篇短篇之一的《博西》开头

　　就连诺贝尔组委会写的获奖理由，主要偏重其作品对殖民主义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这不是艺术中心论，而是出自一种现实角度的考量。

　　一种声音认为，是欧洲和地中海周边的严峻形势，影响了这次颁奖。

　　奥尔森站出来否认了这种说法，他认为，因为流亡和移民现象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古尔纳的著作现在在欧洲和世界各地都非常有趣和有力。

　　但后半句话估计他自己也不信。

　　古尔纳自身倒很乐于领受这样的“意义”，获奖后，他在媒体采访中说，获奖将意味着他所经历的难民危机、殖民主义等问题将被“讨论”。

　　“这些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事情。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死亡，正在受到伤害，我们必须以最友好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任何的非洲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了。这段空白，得追溯到1986年的沃勒·索因卡。

　　上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沃勒·索因卡

　　上世纪60年代之后，诺贝尔文学奖才开始关注欧美以外的世界文学。80年代之后，南半球和非洲才有零星的作家获奖。

　　古尔纳在创作中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但这次颁奖，是否褪去了奖项本身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这一点值得思考。

　　2019年，奥尔森发出声明，称诺贝尔文学奖今后将放眼全球，一改往日的欧洲中心主义。

　　喊出那个口号后，三个奖项也全给了欧美作家。

　　2019年公布的18、19年两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以及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路易丝·格丽克（Louise Glück）

　　第四个奖选择了古尔纳，从人种角度看，似乎也切合了这种改革思路，但从语言的角度看，它还是颁给了英语文学。

　　这是一种取巧的革新。

　　所谓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从语言上看其实更明显。获奖者主要以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印欧语系为主，即便是非洲的获奖作家，如沃勒·索因卡、还有这次的古尔纳，无不采用英语写作。

　　有时候，诺奖的取舍标准难以捉摸，似乎就没有标准。萨特拒绝领奖的时候说，这个奖是颁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作家。第二年，诺奖就选中了《静静的顿河》和肖洛霍夫，一个妥妥的苏联御用作家，似乎向世人证明一种姿态，看吧，我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回想一下，非欧美作家上一次获奖，已经是10年前的莫言了。而过去几十年来，看似走向世界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非印欧语系的获奖作家，其实寥寥无几。

　　跟其他奖项不一样，文学的唯一载体是语言。18位评委中，他们对欧洲以外的语言理解和认知很匮乏。所以，语言的障碍，天然地遮蔽着评委们的视野。某种程度上，莫言的获奖，也得益于评委马悦然对汉语的掌握，但随着后者的逝去，汉语文学恐怕很难再接上畅通的桥梁。

　　奥尔森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学院内评委们没有能力掌握亚洲和非洲的语言。作为弥补，他们邀请了世界各地的专家，提供各种语言的报告，以此扩大世界文学方面的认知。

　　诺奖走向世界，路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