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史上五次复兴, 这一次最显眼的不同, 却被多数人忽略了” | 文化纵横_风闻

✪ 胡传胜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导读】 本文回顾了中国过去2200年左右的历史，发现中国文化在这两千年里经历五六个生命周期，以至于复兴、循环、历史周期的感觉成为中国人历史意识的一部分；并且，每个历史单元均在均在开国70年时开始复兴、走向鼎盛。这些复兴时期大致上有三个相似之处：国内的和平秩序得以回归，普通人能获得的物质财富相比以往大幅增长，中国重新回到国际秩序（至少是东亚秩序）的中心。

作者指出，**这种盛衰周期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文化与制度的顽强连续性或再生性。**若无连续性，复兴的概念无法适用。这种连续性表现在：一是汉字一直被保持，这是最确切的标志；二是文化理想和生活方式的连续性。**但在最基本的文化一致性外，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仍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和变化。**最典型的如贵族社会的衰落与平民社会的形成，这个过程同时是中央权力不断扩大、郡县制逐渐扩展、皇权在法理上无限扩张（实践中则受到多重约束）的过程。

作者认为，中国当代复兴有其特殊性。与历史上五次复兴相比，这次复兴是真正世界范围的，其意义与影响也只有在世界进程中才能够说明。首先，这是新技术条件和生产组织方式下的复兴；其次，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复兴，中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 最后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 这是在 中国人告别帝制的情况下出现的， 即后帝制时代或民主化时代的复兴，人民已经取代天命成为政治的最高原理。

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原题为《开国70年：中国复兴的历史观察》 ， 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开国70年：中国复兴的历史观察

▍引言

中国的复兴是21世纪世界历史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将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似乎正在到来。

复兴是一个哲学词汇，常常是人们对前面某一个时段的历史意义的感知，在巨大的时间差中产生连续感。在历史研究中，复兴的原型是1350~1500年发生在欧洲的以复兴西方古典思想、认同其价值为特征的文明复兴（中文的“文艺复兴”远不能表达Renaissance的含义）。复兴也常常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历史期望，如在现代伊斯兰复兴（al-sahwa）运动中，它主要指宗教的复兴计划。**但中国的复兴几乎是一种当代意识，是中国人对当代中国生活资料的丰富、生产能力和政府效能的提高等现象的感知。**中国复兴的想象集中体现为“富”（财富的增长）与“强”（政府的强势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两个方面，这与西方的文艺复兴那种既强调精神（回归古典理想）又强调世俗性（现世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不同。中国的复兴甚至只是对当前中国的物质力量与影响力突然迸发这种现象的认知与承认。突然出现的这种富足与强大，这种“崛起”甚至“奇迹”，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屡次出现的“盛世”相比，使人产生一种回归的感觉，一种中国文化与制度开始回复到其原有和应有之影响力的强烈感觉。

中国的复兴是“当下”的感觉，是21世纪的词汇或意识。在中国过去150年历史里，最先出现的是被欺凌和要求摆脱这种状态的意识，因此是危机、危急甚至存亡意识。它是对西方军事与思想霸权的反应，表现为主权与文化的双重危机感。随后出现的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80年代调整方向的“振兴”意识：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制度，中国才能获得振兴。“振兴”是未来指向的，并没有回复与复兴的内容；相反，在通过学习达到振兴的过程中，过去或传统是要被克服的。直到2008年以后，在“振兴”似乎接近完成时，“振兴中华”的话语才突然变成“中华复兴”的话语。

▍中国历史上的六次复兴

**从公元前200年到今天约2200年的时间内，中国文化经历了六次复兴。**复兴与衰落相对，有衰落甚至崩溃，才有复兴。**第一次复兴可以划定在汉武帝时期，至少是其前期。**在此之前，无法看到反复出现的衰落与崩溃，因此它只是考察问题的起点。公元前130~前120年左右，汉武帝执政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汉朝开国后第70~80年，可以视为第一次复兴的标志。这是第一个历史单元（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的前四分之一处。

第二次复兴出现在公元660年左右，即隋统一后约80年；如果把隋唐一起算，这个单元历320年左右。这属于唐高宗—武则天时代，处于太宗和玄宗之间，向前20年是贞观之治，向后20年是开元盛世。在此后的历史中，不管是士大夫还是大众的眼里，这都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这两次复兴或历史的高峰相隔约750年，中间经历了近400年的“乱世”（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三个历史单元便是两宋（960~1279年）时期，历时约320年。1030年（宋王朝的开国70年）**前后二三十年也许可以视为复兴时代。**这次复兴依“文治武功”标准显然勉强，因为“文治”虽然几乎达到顶峰，但“武功”的确乏善可陈。但是，从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宋辽的和平环境使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区域都得到安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等方面来看，这个时期仍然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这两个单元之间的间隔期不到100年。

第四个历史单元为明代（1368~1644年）**，大约280年。**1450年前后，虽然北元仍然对中原王朝形成威胁，土木堡事件就发生在1449年，但从1440年（约大明王朝的开国70年）直到1550年的一百年，仍然可以视为明王朝的强盛时代。长城以南的中原农耕文明与长城以北受蒙古诸部统治的极广地区，大致处于和平状态；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在16世纪都达到了繁荣状态。

第五个历史单元是1650年至1910年，共260年，1730年正是康乾盛世的中间点，这个盛世处于整个王朝的三分之一处。

**第六个历史单元正是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2008年以后的十余年，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学者、官员，中国崛起、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中心的感受，都变得越来越强烈。

如果不是近十余年国力的强盛与重回世界舞台中心的感觉，人们可能也不会产生复兴或者循环的感觉。复兴、循环、历史周期的感觉，而不是概念（我们离这种概念的认识还有很长距离，而且概念化本身也是多角度的），**构成典型的当代中国意识的一部分。中国以外的文明单元几乎不曾有过这种感觉。**汤因比和更早一点的斯宾格勒，都意识到文明的生命历程。但生命历程的比喻，是历史意识或历史感的最肤浅的部分。任何一个文化或文明单元，都经历着兴起、繁荣、衰落到崩溃的周期，希腊是这样，罗马也是这样。但是，像中国文化这样不断地回到起点重新开始，在两千年中经历五六个生命周期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最抽象意义上的循环论，几乎只适用于中国历史。

从以上简单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时间中，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六次复兴，出现过六个从兴起、发展、强盛、衰落到崩溃的周期性过程。当然，关于什么是盛世、什么是复兴，是有争议的。不过，从常识的也是经验的角度，也从历史学家的记述中，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它们确实存在。当今时代普通人的体验，也见证或印证了它们的存在。突然置身于物质丰富状态的当代普通中国人，或者至少中等收入者，产生了“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感觉；而此前170年，中国历史或中国文明，经历着下行（1840~1900年）、谷底（1900~1950年）与上行（1950年以后）的历程。当然，就像当代的情况一样，所谓中国文明的复兴，首先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它是与前一阶段极度的匮乏与虚弱相比较而产生的，甚至是出自一代或至多两代人之切身体验的概念。

我们可以列举出各个历史单元中盛世阶段的若干现象，对盛世或复兴做一个特征上的描述。

第一，和平的或有秩序的日常生活，即和平的秩序。

这是概念性的，也是体验性的。和平的秩序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战乱（内战、叛乱、伴有武装对抗的大规模暴力）的不存在。历史上被称为盛世的那些年代，都具有内部和平这个特征。**在中国人眼中，盛世总是与太平相关的。在和平的秩序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被打搅，可以从事日常的生产活动。**更重要的是，除了自然灾害外，普通人的生命与财产不会受到损失或侵害，或者发生侵害后立即可以得到补偿。和平的秩序，意味着社会处于法治状态；法律尽管可能不完善，但能被较好地执行。

第二，与前三十年相比，普通人能获得的物品与服务大幅度增加，一个人的一年所得，几乎抵得上上一辈人的数年所得。

这同样是一个向前比较的概念。比如说，至少就明代而言，所谓的“仁宣之治”的年代（1435年前后，第五次复兴的开始），一个人在实物方面的所得，以及他生活的方便程度，可能与一百年后的嘉靖年代（1550年前后）更少，但它必然比元代末年更多。当然，复兴更多不是生活品质的静态比较，而是历时的测量。在历史上的盛世，普通人最大的所得便是土地的获得，普通人既不会因为战争与灾荒而抛弃土地，也不担心土地被别人霸占。土地与劳动结合才能产生效益，才能成为生活的基础。

第三，在国际关系上，便是回到国际关系的中心。普通人感受到主要是前两种变化，这种变化则更多是精英的感受。

在前面五次复兴中，开国70年左右，中国均回到了亚洲东部（或东亚与中亚）的中心。当然程度有所不同，在宋明，更多是回到东亚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在汉，这种主导地位一度扩展到西域（中亚）的一部分；唐代至少在盛世时期，这一主导关系甚至扩展到天山以北。这种国际关系的特征是和亲与朝贡体系。在汉武帝之前，东亚国际秩序是匈奴主导的。汉武帝的所有政策都以打击匈奴为中心，直至匈奴分裂，汉朝才成为东亚的主导。使北方民族处于分裂状态，是多个朝代的重要目标。虽然隋唐带有鲜卑烙印，但6世纪末和整个7世纪，仍然可以看到中原王朝与柔然、突厥展开的对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生死争夺。在太宗之前，唐朝处于劣势。直到突厥分裂，东突厥被击败，唐与强邻吐蕃和平共处时，唐代才回到国际秩序的中心。这时候唐代已实现对东亚完全的支配；当然，这种支配也许始终以东亚为限。宋代是个例外。辽、西夏和宋的扩大版“三国演义”中，北宋一直没有起过主导作用。金和蒙古崛起后，宋的国际地位更加恶化。南渡百年后，宋终于与蒙古人合谋，消灭了西夏与金，最终自己也被征服，被整合进蒙古人的世界体系中。明代虽有开国60年左右的“仁宣之治”，但它的最强盛时代也许出现在1420年左右。明朝虽然与北迁的蒙古至多处于力量平衡状态，但在举全部军事力量固守的长城一线以南，包括东亚与东南亚区域，却取得了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实际上，也正是在明代，朝贡体系才得到了经典的表达。现代以前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次盛世是康乾时代，立国约100年左右，清朝的力量达到了顶峰，其标志也许是1760年准噶尔汗国被消灭和并入清朝版图。

▍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累积性

在220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六次复兴。与之前80年或50年的战乱和极度的匮乏相比，这些复兴显然非常突出。它们几乎总是间隔300年左右反复出现，呈现出周期性的特性。中国的复兴，显示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在周期性的崩溃与兴盛中体现出文化与制度的顽强连续性或再生性。如果没有连续性，至少是表面的连续性，复兴的概念是无法适用的。

**中华文化的连续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汉字一直被保持，这是中华文化连续性最确切的标志。**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文字的写法就被固定下来。此后虽然经历多次外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但汉字被顽强地保存下来，规定着中华文化的同一性。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有的有自己的文字，而且分属于不同的语系，但当他们统治中原时，往往先保持双语状态，然后汉语逐渐成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言。语言的丧失是文化特性丧失的最重要标志，因为正是文字以及这些文字所表达的主导观念，形成了文化的特征。

**第二，文化理想和生活方式的连续性。**有了语言-文字的连续性，就有了经典的传承，那些在文化奠基时代出现的作品，以及被这些作品固化与保存的思想方式，便会被不同的时代保存下来，以至于我们的思考方式或行为方式，也被文字和经典固化了。这种固化不是说没有变化，而是说所有的变化都表现为文化自身的变化，是在文化内部的变化或表现为文化的丰富性。文字或经典保持着文化主基调同一性。**中国的制度安排虽然多有变化，但是始终受到这些经典及其保存的思考-行动方式的制约甚至“决定”。**这在当代，或在清代，或在元代，都能见得到。以当代为例，今天中国的种种制度在名称和形式上，似乎与汉唐有巨大的差异，而与西方有很大的相似性；但是我们的行事方式，却保持着可以辨识的同一性。

上面所说的只是文化的最基本的一致性，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中国历史体现着不断的回复。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仍然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或变化。例如，贵族社会的衰落与平民社会的形成。西周是封建制的形成时期，它开始了中国以血缘关系——而非法律规定的忠诚契约——为中心的，作为正式统治制度的封建贵族制时代。这种贵族制在战国时代的社会混乱与秦到西汉的郡县制中受到了抑制，虽在东汉—魏晋时代暂时恢复，但总体上受到抑制的趋势没有变。到了宋代以后，特别是科举制度全面推行后，中国社会逐渐变成平民社会。与此相平行的，便是大土地所有制的衰落，自耕农或小农经济占据支配地位。没有什么比科举制度与小农经济，更能概括宋以后中国社会的特征。虽然宋代以后均田制便停止推进，但土地并没有呈现集中趋势，大土地所有者仅限于王公贵族和一小部分商贾，且他们再也没有获得东汉—魏晋时代那样的政治影响力。

**这个过程也是中央权力扩大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概括，形成了19~20世纪社会科学中的典型概念：中央集权制度。**王朝先是实现对王族与地方豪强的抑制，后是实现对地方军事与行政力量的抑制或驯化。往往前一时代或朝代某个问题非常突出，后一时代就会注意防范。如南北朝时期门阀问题非常突出，在唐代基本上被解决；唐代地方军事长官（节度使）拥兵自重的问题非常突出，到了宋代尤其是明代，这两个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这个过程还是郡县制逐渐扩展的过程，虽然扩展与收缩交替出现，但扩展仍然占主流。**郡县制的扩张也是流官（通过科举考试由中央派出的官员）对土司的替代。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流官顽强地渗透和挤压着土司管理的区域；农耕文明发展到哪里，流官就发展到哪里。

**从逻辑上讲，这些过程同时意味着皇权的无限扩展。但奇怪的是，皇帝作为一种职位或机构，只具有法理上的至上性；在实践中，那个具体的皇帝本人实际上受到非常严格的约束。**在法理上，南宋和明代的皇帝都更加“专制”，但他们的武断程度并不及汉代，因为皇帝制度与宰相制度形成了重要的张力。明朝皇帝的“残暴”，多半是被文官过分挑衅的结果。从法理上讲，汉语意义上的“专制”是对皇帝的职位要求，被反对的不是皇帝的专制（“乾纲独断”），而是他的“残暴”特性和“暴君”特征——例如，皇帝无视大臣特别是宰相的建议（政策的，特别是人事安排）而做出决定；当这些决定受到不合惯例或不合道德的批评时，皇帝不仅不听劝阻地强制推行，而且对劝阻的大臣们（特别是言官）施以惩罚。纵然是贤明君主的决定，一般也被认为是由宰相通过复杂而严格的程序，以特定的格式提出的，皇帝只是将其最终合法化、予以权威而已。这里，既有皇帝和宰相们的协商或沟通，也有宰相和其他大臣们的沟通。

令人吃惊的是，在汉代特别是西汉，宰相的“家臣”特征还很明显；从汉到宋，宰相一般被视为文官的首脑，所有文官都可以视为其下属；明清时代，为了在文官与宰相之间形成制约，这种明显的上下级关系不再存在。宋明的科道官（言官）几乎视自己为皇帝和所有官僚的道德检查者，他们的任务就是对皇帝和大臣们不合道理、不合礼法的行为提出批评。明代的皇帝与言官则时常处于“对骂”状态。在正常情况下，重要的决策是协商的结果，纵然政策建议特别是人事安排是由皇帝先提出并被丞相接受的，在程序上也要表现出这是君臣共同商量后，由大臣按照严格程序提交（“票拟”）上来给皇帝“御批”的，建议由外廷产生，皇帝只完成最后的核准手续。这样的决策机制是合礼制的，这样的皇帝才是“明君”。如果皇帝与宰相意见不统一，处于相互说服不了、相互不让步的状态时，宰相一般会提出辞职。皇帝出于礼貌，一般要予以挽留。宰相辞职是因为自己的决策不被接受，自己已经无法完成辅佐任务，所以应该由另外一个与皇帝观点一致的人来担任这个角色。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政治被包裹在温情与礼法之中。辞呈虽然有时会被视为对皇帝的抗议，但本质上都一样：皇帝与宰相意见发生了分歧。遇到强势有为而不甘心当“橡皮图章”的皇帝，这种情况不免会发生。在意见发生分歧而皇帝不让步的情况时，应该以皇帝的意见为准，这是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职务要求，但这时候宰相必须辞职。如此才可以理解，在传统中国，“辞官”为何是官场的平常事，宰相辞职又任职的情况为何多有发生。

▍中国当代复兴的新特征

中国当代的复兴，与前几次都不同。20年前特别是30年前，复兴的意识是不存在的。虽然“振兴中华”是近代以来所有知识与政治精英的口号，但真正的复兴意识，建立在对中国历史同一性自觉基础上的复兴意识、强大意识，的确是近十来年的事情。与历史上的五次复兴相比，这次复兴是真正的世界范围的，其意义与影响也只有在世界历史过程中才能够说明。

**这是新的技术条件和生产组织方式下的复兴。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复兴时代，不是建立在中国原有的技术与经济制度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全球性的技术与经济制度——工业化与市场经济之上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先进工业技术的引进使得产品与服务在短时期内快速增长，从而使得普通中国人在近20年获得的产品与服务，是过去几千年根本无法相比的。当然，这也是全世界的普遍状况，只是在中国显得特别突出而已。工业技术与中国人的勤劳革命或致富激情相结合，使得这20余年内中国创造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数量居于世界第一。1978年以来的40年时间内，中国的所有制度与政策安排，都与发展经济相关。与前面几个时代相比，生产实现了几何级增长。中国复兴最集中的体现，无疑在于经济的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似乎是一个新的现象或政策取向。但是，历史研究者发现，两千年来，至少从北宋开始的一千年来，市场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撑原则；在先是以实物、后是以货币为形式向国家缴纳赋税以后，农民一直在市场网络中生产，并且周期性地形成由地方到全国的市场网络。中国的复兴也是中国的市场体系的复兴。

**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复兴。全球化意味着经济活动在国际分工中进行，意味着经济活动借助技术手段突破原来的地理限制。中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只是近十多年的事情。**一方面，随着产能过剩，中国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销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是中国的商品市场。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几乎适应于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市场，能够向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提供不同的产品。在十年前，我们参加国际竞争的还只是低附加值的产品；近几年，中国在高铁、通信、航天等领域也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果。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加入并塑造了国际分工，并在资本输出方面与欧美在南半球展开了激烈竞争。作为经济竞争的自然结果，中东、非洲与南美成为中国的原料供应基地与商品销售市场。仅仅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公司便遍布世界各地。

在前面五个历史单元中，在国家力量强大时，中原的影响力会向西穿过河西走廊，抵达天山南北的绿洲甚至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河中地区，向北则短时间地突破长城界线，使北方游牧民族的一部分处于臣服状态；在中原力量弱小的时候，中国的版图则收缩到河西走廊东端和长城以南。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国际影响只局限于东亚。**但在今天，中国的影响力达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这当然不是传统的军事影响力。传统的影响力是军队延伸到哪里，政治影响力就达到哪里。**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如此，罗马帝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唐帝国也是如此，甚至英帝国也是如此。**直到19世纪以后特别是20世纪，经济的影响力取代了军事的影响力，军事的影响力仅限于能够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为了保障全球性商品供应链的安全，全球港口的战略性布局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只有在当代中国，才出现了与西方平齐乃至抗衡的世界性力量。

**这是后帝制时代或民主化时代的复兴。中国当代复兴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这是在中国人告别帝制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在当代民主化的背景下实现的。**民主，曾被视为中国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关键所在。皇帝制度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核心，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原则。皇帝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职位，或者说是高于任何人间职位、由上天唯一安排的职位，人间的所有职位从理论上都出自皇帝；从哲学上讲，皇帝是一个具有极其特殊的道德品质的家族（皇族），其道德品质如此伟大，以致被上天挑选出来代表上天——这个只作为相信的对象而不作为描述的对象的最高存在，实现对万民的统治。对皇帝的绝对服从（“忠”），是普通人特别是大臣的第一美德；这种服从，既是对事物的根本秩序的服从，也是对最高道德秩序的服从。除了天命（王朝的“气数”）以外，即除了上天以外，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皇帝的统治；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任何行为，都是“大逆不道”。在当代，皇帝制度被推翻了，但是对根本制度的绝对忠诚，必然以某种方式得到继承。在当代，人民已经取代天命成为政治的最高原理；严格的任期与最高领导层的集体决策机制，确保领导者年富力强和政局平稳，这些是古代制度所不具备的特征，也是相对于古代制度的强大优势所在。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原题为 《开国70年：中国复兴的历史观察》 ， 注释请参见原文。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