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大后方捐了12架飞机的“中国首富”，却被国民党说成“黑心商人”_风闻

　　《长津湖》已经破20亿了，成了这届国庆档最成功的影片。

　　电影里，我们看到了朝鲜战争前线战士们英勇奋战的一面。

　　但在电影之外，在这场伟大战争的后方，还是出现了一些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那就是大批奸商，趁机发国难财。

　　一些商人将假药，发霉大米，臭牛肉，黑心棉等物资卖给志愿军官兵，趁机牟取暴利，造成了严重的非战斗减员。

　　很多伤员不该残废的残废了，不该牺牲的牺牲了，后来彭老总得知了这件事后大发雷霆，命令国内严惩这些黑心棉的供应商，给志愿军官兵一个交代。

　　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比如上海大康药房总经理王康年、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李寅廷、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武汉大兴米厂副经理彭锡承…….

　　但同时，也有商人在大是大非前经受住了考验。

　　比如战争刚一爆发，当时有“纺织大王”之称的荣毅仁，就带头捐献了大量军用货资，其中还包括12架飞机。

　　当时我国各型作战飞机不足300架，这12架飞机可谓弥足珍贵。

　　更不为人知的是，当时荣毅仁的工厂正面临财政危机，几近倒闭，但他依旧毁家纾难，称得上是50年代升级版的“鸿星尔克”。

　　在战后，他还将他的企业并入国家，带头实现了“公私合营”。

　　就此，他家族积攒了半个世纪的家底，全部“裸捐”给了国家，也是在他的带领下，国内“公私合营”的风潮才被掀起。

　　而说到荣毅仁的家族，则更为传奇，祖孙三人都曾经是“中国首富”，在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

　　在大家都在为《长津湖》而喝彩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低调的幕后英雄，所做出的贡献。

　　01

　　在荣毅仁为国捐飞机之前，曾一度被国民党扣上“黑心商人”的帽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倒回到1949年5月，那时离上海解放仅只有半个月。

　　因为战火将至，上海的很多资本家们都闻风出逃，有的前往台湾，有的干脆去到海外，只有极少数人选择留了下来。

　　在这些人中，就包括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

　　荣德生是当时国内的“面粉大王“，在全国有14家面粉工厂，占全国面粉生产量的1/3，此外还有9家纺织工厂——衣食住行，一人就包揽了两样。

　　出于稳定民生的考虑，他选择了留下来，并保证**“决不迁厂、决不转移资金”。**

　　而在他所有孩子里，荣毅仁是唯一留下来陪父亲的。

　　他在读大学时，就十分关注国事，曾发起向东北义勇军捐款的活动。

　　一度，他还想报考空军，与敌人博击长空。

　　但可惜的是，这对父子的爱国之心，并没有得到珍惜。

　　先是荣德生被疑似“淞沪警察局“的人绑票，勒索50万美元赎金。

　　再是，荣毅仁的堂哥被无理由逮捕，被警察局敲索上万美金。

　　最后，荣毅仁自己作为面粉供应商，以**“卖发霉的面粉，导致前线士兵吃完拉肚子”**为名，再次被勒索，之后才知道是粮食部暗中将他上交的30万担白面粉掉了包。

　　好在我军及时解放了上海，才躲过一劫。

　　1949年5月26日那天凌晨，荣毅仁被一连串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原来是下属急冲冲地拉他出去，看上海的一个“奇景”——在大街小巷上，都睡满了解放军。****

　　有些人衣服上都是土，有些人绑腿上还沾着泥，有些人枕在路边的大石头上，有些人干脆就在地上一躺，这一切都静悄悄，无声无息。

　　原来，这是第三野战军司令陈毅，在攻占上海后定下的严格规矩：一是市区不使用重武器，二是不入民宅。

　　当时江南正值梅雨季，有的干部反对：“遇到下雨，有伤病员怎么办？” 但陈毅坚持说：“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不行！”

　　后来毛教员得知后，连给总前委回了四个**“很好”。**

　　而这一景象，给荣毅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见过军阀部队，见过北伐军、国民党军，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军人，宁愿在大街上风餐露宿也不扰民。

　　当他快开到租借的时候，被一位士兵拦住了，他很有礼貌地告知，前方还有战斗，不安全，请他先回去。

　　这一幕让他想起在不久前，一支国民党部队在他家门口堆起了沙包，架起机枪，要以他家为军营开打。最后他双手捧上两根10两重的大金条，他们才肯离去。

　　这前后之对比，令人感慨颇丰。

　　一周后，荣毅仁收到来自解放军的请帖，邀他出席一场座谈会。

　　妻子原本不放心他去，担心是“鸿门宴”，但荣毅仁想起之前的场景，坦然接受了邀请，“我就不信还有比国民政府更差的军队！”

　　年轻时的荣毅仁和妻子

　　6月2号下午，荣毅仁来到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等待他的不是盛气凌人、横眉冷对的兵役，而是一位满脸笑容的大叔。

　　这位大叔，正是陈毅。

　　会议一开始，陈毅便讲：“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有啥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

　　说完后，大家都笑了。

　　之后陈毅向大家解释了下当前国内的经济形势，告诉在座所有人：“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党、找政府，党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

　　原先听国民党说“解放军会吃人”的荣毅仁一时愣住了，原来共产党没有想象中那么凶神恶煞，反而鼓励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好让工人们尽快就业。

　　会后，陈毅还拍着荣毅仁的肩膀说：“你是荣氏企业留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所有荣氏企业统统由你掌管。”

　　这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其实在当时，荣家的局面并不乐观。

　　战后，工厂本来亟需复工，但屋漏偏逢连夜雨，1950年2月，蒋介石的飞机从台湾轰炸上海，导致工厂再次停工。

　　荣毅仁去查看账本，**发现工厂不仅现金所剩无几，连机器和纱锭都被卖得差不多了，**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其他荣氏兄弟姐妹带到海外的资金，高达1000多万美金。

　　庞大的荣氏工厂，早已是个烂摊子，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工人们走投无路，直接去包围了荣家，甚至闯进了荣家的宅子。

　　无奈之下，荣毅仁想到了陈毅。

　　陈毅连夜帮忙联系了上海劳动部、工会组织、市政府，一起帮忙筹款，第二天把钱凑齐，给工人们发了工资，帮荣毅仁平息了动乱。

　　之后，陈毅又帮荣毅仁联系了人民银行，向银行申请了355万元贷款。

　　靠着这一系列操作，荣毅仁的工厂才扛过了这场难关。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荣毅仁带头捐献了12架飞机和大量军用货资。****

　　一年后，国家遭遇经济困难，发行公债。

　　当时的上海任务很重，陈毅市长曾邀请几百个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会，动员认购。

　　荣毅仁当场认购了许多，哪里晓得交钱的时候，一时却拿不出那么多，有人问他为什么当时要认购那么多时，他讲了心里话：

　　“我荣毅仁不认购多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

　　02

　　同一年，在一场中南海的宴会上，荣毅仁见到了一个重要的人。

　　这个人就是毛教员。

　　席间，教员鼓励工商业主们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越有名誉，人民的奖励也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半年后，荣毅仁再次去北京开会，会上教员又说：

　　“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而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么，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荣毅仁把这些话听进心里，一回到上海，他就做一个决定：在六天内将申新纺织并入国家，实现公私合营。

　　决定公布后，董事会炸毛了，都表示不同意。

　　他们最担心的，是财产会被充公，但荣毅仁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

　　**由此，**由荣毅仁带头，荣家积攒了半个世纪的家底，全部“裸捐”给国家。

　　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的角色变为了总经理。

　　本来当时很多大资本家都在观望，但一看荣毅仁捐了，一阵“公私合营”的风潮才被掀起。

　　1956年初，荣毅仁接到市委书记陈丕显的突然来电，说毛教员要来申新视察九厂。

　　荣毅仁心头一惊，立即赶到工厂迎接。

　　下午4点半多钟，毛公乘车来到厂里，刚下车，看到荣毅仁就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

　　之前毛公到上海视察不下几十次，但只视察过一家公私合营工厂，就是荣毅仁的纺纱厂。

　　从那以后，大家都知道毛公格外看重荣毅仁，对他有了一个新外号，叫做“红色资本家”。

　　毛泽东视察申新九厂

　　1957年，荣毅仁被推举为上海市副市长。

　　上任后，荣毅仁主管轻纺工业，针对上海工业基础好，特别是轻纺工业方面的尤其突出的优势，他提出要因势乘便。从此，轻纺工业、化纤工业，成为了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中目标之一。

　　解放后的上海，在我国的棉纺、化纤工业领域中独树一帜，少不了荣毅仁那时的精准眼光。

　　1959年国庆前夕，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找到荣毅仁，对他说：

　　“建国快10周年了，总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当纺织部副部长。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干吧。”

　　原来从政两年后，中央看重了他的本领，决定让他来挑更重的担子，到北京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从上海市副市长到中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荣毅仁第一次升迁，就从上海到了中央。

　　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祝，在天安门城楼上，教员特地把他叫到身边，关心地说：“北京不出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下面。”

　　他牢记了这句话，之后不停的到探访田间，改进棉质原料技术，提高国产的棉纱质量。

　　在他在任这几年，中国的纺织业进步飞快，从之前的默默无闻，到出口创汇占全国总值的30%，位居出口第一，中国也成为了著名的“纺织大国”。

　　03

　　1979年1月，荣毅仁迎来了人生又一个转折点。

　　他收到邓小平的邀请，参加人民代表大会。

　　在会上荣毅仁提出：“要搞好生产有两个事情要做。一个是每年至少要涨一次工资，二是要提高行政效率，划圈的人多了，办事效率就会低，生产就不会搞好。”

　　同时对于当时政府最为关注的对外开放，荣毅仁也建议在外方投资比例上只定下限，不定上限。“建议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这样能最大程度地吸引外资。”

　　邓小平深知荣毅仁的能耐，于是顺着他的话说：“那你来牵头办实体，搞对外开放窗口，要得不？”

　　荣毅仁此次来原以为只是提建议，没想到被赋予了更高的任务，还没等他回应，邓小平接着说：

　　“给你的任务，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此话一出，相当于给了荣毅仁“尚方宝剑”。

　　回去之后，荣毅仁连夜起草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构想。

　　他深知当时的中国缺实业，但更缺钱。

　　虽然如今中国动不动就哪家公司融资几千万、上亿，但在当时，国内连吃饭都是问题，融资更是比登天还难。

　　所以荣打算创办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利用他在国外的人脉，**引入外资，帮助国内企业发展。**这种引入外国资本的概念，甚至比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还早了大半年。

　　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正式成立，这也就是后来的**“中信”。**

　　刚成立时，中信没有办公室，三四十人就挤在北京和平宾馆十二间客房里。

　　到了晚上，大家横七竖八躺在房间的地毯上打个盹儿，睡醒后用凉水洗把脸，揉揉眼睛，继续工作。

　　荣毅仁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一边紧盯市场上的金融信息，一边用电话和传真机联系各方客户。

　　1979年10月29日，荣毅仁与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董事长签订合作协议，这是中信成立后与外国银行签订的第一个合作协议。

　　但过了几个月后，中信的业绩却陷入了瓶颈。

　　当时国内经济不景气，政策也不明朗，外国人一听来华投资，纷纷表示拒绝，以至于半年后，来了的外资基本都走了，创立之初国务院首拨的1000万经费已经被花得所剩无几。

　　为了救急，荣毅仁把自家多年节省下来的定息存款1000万元，拿来补贴漏洞。

　　眼看账户的余额一天天变少，他急得团团转，每天难以入眠。

　　当时，正好一个全国规模最大的在建化纤企业——仪征化纤工厂，面临资金短缺，濒临倒闭。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荣毅仁寻求帮助。

　　荣毅仁本来就缺钱，哪里再去给什么化纤厂筹钱，就在左右为难时，他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要不那去国外发债试试？”

　　发债，和入股不同。入股虽然收益大，但风险也大，而债券相当于向国外借钱，只要按时收回本金和利息就行，风险小。

　　这个想法现在听起来不错，但在当时那个封闭保守的年代，一经提出便遭到了质疑，很多人觉得：中国向外国人借债，丢不丢国家的脸面？利息白白送给国外，为什么不留给国内的银行？”

　　面对质疑，荣毅仁决定拼一把。

　　1982年，中信破天荒的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很快便借到了100亿日元，这也成了建国以来的第一笔“外债”。

　　这笔100亿的债券，80%都用在了这个大型化纤工程项目，使工程得以顺利建成。

　　几年后，这家工厂顺利建成，每年都产50万吨化纤原料，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总产量，中信不仅按时还了债务，还赚取了利差，之后这次集资创举被称为“仪征模式”。

　　1984年，尝到甜头的中信继续在国外发债，先后在美国、德国、日本发行了1亿美元的债券、1.5亿元德国马克、3亿港币和300亿日元。

　　**从那以后，不仅中信活过来了，很多大型国企也活过来了。**国内的企业和工厂再也不担心资金短缺，也不揪心贷不到款，因为国内有了一个叫“中信”的公司，中信有一位“荣老板”，缺钱就找他，他总有办法。

　　在发行债券成功后，中信开始了新的探索——开拓租赁业务。

　　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二百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

　　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汽车公司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

　　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大张其帜，甚至发展成为一大系统。

　　1980年后，中信公司发动了收购香港之战。

　　最出名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1月16日，香港中信公司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其后，又收购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取得香港电信公司20%的股权。

　　香港媒体一片惊呼：中国赤色资本家荣毅仁“收购香港”。

　　在荣毅仁的带领下，中信之后又接连拿下了第一家对海外直接投资、第一家在海外收购商业银行、第一家拥有商业银行业务、第一个与人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在我国发射等重大项目……

　　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的一个重要桥头堡。

　　1993年3月，担任董事长14年的荣毅仁宣布退出中信集团。

　　众人猜测，这是因为荣年纪大了，干不动了，而此时此刻，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76岁高龄的荣毅仁再一次让人们出乎意料。

　　这次和以往不同，不是被任命为市长、部长，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由一名资本家来担任国家副主席。

　　这个消息一传出，瞬间就聚焦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资本家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似乎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之间还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荣毅仁的出现，不仅让两种身份融合在一起，还融合得恰到好处。

　　重新扮演政治家角色，他时常出现在外交场合，器宇轩昂，风度翩翩，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国风范。

　　1988年5月，荣毅仁在家中会见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布、大通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戴维·洛克菲勒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共绘国际经济蓝图。

　　1991年9月11日，荣毅仁在他的住宅设家宴款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畅谈国际政治。

　　国外媒体对于荣毅仁的一致评价是：“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气宇轩昂的感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在他的《变革中国》里提出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会走向市场，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够引导这样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转型？”

　　对于“科斯之问”，公认的回答是——中国最初并不清楚转型的方向，是企业的本能向市场方向发展，和政治的开放自由，闯出了一条独特的转型道路。

　　而荣毅仁，恰恰就是其中的引路人和润滑剂。

　　正是他的长袖善舞，充当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探路人，也让中国在当时的背景下互相排斥的群体相互融合，从而找寻到最适合我国国情的一条路。

　　而对于荣毅仁的重要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给出了最恰当的解答：“苏联（改革）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是他们找不到一位像荣毅仁这样的企业家。”

　　尾声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去世，享年89岁。

　　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句号。

　　直到他离开的那一年，中信从刚刚创立的20来人，发展到3万多人，总资产达到800多亿人民币，下属33家分公司，业务涵盖了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会计事务所等业务。

　　2000年，荣毅仁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一位，荣氏家族被称为“中国第一豪门”。

　　然而，在带领中信的14年里，荣毅仁没有占一股个人股份。

　　即使在退休以后，在晚年，他依旧过得很简朴。

　　荣宅会客厅曾接待过许多中外贵宾，这也是整个荣宅最讲究的地方，平常没有客人来的时候，会客厅沙发上的靠垫、座垫又都换成布制的。

　　荣毅仁与老伴儿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还是结婚时留下的。

　　家里其他家具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比如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平时饭菜以清淡为主，杨鉴清说，“菜多了毅仁要说话，好东西一般留在请客时吃”。荣毅仁爱吃蹄膀，但一只蹄膀要吃好几顿。

　　而荣毅仁穿在里面的秋衣秋裤，也由她补了又补，只要还能穿，他就绝舍不得扔掉。

　　他在《自策铭》里写道：“起家勤俭，败业由奢。山犹可移，况富贵耶。”

　　“抠门”的荣毅仁却热衷于慈善，他继承了父亲“兴资助学”的传统，在无锡和上海捐赠了多所中小学，并扩建江南大学和暨南大学。

　　逝世时，他留有遗嘱，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捐献给无锡图书馆，另数千件文物捐给上海博物馆。

　　也许现在提到中信，提到荣氏家族，甚至提到抗美援朝战争，很少有人会想起荣毅仁，但这位一生筚路缕蓝，贵而不娇的老人，的的确确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而且越是逆境，越是把自己置身度外，越是倾其所有的奉献。

　　虽然斯人已去多年，但在《长津湖》热映的时候，这样的民族英雄，不应该被我们淡忘。

　　这，才是中国最需要的“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