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战略科学家_风闻

经济学家圈 5天前

**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资料图

来源**：综合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日报、新闻联播、《学习时报》等编辑：**德勤

  9月27日至28日，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大力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何为战略科学家？

战略科学家属于“领袖型科学家”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简单说，**战略科学家既是战略家，也是科学家，是科技人才中的“帅才”，**在跨学科研究、大兵团作战组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担纲“国之重器”、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的领军人物。

与一般科学家乃至科技领军人才不同的是，战略科学家的重要性更多地在于“战略性”而非“科学性”。

就与大家熟知的科技领军人才比较而言，在概念上，科技领军人才仅限于“科学”层面，是掌握最新科学技术、最前沿领域知识、具有代表性科学话语权的科学家。而战略科学家，形象地说就是科学领军人才中的“领军人才”，属于“领袖型科学家”范畴。

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就是战略科学家。

2009年底，黄大年从英国返回故土。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的深探事业用5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20年的路。他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使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资料图

黄大年**关注未来几十年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要达到的目标——巡天探地潜海，向深地深海深空进军。**不仅如此，回国仅半年多，黄大年就统筹各方力量，说服大批海外科研专家回国工作，绘就了一幅宏大的新兴交叉学科蓝图。

在黄大年的倡议下，2016年9月，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筹备初期工作宣告完成，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专业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初步形成。

黄大年的这个战略设想涉及卫星通讯、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领域的科研，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衍生出新的方向，带动的是上千亿元的产业。

归国科学家 | 王大珩：提出“863计划”的战略科学家

文/顾超

编者按：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大批旅居海外、学业有成的科学家放弃优厚待遇和学术声誉，毅然踏上归国旅程，把智慧和生命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为弘扬归国科学家精神，学习时报即日起开设“归国科学家”栏目，陆续介绍归国科学家的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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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王大珩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这可以说是一封改变了中国当代科技面貌的信。这封信不是一份简单的建议书，而是一份战略报告，为中国未来数十年的高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封信的主要起草者——王大珩，就是一位站在全局高度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科学思维的战略科学家。

当时，面对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和欧洲的“尤里卡”计划等高技术计划，平时儒雅温和的王大珩难抑自己激动的情绪：不能再拖延了，中国必须有所行动！正如信中所指出的：“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在关系到国力的高技术方面，首先要争取一个‘有’字，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在3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两个战略判断不仅惊人的准确，而且仍然振聋发聩。花钱买不来的，不就是如今仍然深深困扰我们的“卡脖子”技术吗？除了强调时间的紧迫性，信中还根据我国当时的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水平提出了“突出重点，有限目标”“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通过实践，培养人才”等可操作的建议。

这封信如何送达决策层，也是煞费苦心。王大珩心里很清楚，科学家的战略思考要靠政治家的高瞻远瞩才能得以实现。如果走正常途径，这封信不知要经多少人批示转送，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送到最高层的案头。王大珩考虑良久，想到了他熟悉的张宏，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邓小平的女婿。从不走后门的王大珩走了他此生最大的一个后门，他请张宏把这封信尽快送到邓小平那里。

3月5日，也就是收到信的第二天，邓小平在信上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不久，国务院以这个建议为依据，组织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展规划，也就是著名的“863计划”。“863计划”对中国科技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终于站到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

（一）

“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这是科学思维，也是战略眼光。王大珩说，应该把“863计划”看成是战略意义的。世界科技竞争激烈，日新月异，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我们必须以动态的滚动的观点来看待它，稍有懈怠便会滞后于人，受制于人。因此“863计划”的总体精神应是积极跟踪，迎头赶路。王大珩能够根据对科技与社会发展趋势的预判，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将科技创新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对关键领域的科学问题和“卡脖子”技术进行前瞻性的研究布局，用科技进步引领国家和社会发展。他是具有战略眼光的科学家，也是科学家中的战略家。

战略科学家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考察王大珩早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可以发现，战略科学家具备两个至关重要的特点：科学家的本色、爱国者的底色。

1936年，王大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考取中英庚款第六届留英公费生，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1941年转入雪菲尔大学，在世界著名玻璃学家特纳教授的指导下进行有关光学玻璃的研究。1942年受聘于伯明翰昌司玻璃公司，专攻光学玻璃的研究，直至1948年回国。

今天对历史淡漠的人读到这段简历，已经很难想象王大珩所经历的曲折，更难以理解他的选择，比如：1942年，他为何放弃攻读博士学位而去一个玻璃公司工作？

事情要从头说起。1937年，七七事变的当天，王大珩还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做实验。然而，此时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王大珩只能跟随周培源先生南下避乱。到南方后，周培源问王大珩接下来有何打算。王大珩脱口就说：“我要去兵工厂！这一路上我一直在想，现在正值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为国家做点什么。想来想去，可能我能做到的，也只有用我所学的那点东西在兵工方面尽点力了。”可惜的是，当王大珩带着周培源的推荐信来到南京弹道研究所工作仅仅一个月后，日军就逼近了南京。王大珩只好撤退到武汉。正是在武汉，报国无门的王大珩怀揣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考取了英国庚款留学生。在当时，光学玻璃是世界性的尖端产品，也是战争中的关键部件，制造技术高度保密。而中国在这个领域不仅是落后，更是完全空白。王大珩转到雪菲尔大学，就是因为只有那里设有玻璃制造专业。而他在研究工作非常顺利之时，毅然放弃博士学位，也是因为，只有去昌司公司，才能掌握研制光学玻璃的最先进技术。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钱三强曾经这样评价王大珩的这次选择：“大珩不是不知道没有博士学位对个人的不利影响，但他为了国家将来需要，做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在那个时候真是难得。”王大珩自己也说过：“我们这代人是习惯了把做事放在第一位的，个人生活其次。我们做起事情来，从来不会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都是从国家考虑，从事业考虑。”王大珩的每一次选择，都只考虑两件事：国家需求、科学追求。他始终不失一位科学家的本色，山河破碎时，他想到的首先是科学报国；他始终怀着一颗爱国者的赤子之心，为了祖国，他甘愿放弃近在咫尺的学位。王大珩是一位追光者，他追求的是光学的璀璨夺目，更是祖国的光明未来。

（二）

战略科学家还是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淬炼出来的。

1948年，王大珩先到上海，后辗转由香港经朝鲜到了刚解放不久的大连，参加创建大连大学并主持创建应用物理系。1951年，经钱三强推荐，中科院任命王大珩为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仪器馆的筹备工作。

当时偌大一个中国，做不出一块光学玻璃，造不出一台真正的精密光学仪器。筹建仪器馆，是从盖房顶、填炮弹坑、清除破坦克开始的。王大珩带着第一批28个人，在长春这片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一锹一锹地挖，硬是挖出了一片地方。王大珩后来回忆说：“我就是冲着‘没有’这两个字来的。如果中国‘有’，从前，我也许就不会那么孜孜以求了。无论如何，我是绝不会因为‘没有’而退却的。从此，我开始了一生的追求——发展祖国的应用光学事业。”1953年12月，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熔炼出我国第一埚光学玻璃，结束了我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大珩曾动情地回忆说：“责任，是可以使一个人在瞬间完成某种转变的巨大砝码。当我接下仪器馆的工作，开始用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馆长的眼光看问题的时候，当我意识到发展中国光学事业、精密仪器事业的重担已经压在我的肩头的时候，我就已不再是昨天的我了。”在王大珩的领导下，长春光机所（中国科学院仪器馆更名而来）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著名的“八大件，一个汤”，我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基于核爆试验需要的高速摄影机，以“150工程”为主的一系列国防科研项目……由于在“两弹一星”事业中的突出贡献，王大珩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他有一颗诚挚的爱国之心。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倾尽自己全力去做，而且无怨无悔。这又何尝不是对王大珩自己的最好写照！

（三）

“光阴流逝，岁月峥嵘七十。多少事，有志愿参驰，为祖国振兴。光学老又新，前程端似锦。搞这般专业很称心！”1985年，王大珩70岁生日时填了这首词，作为对自己人生的小结。

王大珩是光学家，是中国现代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他也是非常难得的战略科学家，在光学专业之外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对我国科技进步乃至经济、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3年，中央决定改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及主席团的性质和职能，要求学部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努力研究我国现代化问题，积极参与国家科技决策工作。王大珩在担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时，据此提出了一个观念上的重要转变，就是由等待交付任务转变为积极主动提出咨询。他说：“要发挥学部委员的积极性，只有主动行事，用事实说明效果，来提高一些领导及社会对咨询建议的作用的认识，对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必要性的认识，从而促使决策部门进一步自觉地下达咨询任务形成制度。这样，才能使学部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家科技重大决策的咨询机构。” 

1989年，王大珩与王淦昌、于敏共同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得到有关方面批准后实施。

1992年，王大珩和其他5位学部委员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早日建立中国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的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1994年，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

2001年，王大珩与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书，希望国家重视大型飞机的研制。2003年春天，他再次就此问题亲笔上书温家宝总理，提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大飞机，要以大飞机的研制发展带动众多领域的高技术产业和诸多基础学科的发展，大幅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

……

王大珩说：“咨询建议应该或必须注意到：（1）全局性，高屋建瓴；（2）超脱性，跨越部门；（3）科学性，以调研为依据；（4）现实性，符合我国国情；（5）典型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全局；（6）紧迫性，注意后果；（7）持重性，对建议决策的责任感。”时至今日，这7条准则不仅对科技咨询，更对各种智库的建设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17693号星命名为“王大珩星”，这颗承载着王大珩科学精神与战略思想的天体将永远遨游环宇，光耀苍穹。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1年4月1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