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真实的社会氛围是怎样的？_风闻

这里真实的社会氛围是分析各种人际交往关系，不限于父母伴侣，更着重于关联较轻的社会联系：一面之缘的人，邻居，同事，同学等。氛围是偏重于，人们会帮助陌生人么，遇到陌生人陷入麻烦中的第一心理状态是？

社会氛围和不同的教育背景或者社会身份的有非常大的联系么？

在之前一篇讨论欧洲人对中国看法的文章里，我提到了一家丹麦咨询公司，以及她们在讨论各国的文化和社会氛围时使用的一种叫做4R1C的模型，之后便不断地有人私信来问我这个模型是什么——希望这些问题是出于好奇，而不是打算拿着资料来牟利或者发表议论，因为后者可能会为我招来一些出自丹麦甚至中国的麻烦。总而言之，我决定尽量简短地描述4R1C模型，一方面为了规避各类风险，另一方面，其实最详细的内容我也不知道。

根据老师的说法，4R1C是一种用于国际研究的模型，用来量化描述对象国家或地区的四个典型社会维度。之后我自己搜索了一下，发现大部分地方还是称之为4R，所以这个1C可能是咨询公司自己添加的。此模型（4R）最早由德国人在大约三十年前提出，但因为更关注社会文化氛围的研究而不深入社会制度，所以就骗不太到政府经费，影响力也很小。最近十几年由于东西方的经济往来增多，企业希望有一种更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分析海外市场的氛围和文化，于是4R模型开始在商务咨询领域流行起来。其中原因很好理解，因为商人们只想坐下来谈谈生意赚赚钱，并不总是想帮客户国家进行革命，所以一个不涉及意识形态的中立工具就非常必要，毕竟普世价值这些，已经有政客和公知在操心了。

4R1C的全称是Relationship（关系）- Risk（风险）- Rank（阶级）- Responsibility（责任）以及Context（潜台词），其中前四者重要性远大于第五个。如我上文所言，所有这些属性，其实都试图反映对象国家的社会氛围，也就是民众对待某个具体问题的观点、态度和反应。并且，如同我们讲师反复强调的，不同地区的氛围只有不同，没有优劣。咨询公司对每一个国家的每一项领域都会按照问卷调查和实际数据两部分基准来进行评分，但分值并不公布，仅公布排名。最后的名单也分两类，简化版只包括四十四个跨国商务活跃的国家，完整版则包括一百一十多个。之所以不把全世界包圆了，其实还是商人的实用主义作祟，毕竟很少有人会跑到斯威士兰或者厄立特里亚做生意。

模型第一个惟度是Relationship关系，意义在于描述商务活动中关系的重要性，但评价标准则来自日常生活，以下的表现会让一个国家关系的分提升：

1. 对陌生人警惕度越高

2. 对陌生人欺骗的倾向越高

3. 各种活动中对关系/熟人的依赖度越高

4. 建立可用的关系越困难

可以猜到中国在这一项排名肯定不低，事实上在四十四个国家的排行中，中国排名第六，低于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几个我忘了的国家。比较有趣的是，意大利在此项排名中名列第十，是欧盟唯一一个前十的国家。而丹麦排在三十五位，和其它北欧兄弟差距颇大（其他北欧国家都是最低的那几个）。

关系这一项得分最低三个的国家是德国，瑞典，荷兰，美国大约在三十位的位置。

Rank阶级，意义在于描述商务活动中决策人的权利，以下表现会让一个国家的阶级分提升

1. 社会阶层分级越多

2. 社会高层的拥有资源越多

3. 社会高层在面对司法等体系时拥有更多豁免

4. 社会高层的决定能力越强

5. 社会阶层流动性越差

同样的四十四个国家排名，中国在这一项中得分第五，印度第一，日本第二，美国排名第十二位，而北欧四国（冰岛没进名单）占据了得分最低的四个位置。

另外根据讲师的描述，中国在这一项上最近九年内名次前进了三次，也就是阶级得分上涨很快。

Responsibility责任，讨论的是一个国家中民众更乐意分享/推脱责任还是独自承担责任，以及对责任-惩罚体系的观点。说实话这一块我没有特别听懂。以下行为会让责任指数提升，

1. 普通人把责任当作负担

2. 普通人倾向推卸和摆脱责任

3. 责任主要靠上级分配而非主动要求

4. 完不成责任时受到的谴责越严重

这个指数也是唯一一条没有明显地域差异的指数，中国排名十几位，日本排名二十多位和丹麦几乎在一块儿，芬兰的分最低，最高分的似乎是沙特…

Risk风险，讨论的是一个国家中，民众遭受剧变导致“降低阶级”的可能性，以及防止此类问题的社会支持的运转情况，注意这里提到了降低阶级，也就是说出门撞了车赔偿掉半个月工资这种并不算在内。此话题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也是现在回忆最详细的。导致风险得分增高的内容如下

1. 治安，交通、医疗和食品安全越差，遭遇重大事故的可能性越高

2. 丢失工作的可能性越高，越容易因为职务错误以外的原因（比如怀孕或评论上级）丢失工作

3. 会导致人身遭受重大损失的“法律以外”的原因越多

4. 法律和规定的变化越多，对事业影响越大

5. 衣食住行等必须产品的价格波动越大

6. 保险和保障的性价比及可靠性越低

因为有治安和医疗这一条，所以我觉得中国排名应该不会特别高，然而结果却颇出乎意料，中国在这一项的排名为四十四国的第三位，仅次于墨西哥和南非，之后是日本、印度和俄罗斯。而丹麦，不管在大小名单中，都是全世界风险系数最低的国家。（讲师原文是“在丹麦，你要极端努力的作死才能让自己的人生出现一些小问题”）

大部分低风险地区都是非常富有的，包括新加坡，瑞士和北欧四国，但也有不少例外，比如中国台湾和爱尔兰都在第三十位之后，而人均GDP远高于他们的美国却排在第十一位，非常扎眼。

风险指数在商务中对B2C领域指导意义更强，主要由于其对消费倾向的影响。风险低的国家，消费会在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并且容易预测。风险高的国家则有明显的两极分化，具体表现就是部分人会重视投资和控制消费，导致对价格非常敏感，另一部分人则有大量的非理性消费，比如远超自己收入水平的支出，或者在基础生活用品都不够的情况下购买奢侈品/虚拟物品，对价格非常不敏感。并且，在高风险环境下，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往往更严重。

讲师还提到一个细节，因为所有调查都包括外部观察和调查采访两项。在关于中国的“风险”调查中，外部观察和内部调研出现了巨大的差别，数据表明中国的风险指数应该在第十左右，但民众的调查问卷显示中国人自己认为生活的风险非常高，甚至超过了名单上接受调查的所有其它国家。最后两者综合，才到了第三名的水平。

Context潜台词是最后一项内容，个人感觉这项内容非常实用主义，解释的是该国家在沟通中偏向直白还是偏向隐晦。中国同样排名第六位，讲师解释说，一般来讲这项内容和关系的得分直接相关，关系得分越高，潜台词得分也越高。但也有一些特例，比如丹麦的关系指数大约低于全世界75%的国家，但潜台词指数在全世界中段，美国的关系指数不低，但潜台词指数则几乎是名单最低的。

这个培训乱哄哄的进行了六个半天，其间参杂了部分这种看着像干货的内容。但可能是公司为本人付的钱不够多，当我厚着脸皮去要这些国家的详细排名时，咨询公司竟没有给。所以我也只能建立在回忆上写这篇文章，但即使如此，现在的内容其实也颇值得玩味。

讲师曾经多次强调，所有这些评价其实都都不涉及一个国家文化的优劣。比如大部分欧洲人认为高阶级国家是“不好”的，但事实是高阶级国家决策快，接触成本低，而且执行效率明显更高。还有人认为高风险国家是“不好”的，但高风险国家也有同发展水平下单位生产率高的优点——讲师是个中国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她还朝我这边挤眉弄眼，似乎有一些求我出声认同的意思。但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有点尴尬，感觉就像像在武林大会上被人夸奖道：这位少侠修炼七伤拳，每日吐血三升，四年内武功大进，已跻身一流高手之列——这种夸奖，即使是出自真心，被夸奖人心里也未必会感到舒坦。

我一直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氛围是这几十年中有意无意营造出来的，而最大的作用就是在落后的时期加快了追赶。时间回溯到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外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内有吃不上肉买不起车用不起空调电话，人民群众很自然的接受了这种急迫的氛围。但是当我们快速发展了三十年后，这些套路的效率已经不如往年，有些副作用经年积累，已经到了难以忽视的地步。

举个例子，现在到处都在抱怨的房价。如果我们用洋人的模型一套，马上就能发现房价高企很容易解释。首先当前文化中的高风险让民众对房产看得更重，但房产是一项资料，不是产品，供应量不会像汽车电视空调手机这样随着生产力提升而猛地攀升。所以买房不是一件和房子真实价值较劲的问题，而是和其它同胞竞争的问题。如此一来，一旦国家的阶级指数高，而你碰巧又不在较高阶级，买不起房就不该是新闻。当社会上再没有比房子更好的避险手段比如海外投资时，你就不得不在售楼处和社会上层直接PK。哦，差点忘了，我们还有高关系指数，很可能上层都不用现身就已经把你挡在售楼处之外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包括全民急功近利，民族主义兴起，两性关系恶化，甚至生育率下降，几乎都可以用我们社会的高风险高阶级高关系来解释。但我真正担心的是，如果三高已经成为了我国的氛围甚至文化，物质层面的进步还能彻底改变他们吗？

曾经的我们相信只要有了钱，有了更高的国民平均素质，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所以过去几十年中国变成了最追求效率的高风险高关系高阶层社会，大家都觉得这能更快的达到幸福的彼岸。但如果这种氛围最终驯化了我们，那情况可能就很悲观了。因为氛围和文化的改变是相对缓慢的，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而且还存在自激效果，非矫枉过正不能易。就好比今天我们拥有的物质水平早已经远超父辈，但基本看不到一点内心平静的势头，国家期待大家日子安稳了能好好消费学欧美三十八岁买房，我们感谢完党的领导时代的发展，转身边骂街边摇号。同样的，今天二线小城的医疗水平可能都比四十年前的上海还要高点儿，但大家想去大城市的心不但丝毫未弱，反而还更加急迫绝望了。这一切我们试图怪罪“不管寡而患不均·”，也试图怪罪“网络时代信息传播太快”。但回头想想，莫不是过去几十年的担惊受怕，已经写入了我们每个人的骨髓？

我一直有个挺不成熟的想法，那就是中国如果还想继续发展，高风险高阶级高关系的社会氛围终究是个玻璃天花板，是必须被改善的。而很多我们今天“闻而大笑之”的宽容平等的价值观，可能反而是欧美在无数次沿着三高社会进行突破的路上撞到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接受的妥协。但到底要怎么改善？这太难了，难到不像是一个该我来讨论的问题。除去改变一种文化本身的繁杂，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内外部环境，很可能铸出宝剑，却倒持太阿，最终授人以柄。想了又想，作为一个精明的中国人，我既没有阶级，也害怕风险，就还是无话可说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