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家”的“屁话”_风闻

余英时于2006年获克鲁格奖，应约接受《凤凰周刊》电话采访。

有问曰：“台湾地区的成功政治转型代价很小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民主自由相兼容？”

余答曰：“一点不错，我认为台湾自从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之后，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直没有受到暴力革命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很好地留存，台湾保存的是相当原始的中国文化，儒家在台湾的影响力很大，这也是台湾后来以极小的代价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精神资源。”

呵呵，这就是所谓“史学大家”的“屁话”——斥其放屁，不算侮辱他吧。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读大学时不是就对欧洲史和美国史颇感兴趣了吗？不是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去美国 Colgate College读了两年美国史并取得硕士学位了吗？不是曾编有一部几十万字的《西洋通史》吗？难道他对西洋历史如此熟稔，竟然对1500年以来的殖民主义罪恶丝毫不晓？

就算余协中殖民主义相关知识缺乏——因为毕竟人家的主业是研究美国史与国家关系，但是余英时无论如何不该在知识结构上有此缺陷啊！

联合国大会一九六О年十二月十四日第1514（XV）号决议宣布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当时这可是引起世界震动的一个大事件。即使余英时那时正在哈佛忙于撰写博士论文，也不应该对此毫无所闻，闻后无动于衷啊。

《宣言》明确宣告：“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阻碍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妨碍了附属国人民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并妨碍了联合国的世界和平的理想的实现。”

显然，对殖民主义罪恶本质的认识在全世界已经公认为一条不争的常识。

然而，“史学大家”余英时竟然会认为，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由于“一直没有受到暴力革命的影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很好地留存”。难道在他心里，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不是压榨、剥夺、暴力统治的历史，而竟是保台湾免于暴力革命影响、进而可保中国传统文化很好地留存的历史？

还是让我们稍微翻翻书吧。

随便检索之下，即见到一本日本人矢内原忠雄于1929年撰写的《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后由周宪文译出，台北：帕米尔书店民国74年版）。其第三章专讲“教育问题”。

这位日本人坦承：“台湾教育的现状，归根到底，是在确保日本人的支配地位。”（第153页）“教育的中心是日本语（国语）。这不但是教育的工具，又为其主要的内容。”（第150页）实际上，日本殖民当局公开把推行日语教育作为推行同化的方针。“台湾总督府，从公学校时代起，即以日本语为教授用语，汉文（台湾语）仅作随意科，每周可以教授二小时；至于中等程度以上的学校，则对汉文，亦依日本式的读法教授。……这种日本语强迫政策的最大目的，自然为谋同化。”（第150-151页）

即使是日本语教育，日本殖民当局也根本不在乎推行。“国语教育”的“普及程度仅为台湾人人口千分之二八点六而已。”（第151页）“这种台湾人教育的忽视……只有一个目的，是完全达到的：那就是日本人独占了政府及企业内的地位。”

这本书还保存了当时台湾人对这种愚民政策的抗议。有位名叫蔡培火的，著有《给日本国民》，其中写道：

“对于我们，不许有个性的存在。我们的语言终于无所用之。我们除了劳动之外，一切活动的机会尽被剥夺；但我们受到奖励，以服从阿谀为我们应守的美德；对于气骨正义，主张节操的，彻底遭受压制。”

“这些不是很有效的能力榨取教育么？这些不是露骨的愚民教育么？官僚们则称此为根据‘一视同仁’的圣旨，使能享受与日本人同样生活的同化主义教育法。噫！同化！假汝之名的日本语中心主义，真是拘束并抑制我们心灵的活动，使从来的人物一无所能，使一切政治的社会的地位都为日本人所独占。又凡受此新型教育的青少年，除了特别的天才以外，都被低能化，失去新时代建设者的资格。”

“及日本占领台湾，……官僚为了建立日本语中心主义，对于旧时代所养成的人物，视如粪土，抑制其雄飞，多致苦闷而死。此后三十余年间，由于上述杀人的教育，使人材无由产生。”（第152-153页）

用以上这些文字来打余英时的脸，是不是啪啪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