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老”频发,台湾咋了_风闻
已注销用户-中国政经第一刊2021-10-06 15:03

作者 | 温棠
“下流老人”“老人漂流”“老后破产”,甚至是“老后两代破产”……日本NHK推出的系列节目《老人漂流社会》记录那些有房产、积蓄、退休金的老人仍旧陷入经济困境,这种困境不仅出现在独居老人身上,也同样出现在与子女同住的老人身上。
日本在1970年初,便步入老龄社会,2006年更是进入“超高龄社会”(即一个国家65岁以上老人超过20%)。
就在去年,中国台湾人口首度负增长,预计也将于2025年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
人口老龄化不仅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影响,还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支持系统,包括社会福利、住宅正义、长期照顾等。
“他们会把手伸进尿布里掏屎,然后丢在墙上,丢得满屋子都是。我们也不能讲什么,就清啊,最多说‘下次会告诉你家人哦’,明知是没有用的。”近期在台湾长照机构里看护过老人的朋友,几句话给我描绘出一幅“惨烈”的工作图景。
朋友的经历看来是普遍情况。“阿公会把粘着大便的尿布扔到我脸上,他不开心的时候就一边打我一边说‘我想死,我想死’。”这是一名在台湾工作的外籍看护工曾告诉我的故事。
照顾一个卧床的老人太难了,于是就会发生很多悲惨的故事。

纪录片《老人漂流社会》中卧床的老人仍希望延续生命
一个清晨,一名奶奶推着自己的先生来到一条水沟边,先把他推下去,然后自己再跳下去——这是作家、接体员“大师兄”给我讲的故事。“我接到这种工作就觉得很不忍,照顾人照顾太久的那种绝望和疲惫,只有自己本身经历过,才能体会。”
台湾岛内媒体报道,今年6月24日,一名叶姓男子不堪长年照顾行动不便且已经失智的奶奶,持菜刀砍死奶奶后主动报警,哭着说:“我杀了奶奶。”此外,类似的新闻还有:70岁男子闷死卧床十年的老伴;78岁老父闷死照顾了50年的脑性麻痹女儿;55岁男子勒死85岁父亲后再在铁桥上轻生……
敢不敢老?怎么老?老了之后呢?
这些问题,要如何想象。
1
被排除在租屋市场之外
台北市某处公寓,一楼隔成12间不到两坪的小房间,一个月租金5000元新台币,租客大多都是75岁以上的老人。
门与门之间暗仄的走廊上,还放着轮椅;房内是简单的陈设,满是杂物,没有对外窗。面对媒体镜头,老人说:“我们住得安定,能够吃得饱饭,睡得着觉,我们自己觉得很满意了。”
在台湾,老年人租房一直都是个难题。原因不外乎:担心老人缴不出房租、担心老人在房子里过世、担心没人帮忙处理老人身后事。于是,很多老人只能蜗居在条件糟糕的租屋里。

蜗居的老人
卢致宏是一名特殊现场清洁人员,主要从事孤独死的清理工作,也是台湾第一位“命案”现场清洁师,著有《命案现场清洁师》,清洁过很多老年人孤独死后的住宅。
卢致宏告诉我,对很多房东来说,老年人就是风险,所以租屋市场对老人很不友善。有些老人明明有缴房租的能力,但只能租到一些地下室、顶楼加盖、破败的老社区,而这对房东来说,能赚一点是一点,而且发生状况的话,也在可承受范围。
卢致宏说,有些房子在出租数年后,会进行简易的修缮,因此会请房客暂时离开。但有的老人就是要守着破旧的房子,因为怕房东借此赶人。
他也遇到过一位老人家,一个约莫两坪大的小雅房(无独立卫浴), 一住30、40年,年轻的房东直到这位老人家住到临终,但也没办法让他离开。原来,这是房东的奶奶的遗愿——让他过完这一生。“住那么久,也是孤身一人,赶走住哪边?”
我曾去过几次“命案现场”,其中一处,往生者是独居老人,上厕所时跌倒,撞在洗衣机上,邻居闻到味道才发现老人已经走了。屋子是个一人公寓,公寓内的陈设极其简单,一快布胡乱挂着当窗帘,也没遮住多少阳光,桌子上是发霉的食物和药物。
还有一次,小小的屋子简直没有落脚处,各种各样的垃圾、杂物堆在床上、桌子上、地上,我说我无法理解人怎么能够住在这种环境里,卢致宏说,“这算什么,我见过更糟的”。

为了落实“居住正义”,台北市社会住宅入住弱势住户(老人、身心障碍者、单亲家庭等弱势族群)的比例为35%。
虽然“社会局”一直强调这个数据“远高于其他县市”,但社会住宅的存量本身就极低(截至2021年9月只有0.2%),却有7成是分配给一般民众,这样分配本身就是吊诡的。而且,台湾社宅的最高居住年限为12年,难道12年以后要把老人推回到租屋市场去?
我也接触过一些住进社会住宅的独居老人,他们都表示,随着年纪的增长,在外面租房子越来越难,希望可以在社宅过完一生。
高龄化社会是台湾亟需面对的重要课题,社会住宅会是解决老人租屋困难的一条路径吗?
2
长期照顾:转嫁“悲歌”
前面提到的老人,都还是有生活自理能力的,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又要面对另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长期照顾。
一直到2007年,台湾当局通过了“长照十年计划”,计划在10年内建立一个完善的长照系统来因应人口老龄化问题。但事实上,台湾在1993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当时只有地方当局对照地方需求所开设的一些小规模、小范围政策。
“长照十年计划”通过后,当局提出了三种照顾模型:机构服务、社区服务、居家服务。机构服务就是最常见的安养中心,社区服务是在老人所在的社区提供相关服务,居家服务则是派一个居家服务员去老人家里照顾。

然而,虽然有了长照计划,但却没有足够的资源和预算,如同一张开给台湾老人的空头支票。以最被需要的“居家服务”为例,对中重度失能者来说,所能申请到的照顾时数远远不够,那不够的时间就只有两个选择:家人照顾、额外请人看护。
在台湾,最好用的,便是外籍看护工。而且,若是聘请外籍看护工的家庭,就无法再申请“居家服务”,于是照顾的重担就全部落在外籍看护工身上。
而且事实上,台湾从1992年开始就大量引入外籍劳工,而且引入的人数是逐年递增的。如今,台湾总共有22万的外籍看护工。
对比数据就会发现,台湾当局一方面在建立自己的长照系统,另一方面却却同时大量引入外籍看护工。由此可见,台湾的长照服务资源其实是相当匮乏的。
但是,这种建立在全球发展不平衡上的、由一个人24小时看护另一个人的长照模式,真的好吗?
廉价好用的劳动机器,当然好用,至少对当局和部分雇主是如此。但这样就真的解决前文所述的长照悲歌了吗?——这只是把一群人的“悲歌”转嫁到另一群人身上而已。
类似的“悲歌”根本数不完:没有休假、24小时待命、看护老人的同时还要做额外的家务、虐待、性侵、罹患精神疾病等等。那反过来呢?看护工因为过劳而有可能照顾不当,也可能虐待老人。其实“长照悲剧”也是类似的,无力照顾失能亲人只好杀死对方。

今年1月,英国一护工虐待老人被判入狱6个月,图为该护工虐待老人时监控拍下的画面(图源:环球网)
一切到最后,都会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弱弱相残。但不是明明有长照系统?为何没有接住有需要的人?外籍看护工就不需要被接住吗?再往后退一步,请不起外籍看护工的弱势家庭怎么办?
今年7月31日,岛内媒体有这样一则报道:母亲名下有一间房子,但是存款所剩无几,女儿只能用自己的存款去照顾失智母亲。长期照顾是经年累月的消耗,存款逐渐见底,再不去工作就无法再负荷了。当局针对重度失能者所给予的照顾时数根本不够,但受限于经济状况他们也聘不起外籍看护工。女儿想要卖掉母亲的房子,但两个哥哥却不愿意,最后闹上法庭。
这样的困境,很难有解。
3
来自未来的“隐忧”
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环环相扣的。
高房价、低收入等经济问题,让年轻人无力结婚、买房、生子,80、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而他们之上,父母正在老迈,他们未来也需要面对父母的照顾责任。
即使一个普通家庭,也存在着很多隐形焦虑。
38岁的阿青(化名)正在帮父母筹划卖房子,父亲想退休,家里的房子还没还完贷款,他们打算卖掉房子后买一栋便宜的房子。阿青是家里的独女,因为身体不好不得不辞掉工作在家休养,如今还要面对家里的问题。“每次讲家里的事情就会心情不好。”
一方面,父母的经济出现危机,另一方面,她自己也需要处理自己的问题。在经济上,这样的一个家庭小单元,无法共同帮助。而阿青本来也是不婚族。“我没办法想到未来那么远。”她无奈地说。


经济的拮据让部分老人不得不开始担忧后续生活问题(图源:纪录片《团块世代 悄然迫近的老年破产》)
如果父母健康还好,但若未来父母需要被照顾,那么照顾责任便是落在阿青一人身上。“就花钱请人啊,自己来真的很容易大家一起自杀,最后真的是钱的问题。”
但是,一个人老后,究竟需要多少钱?又或者,一个人要有多少钱,才敢变老?
那么来谈谈钱的问题——台湾的“年金改革”。2018年,台湾确定修改“军公教年金”,简单来说,就是当局当初承诺的老年给付现在变少了。对于当年领低薪、勤勤恳恳工作的公务员来说,这是不公平的;但对年轻世代来说,这些人领的退休给付比自己的薪资还多,自己未来还不一定领得到退休金,这也是不公平的。
继军公教人员的“年金改革”后,台湾劳保仍是面临“破产危机”,当局希望比较军公教的改革方案,采取“多缴、少领、晚退”的方向研议,引起社会广泛讨论。

2018年6月,台湾民众集结抗议当局“年金改革”
这些年,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如何理财、如何投资、如何买保险、如何规划老年生活的各类教学、理论、书籍。然而,在这个看似人人自危的时代,我们是否反而应该思考:
这是不是一个可以依靠个人努力的途径而能得到解决的问题?还是应该透过公共政策、社会福利或其他方式,来面对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问题?
又或者换个角度说,如果前述的老后住房和长照问题能被保障,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如此焦虑于老后经济的多寡?
少子化、高龄化,我国台湾面临的问题和日本社会相似,到底要如何不漂流、不下流、不破产地安然老去,是一个需要被继续深入、细致、持续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