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是怎样成为COVID-19死亡率最高的国家的？_风闻

原创 李燡 尽量有趣一些 今天

从美国飞秘鲁，登机时的气氛就已经很不同：向秘鲁去的航班坚持要求每个乘客都戴一个面罩——如果你没有，登机口的小伙儿就给你做一个。我看着他努力地把眼镜框和塑料挡板固定在一起，笨手笨脚的样子有点滑稽。

秘鲁的疫情情况紧张，我已早有耳闻。甫到利马(秘鲁的首都)，海关果然布满身着白大褂佩手套戴面罩的工作人员，一副标准的疫区景象，这样全副武装的严防死守，在美洲可真难能一见。

秘鲁每百万人均死亡数居世界第一，比第二名超出一倍

利马的空气确实也不大对头——生活在美墨日久，早习惯了松松垮垮的口罩。夏日渐至，如果户外人不多，我便把它摘下来。但在秘鲁，走过两个僻静街区的功夫，竟有三个外国人友善或凶恶的警告我：“戴好你的口罩！”

本地人倒是比较客气一些，通常不会对外国人那么直白。但行胜于言，路人有不少都是戴两层口罩外加一具面罩的，他们看我的眼神也不甚踏实，不再如往常满含着友善的情绪。

(照片来自Reuter)

我住在miraflores，“看花”区，这是利马著名的国际区域；欧美来的游客，多半也都住在这里。照常理，洋人的聚居区，防疫力度总要松懈一点。“看花”尚且如此压抑，本地的居民区域更不难想象。我想问问利马和我关系最亲近的一位小哥儿Alex，可他不在首都——干脆躲到了安第斯山村里的亲戚家。

我在本地的房东，是位年逾七十的白人老者；他的房子大而漂亮，又处在利马最好最核心的地方，租金却低的离谱儿。我向他致谢，并好奇问这样好的房子为什么只要这点钱？他表示由于疫情的缘故，这个房子通常已经不再外租了，但你的名字看上去是华人，华人总是比较谨慎而安全，和那些欧美小年轻儿可不一样(真遗憾我好像是个例外)。

我问他秘鲁的疫情局面，他眯缝起眼睛盯着我，雪白的眉毛微颤着，平静而和缓的讲说：“死了很多人，每个在利马的人大概都认识COVID的死者。你是个记者吗？那请你去饭馆、去洗衣店、去酒吧……只要你愿意听，会有不少人能和你讲些这方面的事情。”

——“还好您全家平安！“，我恭维道；

——“不，我失去了我的女儿”，他面无表情地回答。

一****为什么要到秘鲁去伫在利马的街头，能感到一股扑面的灰暗和压抑。疫情以来我也走了些国家，较贫困的危地马拉是其中最为谨慎而保守的——但和秘鲁相比，危国的气氛有如在狂欢。

我也看到新闻，那里面讲秘鲁流行的新冠病毒很特殊，是一种叫作lambda的新毒株；科学家说lambda的传染性更强，杀伤力还更大一些——就在我秘鲁的所见，也确实就如此：

Lambda首发于秘鲁，秘鲁境内过八成病例为lambda变种

新冠的影响，特别是国别的比较，我从来不大相信各类数据的统计，因为对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几个关键指标的采集难度和争议实在都太高了；对于像秘鲁这一类的发展中国家，数据往往只是模型统计的游戏。

即使是WHO这样比较权威的来源，他们的新冠数据同样得靠各成员国自行上报，作为参考和补充当然很好，但完全依赖数目字去判断新冠对一国的影响，再基于数据作横向的国别比较，恐怕还是靠不住。

唯有恐惧最可信任——一门流行病有多可怕，关键还是要看死了多少人；什么都可以作伪，独独大量死人瞒不住：人是社会的动物，一个人死掉了，他周围的数十人一定会知道；死的人多了，一传十而百，那个社会当然就要布满恐惧的气氛。

想要知道新冠对一个国家的真实影响，最好的法子，莫过于自己到当地社会看一看。数据表现的再严重，只要它的社会气氛还是欢快愉悦的，疫情的实际影响就一定不会糟到哪里去。譬如笔者现所在的墨西哥，尽管仍旧坐拥世界第四严重的疫情数据，整个国家却已渐入正常的生机勃勃：

墨西哥早已一片欢腾

——而早在数字还不算难看的三四月份，秘鲁的社会就已经弥漫着一股哀鸿遍野的死气了。

二****我的朋友Alex

尽管跑到山区躲疫情，Alex听我来利马还是特别高兴，他专门坐了20多个小时的大巴回来找我；像每次一样，我又到他家作客。

Alex家是典型的秘鲁平民人家，家里五口人，大姐远嫁到巴西，二姐一家也同他父母住一块儿，自建的二层小楼总是满满腾腾的。Alex的爸爸话不多，笑眯眯寒暄几句就躲进屋里，只到吃饭才出来，日常就总是他妈妈忙前忙后主理家务。

Alex的妈妈相当勤快，就跟我聊天的时候，手里也总得摆弄点儿什么。要么擦擦神龛里的耶稣像；或者搬挪下桌角的花瓶，好让向日葵能多得着点儿太阳。匪夷所思的是，这位矮小而健壮的妇人明明一刻不停地在劳作，却又总带着一股无可形容的安闲节奏，丝毫不令客人觉得忙乱。她聊天的语速不疾不徐，即使初学西语的人也能够轻易地理解，这是接受过良好家庭教育的象征。

我的确从没有见Alex的妈妈休息过，但她好像也不觉得这是什么苦差事，像秘鲁的很多家庭主妇一样，她红扑扑的脸上也总是燃烧着一种快活的热情，使整个家里都弥漫着一股温暖的气氛。

这一次我来，进门便吃了一惊，玄关开始就乱七八糟，地上油腻腻的很久没有擦过，椅子胡乱堆在空处差点绊着我，屋里还隐约弥漫一股垃圾发酵似的臭气，完全不复昔时温馨景象——这时我才知道，Alex的妈妈在年初去世了。

我顿时僵住在门口，巨大的愕然和悲痛淹没了我。

秘鲁人结婚生子都早，Alex的妈妈也还不到五十岁。我第一次到利马是在夜里，Alex接我去他家，她把她的儿子赶到客厅，腾出房间来一定要我住；每一次我到Alex家，他的妈妈必定以无法推辞的恳切留我吃饭，总是用她所能有的最好的食材和最殷勤的手艺来招待我……她是如此热情又善良的一位妇人，即使此刻我坐在我的书桌前，只要提到她，还是没法摆脱难过和心痛。

Alex到底不知道他的妈妈是不是因了新冠走的，没有去医院查。他住在利马的Callao区，相对算贫困的地方。3月份时，Callao区的ICU占用率已经是99.9%，几无能力再接纳新的病人。秘鲁经济不太宽裕的家庭，几乎连去医院的机会都没有便死去，然后就为着防疫的要求迅速火化——对家属而言，斯人已逝，是不是由于新冠也没有那么大分别。

但是，这样年轻的时候，这样健壮的身形，却有如此骇人的结局，除了新冠也很难让人想到别的什么。

Alex家街景

妈妈去世了，Alex的父亲也就没了牵挂，独自赴了远处的城市打工，只留alex和姐姐一家独自支撑这所房子。秘鲁的情形，大学生也并不一定就有什么体面的工作，Alex至今失业，姐夫收入也有限，无力也无心再张罗家务，没了母亲的家庭，就如同失掉了梅西的巴萨，影响比我们所能预期的还要糟糕得多，用“家破人亡”来形容，也不是不可以。

尽管生活在较差的区域，但Alex家却绝非最困顿的家庭。他和姐姐都是从私立大学毕业，这当然体现他的父母重视教育，但能负担起两个子女的私校学费，家境也要算是中等；这样的人家尚且如此，困难的就更不用提了。

悲痛之余，令我最讶异的，还是Alex的冷静甚至是漠然。我很想再知道一些关于他妈妈的事情，但他和姐姐几乎再没有提到她。我们只是聊分别两年来的见闻，谈论正在进行的美洲杯，说到秘鲁刚刚击败了更强大的哥伦比亚，Alex和姐姐手舞足蹈一脸兴奋——他们仿佛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母亲。

临走时，Alex看出我的低落，搂着我的肩膀安慰我：“兄弟，不要太难过，忘掉这些吧，这种事情有时是会发生的。”

他的安慰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我刚刚走出他家的拐角，抑制的情绪就终于迸发出来。我倚蹲在墙边呜咽着，好像失掉了全部的气力。

在这片街区驻留太久可不是什么好主意，我尽全力试图保持理智，但低声呜咽很快变作掩面嚎啕——我再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

很快，周围便聚集了不少路人，纷纷对我表示关切；我不愿再花力气讲述发生了什么，只含糊地推说钱包丢了(这是该区域最不会被人怀疑的事件)，热情的街坊有的要慷慨解囊，还有人搂住我肩膀问我去哪里，他可以送我去……场面一时陷入我不愿再回忆的尴尬。

——事后回想，最终把我推向慌乱崩溃的，其实是Alex的冷静。我不能不感到错愕：那位鲜活的善良热情的中年妇人，究竟是谁的妈妈？

三****冷静与绝望这类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的冷静，也不单单出现在Alex身上。像我知道另一位主修中文的秘鲁学生，活泼礼貌又聪明，给自己取名叫“陈子昴”，22岁才刚刚大学毕业，同样在今年四月份不幸去世了，而他的外婆在二月才刚刚走——都是因为新冠缘故。

陈子昴生前的作业

子昴的妈妈在社交媒体上发了讣告，同样的冷静口吻，同样的安慰大家，同样看不出有多少悲痛——就好像人本应当活到二十来岁就死掉，两月之内失掉两位至亲也很平常似的。

后来，我和国内去采访过汶川的记者朋友聊天，他对我讲了在震后灾区的见闻：不是常人想象的撕心裂肺哭声震天，更多的倒是寂静。生还者默坐在庇护所，偶尔互相聊聊天，从表情中也看不出多少哀痛——我忽然便顿悟了Alex他们的反应。

一个人死掉了，他的家庭当然要嚎啕哀号；但死亡若是普遍而迅速地降临在整个大的区域乃至全社会，恐惧和痛楚的幽灵萦绕在全部的空气中，“漠然”就变成了这“灾区”的普遍心态，成为生者的一类自我应对与保护；隐藏在那浅表的平和空气以下的，才是深不见底的悲怆。

疫情以来，秘鲁是我所走过的第一个如此可怖的国家。我问候另一位本地朋友，她也为我证实了前述房东的说法：她周围的所有人几乎都认识过新冠的死者——这和墨西哥可有一比，我在墨西哥的周围朋友，“清白”的几乎绝无仅有：所谓清白，是指自己和(国内概念的)“密接者”都从未感染过新冠的。但区别在于：墨西哥的患者虽然也多，但绝大多数全都自愈了，极少有人听说谁死在新冠上，而秘鲁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这样的反差当然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观感：你身边有大量迅速痊愈的患者，这个病一定不会可怕到哪里去——但如果他们就纷纷死掉，那可就不一样了。

看上去，秘鲁的死亡数字似乎准确反映了社会现实；然而讽刺的是，因果关系却掉了个儿——秘鲁的数据不是指针，而是“成绩”；是因为社会的现状实在太可怕，政府才不得不将“原先少记的死亡人数”大大提升的：

秘鲁的死亡人数，是依据社会实际回头“修正”而来，一举增加至三倍之多

秘鲁究竟何以至此？我不是病毒的专家——如果不是一窍不通的话。但是结合现有的媒体报道，我们总还可以试着基于经济的结构，以及社会的观察去描述它。

**四****秘鲁是什么样的国家？**谈到南美的疫情，常见的说法是“南美洲刚经历了冬天”——这个说法十分不确。

不难看出，拉丁美洲其实是一块整体十分“向北”的陆地，大约有七八成的地方都处在热带的区域，整个拉美三十余国，只有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三家算是落在“热带”以外的。

即使是靠南的阿根廷和智利，人口也多集聚在较温暖的北部，极南的部分多是无人的冰川高山国家公园；整个南美的居民，能拥有“四季“的也就只有一小部分。

具体到秘鲁，则跟印尼的纬度相当，非常靠近赤道，只有雨水多少的干湿两季，几乎没有明显的温度差异，如”冬天病毒更严重“一说，至少在秘鲁所处的北部南美，是讲不通的。

尽管是位于海滨的城市，但利马几乎终年无雨

利马的情况则尤其有趣，这是个不下雨的城市。由于秘鲁寒流和安第斯高山的作用，几乎整个秘鲁的海岸线都呈现一种唤作“海洋性沙漠”的特殊气候：极其湿润但就是无法形成雨。很多利马的孩童都不能理解“雨”这个单词，他们一生中还从未见过这种东西——对“雾”倒是熟悉的很。

利马年均降水量只有18毫米(乌鲁木齐则是294毫米)

我并不知道气候和病毒传播具体的关系为何，就只是把秘鲁的自然环境描述出来，供有识之士参考。不过，单就天气环境而论，**“冬/夏季(天冷/热)影响病毒活跃度”**这一类的假设，在秘鲁这样的地方，就不太能够成立。

经济来说，秘鲁本身不能算最贫困的国家，人均GDP也有六千多美元，但在本次疫情中，秘鲁却是受打击最重的之一。

秘鲁的民生水平本就不算高，有个数据说首都利马40%的家庭都没有冰箱。我没有查证真伪，但我确实认识一位朋友，他从国内雄心勃勃来到秘鲁打算代理冰箱空调的生意，却发现市场有限生意惨淡，遂改卖小型电驴，终于实现盈利。

没有冰箱意味着很多居民必须每天外出买菜，就表明“封城”之不可行——更何况我们讲购物的业态，不单单秘鲁，整个拉美诸国大多处在“自由市场”阶段：超市通常都是较高端的购物场所，只有中产以上和外国人才去消费；普通居民往往去大棚摊贩云集的所谓“公共市场”。

集市的需求亦包括有两面：顾客需要低价的商品，小商户也必须靠售货补贴每日家用。因此，在中国和欧美常见的“关闭商业”，以秘鲁的环境很难被接受：把人关在家里太久，无异于逼迫他们在病死或饿死中作选择。

秘鲁常见的集市，类似我国的“自由市场”(摄于疫情前)

疫情考验政府的执政力量，这方面我们倒不应当太过苛责，秘鲁的中央政府确实在尽最大力量救济民生。覆盖全民的补助，秘鲁叫做bono的，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发放了好几次，每次大致在六七百索尔(秘鲁货币单位，六百索尔约一千人民币)，还有各种孤儿bono，特困bono……不一而足；对于秘鲁这样的小政府发展中国家，实在已经竭能尽力，但面对全社会的危机，仍然是扬汤止沸而已。

何况，疫情对秘鲁经济本来已造成毁灭打击。秘鲁传统的产业，主要是渔业和矿产出口，近年发展都差强人意；旅游倒是搞得有声有色，秘鲁旅游业服务的质量与态度，凡去过的大概印象没有不深刻的；藉着马丘比丘和亚马逊的雨林，国际游客的收入已经成了秘鲁第三重要的外汇来源——然而众所周知，国际旅游业正是受新冠影响最重的行业，没有之一。

昔日提前数周还一票难求的马丘比丘，疫情时已空无一人

财政的收入大幅收缩，政府的支出却不断被突破，只好被迫增加举债规模。2020年，秘鲁的财政赤字占到了GDP的9%，创下了近四十年来最糟糕的经济表现(中国的赤字占比近年通常在3.5%左右)。

对抗疫有利的政策，秘鲁大多不能实施；疫情种种最坏的影响，秘鲁却一样不差的全部经验。尽管中央政府勉力闪转腾挪，但秘鲁的抗疫能力还是有限得很；单论“先天”的因素，秘鲁实在是糟糕极了。

五****天灾与人祸秘鲁的惨状确有天灾的影响，例如攻击力更强的lambda变种首发在秘鲁，这是难以归因人力的不幸事实；但是，秘鲁走到今日“全球最恶”的一步，也很难说没有人为的缘故。

最大的变数是疫苗。秘鲁实际应用的疫苗，主要是辉瑞、国药和阿斯利康，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秘鲁并不是顶贫困的国家，政府也向美国订购了足量疫苗，但出于莫名原因，辉瑞的交付非常不尽如人意。

秘鲁总共有三千两百万人口，按照通常假定的疫苗接种八成覆盖率，共需要约五千万剂疫苗可完成全民免疫。秘鲁的政府向英美陆续订购了三千多万剂辉瑞和一千四百万剂阿斯利康，按理说该足敷使用。

但是，截至秘鲁疫情最重死难最烈的五月末，辉瑞只向秘鲁交付了四百万剂疫苗，阿斯利康更是只有可怜的八十万剂——这一共只够秘鲁覆盖7%的人口。

秘鲁疫苗的交付进度

秘鲁比较容易拿到的，还是中国产疫苗；或许也有朋友会注意，首先来到秘鲁的两批疫苗正是Sinopharm——国药疫苗，当时中国的媒体还对此大加报道过一番。但此后Sinopharm却再没到过秘鲁，是中国也不肯交付吗？

当然不是。中秘的政府间关系一直还算不错，秘鲁还要算是中国昔日1b1r在南美的“桥头堡”，问题是出在秘鲁政界和媒体身上。

早在年初，国药的疫苗刚在秘鲁开展测试的时候，便不幸卷入了一起政界行贿案，我曾经在微博写过这个过程，不过后来就被和谐了，大概是不可以说的。总之事件的结果，导致秘鲁卫生部正副部长被迫辞职，外交部长被迫辞职，前总统也声名狼藉——中国产品本来在拉美就经常是背锅形象，比如哥伦比亚先前ICU资源不足造成死亡率上升，当地政客也把原因归结到“中国产呼吸机质量太差”方面，搞得民怨沸腾(实际情况是仅有一批数台呼吸机是中国进口的贴牌仿冒产品，而哥伦比亚全国足足有好几千台呼吸机)——更不消说Sinopharm又卷入政治弊案，各类报刊极力抹黑，一时间在秘鲁简直成了人人喊打之势，老百姓几乎没有人愿意用“中国疫苗”。

事实上，和国药原理相类的科兴，早就在秘鲁的邻国智利进行了大规模铺开，真实世界的数据看：科兴的防护效力的确弱于辉瑞(86% vs 97%)，但保护效力也远远强过根本不打。决不至于到没用的程度。

事情的发展也是如此，智利的主要病例同样是lambda变种，但凭借着足量的科兴疫苗，智利早早就实现了超过一半的疫苗覆盖率(主要注射的全是科兴)，百万人死亡率也控制在不到两千人，仅仅是秘鲁的1/3。

如果有足量的疫苗覆盖，lambda变种根本也没有那么可怕。

权威报刊对科兴智利实验的报道结果

实际在今年上半年，智利媒体上同样充斥着对中国疫苗的大量质疑声——但区别在于智利是口嫌体正直，嘴上骂着，手上却没耽误注射；而秘鲁由于大选在即，三任临时总统谁也不愿意冒民意和媒体之大不韪，一味担心影响选情，白白错过了最佳的接种窗口期。数量足够且主观也极愿意进入秘鲁的国药，就这么被秘鲁拒之门外了。

智利对比秘鲁的疫苗接种数据(智利接种八成以上均为科兴)

对比智利的情况，很显然，如果有足够的疫苗，秘鲁决不至于陷入今日的惨状。但美国不肯足量交付，秘鲁政界自己又由于内斗拒绝了国药，在强杀伤力的lambda面前，秘鲁简直形同裸奔——当然，做决定的政客自己都很安全，牺牲的只是老百姓罢了。

六****惨胜没有疫苗可用，秘鲁便想了一堆土办法：例如文初说的口罩+面罩，秘鲁的一切公共交通，大到飞机小到民间中巴，统统要求乘客加配面罩且全程不得摘下，交警看到违规者会要求罚款——事实上不需要交警，在公交上撩起面罩就可能受到乘客的严厉警告和蔑视目光。

公交面罩政策目测配合度很高

走在路上你要戴口罩，进入超市则需要加戴两层口罩，门口有专人检查，这个规定也是前所未见的。老实说，室内配两层口罩确会严重影响呼吸，但就我观察，超市内顾客规定方面执行的还算不错。

两层口罩实在相当不舒服

至于夜间的宵禁等等，倒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拉美也是司空见惯——拉美夜生活相当丰富，如fiesta这个词在英语里是”节庆“的意思，西语中“去fiesta”有时候却仅仅表示“出去一趟”，控制不必要的夜生活是防疫的重要一环。

相对大多数拉美国家，秘鲁人民配合宵禁方面做的相当不错，晚上九点之后，大街上就真的空无一人了。

此外，随着大选尘埃落定，秘鲁新总统也终于开始引入中国产疫苗，八月份，刚胜选的总统castillo公开带头接种中国疫苗，以提振国民信心；随后，一千三百万剂国药疫苗抵达利马，总算是把秘鲁的疫苗接种率提升到了33%——虽然还是不够，但比之自己总算进步不少。

秘鲁新总统带头示范接种中国疫苗

也就是靠着上述的“土办法”，加上中国进口的洋疫苗，秘鲁总算是把疫情控制住了。八月份以来，秘鲁的社会也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并开放。

七****写在结束的话

正如我文中反复提到过的，秘鲁是我疫情之后所行走的国家中，气氛最差、民意最紧张、情况最为凶险的一个。

上一次我在谈论埃及疫情的文章中，曾提到当时观察的一个结论：

尽管还算不上被“击垮”，但就秘鲁今年前半年的社会运行实状看，也真算得上是“危如累卵”了。

我也知道，国内的声音同样包括“温和派”与“严厉派”，例如前一阵子张教授的“与病毒共存”论，和高前部长几乎立即针锋相对的“绝不可行”说。

从两方高论都能见诸公开媒体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决策层同样也了解并在权衡两种观点——而我也仍然相信我在埃及一文中所作的诸假设：

这个公号的老朋友，都知道作者一贯的态度是提倡温和抗疫，希望中国能够早日实现与病毒共存，恢复正常生活——在北美的环境下，这种想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也同样相信：信息最对称、最清楚中国的医疗家底、人口结构和防疫风险的，永远是今日中国的实际决策层。

基于前述假设，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试图分析过中国当局的决策依据，总之我想我们应当相信：中国当下的防疫政策总是最适合中国实际现状的那一种。

像我们普通的民众，则不妨持一个“相对主义”的精神：如果中国未来继续坚持紧锁，那也不必太过抱怨。可以想想秘鲁过去的惨状，万许中国也遭遇类似情形，大家是不是接受的了？

我在秘鲁时，相当多的当地朋友和我抱怨“我们的政府干预太少”，并表示“听说中国控制的不错”——在国外的社会，这类想法可并不是非常普遍的。

如果当真有朝一日我们会放开，真就“共存”了，那也不必作太过悲观的想象，更不要极端化，动辄“病死的人就没有亲属吗？！”——须知全世界每天都要死掉十几万人，中国一年各种病死的人也约莫有一千万，这些人哪个没有子女亲朋？你也不见得晚上会因此少吃一碗饭。

秘鲁的惨相，也是诸种因素共同造就，尤其是人为拒绝疫苗的昏招简直愚不可及，很难想象还有哪个国家能把秘鲁的不幸全部复制一遍。

中国当然尤其不可能。

面对新冠，一是要承认二是要不怕，再想办法战胜它。读过这篇文章，各位便更加不必太过恐慌——只要方法采取得当，连秘鲁这样最不利的国家，也可以战胜最凶险的变种；堂堂中国，当然更没有什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