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被删掉的文字正可看出所谓“史学大家”的真面目_风闻

彭囯翔曾编有一套“余英时作品系列”，内含四本书：

1.《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

2.《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

3.《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

4.《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录》。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编者在“编后记”中毫不掩饰自己对余英时的崇仰之情，认为其有“发自深厚学养和真诚良知的对于中国文化的眷眷情怀”，有“真正的文化人对于价值、理想和学术的追求与信守”，更有效仿佛教故事，不惜用自身“羽毛”沾取XX之“水”，“飞而洒之”——洒在新中国这方着了“共产主义”之火的“山”上的“鹦鹉救火”精神。

编者替余英时代言，所谓“中国”，“对于余先生来说，正如中国历史上‘中国’一词本身主要的含义一样，是一个超越了地域和政治的文化概念”，“是一种承载了价值与文明的文化连续体”。言下之意，令余英时牵肠挂肚的“中国”，绝非现实中的中国，绝非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于余先生为什么宁爱一个“想象”中的“中国”，而不爱现实中的中国，按照编者的话来说，“自然不是一般狭隘与肤浅的民族主义者所能理解的”。

也许是故意不让这些“狭隘与肤浅的民族主义者”理解吧，这四本书中有一些“不得已的少量文字删节”。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进行对照阅读，仅举一例，将《师友记往》中的《费正清与中国》一文，与《西方汉学家论中国》（傅伟勋、周阳山主编，正中书局民国八二年版）中的《费正清的中国研究》一文对校，看看到底是哪些文字遭到了删节。我们发现，正是通过这些被删掉的文字，我们才能看出所谓“史学大家”的真面目。

文章开篇，余先生写道：

“费正清先生无疑是一位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人物，而中国人对于他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我写这篇文字希望尽量避免一切成见，根据我所了解的客观事实，谈谈他的学术生涯的几个侧面。”（参见《师友记往》第73-74页；《西方汉学家论中国》第2页。“尽量避免一切成见”云云，是余先生“夫子自道”，成见难免，只是尽量避免而已，但如果避免不了，你又其奈我何？）

#1.余先生毫不掩饰他对费氏的轻视：

“但费氏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理解终嫌隔阂。他承认中国文化自成系统，不能事事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很开放的态度。然而从这一前提出发，他竟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现代化之归宿于极权体制主要是由中国文化本身所决定的。这便是他那个有名的论断：共产主义不适于美国而适于中国。”（加黑“于极权体制”5字遭删，参见《师友记往》第81页；《西方汉学家论中国》第10页。）

#2.余先生与费氏的根本不同，在于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

“他（费正清）坚信中共已得到中国农民的支持，他们固然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但同时也是真正的中国人。美国只有及早回头，支持中共，才有可能把中国从苏联那边争取过来。

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如果美国政府当时实行了他的建议，今天的台湾也许早已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台湾自然就早已成了中共的囊中之物，这四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最近三、四年来的政治开放当然更是无从说起了。难道费正清真的是中共的“同路人”吗？他为什么这样偏袒中共呢？又为什么这样痛恨国国民党呢？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他在中国的经验说起。”（参见《师友记往》第92-93页；“/”前一句被改为后加黑字，见《西方汉学家论中国》第25页。**）

#3.余先生只要逮到机会，就对费氏的“挺共立场”进行调侃。

“总之，40年代的延安，50年代后的北京，对他（费正清）来说都一直‘在远方闪耀着光芒’。大概要到一九八九年x月X日以后，这光芒才熄灭或减弱了。”（加黑字参见《西方汉学家论中国》第25页，《师友记往》予以删除。）

#4.有些地方删改得很奇怪：

“他们（指费正清夫妇和他们邀请来家参加周四茶会的客人）那一堆人几乎都是主张中共应该取代国民党的。费夫人笑着对我说：你大概不赞成吧！她继续问我：因为你反共而拥护国民党吗？我说：我是从香港来的，国民党怀疑我是‘第三势力’，因此不肯发护照给我，以致我只得以无国籍的身份取得签证。你说我有什么办法拥护国民党呢？……对话到此为止，说不下去了。不过我看得出来，他们都自负对中共有深刻的认识，我的话是不可能发生丝毫影响的。”（《师友记往》第97-98页。）

“他们那一堆人几乎都是主张中共应该取代国民党的。费正清笑着对我说：你大概不赞成吧！我说，报歉得很，我是不能同意你们的看法的。他继续问我：因为你反共而拥护国民党吗？我说：我是从香港来的，国民党怀疑我是‘第三势力’，因此不肯发护照给我，以致我只得以无国籍的身份取得签证。你说我有什么理由去拥护国民党呢？但是我确实是反共的，我觉得你们实在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对话到此为止，说不下去了。不过我看得出来，他们都自负对中共有深刻的认识，我的话是不可能发生丝毫影响的。”（加黑字为《师友记往》所无，《西方汉学家论中国》第31-32页。）

#5.余先生有时候有一种自以为非常理解中国、中共和中国革命的优越感：

“但是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评论者，费正清和他同时代的中国通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伤——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内情不完全了解/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共的性质。”（参见《师友记往》第98页；“/”前一句改为后加黑字，参见《西方汉学家论中国》第32页。）

“如果只就费正清对国民党的批评而言，他的话大致是有根据的。但是如果就他对国共两党所作的对比而言，则其偏颇就很明显了/则其偏颇实在到了惊人的地步，戴维斯与谢伟志等人也是如此。”（参见《师友记往》第99页；“/”前一句改为后加黑字，参见《西方汉学家论中国》第34页。）

**“**在他看来，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不可能被压制的’，因为它体现了‘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引号中的话都见于他的自传，页286页）。这些话在今天读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从1943年起，这一直是费正清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参见《师友记往》第99-100页；加黑字为《西方汉学家论中国》所有，第34页。）

#6.在某些可以看到余先生之内心世界的关键地方，可惜竟被删掉了：

“费正清对于国民党的认识确是基于亲见亲闻，但是关于中共及其所控制的陕甘宁边区，他的知识则完全是从美国官员和记者们那里转手得来的。诚然，这些西方人的报道有惊人的一致性，使他觉得没有质疑的余隙。然而问题却恰恰发生在这里。我们今天已看得很清楚，共产党的统治下根本不存在任何独立于党控制之外的社会的，不但没有西方式的公民社会，即便是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也消灭得干干净净。所以共产党确能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滴水不漏。外来的访问者只能看到它愿意让你看到的和听到的情况。而且抗战时期的延安和边区，交通不便，外国人要去访问或考察，都必须经过事前的安排和布置。没有人能够作不速之客，忽然闯进去随意走动。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有多少西方人写所谓‘解放区’的访问报告又怎能没有‘惊人的一致性’呢？这当然不是费正清当时所能想象的。”（参见《师友记往》第100页；后加黑字为《西方汉学家论中国》所有，第34-35页。）

“费正清似乎倾向于以王朝体系、儒家正统、天命论、朝贡制度之类与一党专政、马列主义、历史必然论、‘革命外交’等互相比附，而视前者为接引后者的传统因素。这完全是一种外在的**/皮相的**、形式的观察。他竟对传统王朝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一个最实质的区别视若无睹。传统王朝得天下后不但不触动多阶层人民的原有生活方式，而且刻意让他们有一段‘休养生息’的时期。中共政权则在‘革命’两字的掩饰下全面摧毁了中国几千年逐渐演进而成的民间社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传统确确实实是在中共的手上切断了。费正清在中共的统治运作中所看到的‘传统’其实只是一些难除的心理结构，决不是传统的本身。”（参见《师友记往》第100页；后加黑字为《西方汉学家论中国》所有，第35-36页。）

“但是以MZD为领导主体的中共确也继承了一种中国传统，即中共所一再认同的所谓‘农民革命’。但以领导主体而言，中国史上的造反集团……是各式各样的边缘人……边缘人在治世难有展布，但一到乱世便有机会大显身手了。最近一百年来中国的动荡，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所以20世纪成为中国边缘人的最活跃的时代……20世纪的边缘人，无论就思想或社会背景言，当然都比传统的边缘人复杂得多，但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边缘。中国共产党正是一个最典型的边缘人集团。（注：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参见《师友记往》第100页；加黑字为《西方汉学家论中国》所有，第36页。）

“费正清自1943年以后便深信中共体现了多数中国人的集体意志，也继承了中国的主要传统。后来局势的演变更增强了他的自信。他始终不了解边缘人集团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鄙弃社会上共同遵守的一切规范和价值，因而行事可以肆无忌惮。（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思想对于中共这一边缘人集团更起了如虎添翼的作用。）这个集团在造反的时期是不惜运用任何手段夺权，在夺权以后则千方百计地保权。事实证明，它根本不代表任何阶层人民的利益。相反地，由于它摧毁了整个民间社会，并且独占了全部生活资源，它已转化成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阶级。”（参见《师友记往》第101页；加黑字为《西方汉学家论中国》所有，第36-37页。）

#7.余先生写得兴奋了，也就不再装“史学大家”的样子，而是任由“主观”“成见”和街头话语满天飞：

“北平的美国总领事馆是在1950年1月6日被中共没收的，1月14日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宣告撤退一切官员及其眷属。像MZD这样的‘光棍’，正是要对美国痛加羞辱以显示他自己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威风，他岂肯在最踌躇满志的关头受美国的‘招安’？”（参见《师友记往》第106页；加黑字为《西方汉学家论中国》所有，第42页。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余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切齿痛恨，所谓史学家的水平，真令人呵呵了。）

辛苦码出这么多字，主要是为了给自己留个资料。

余先生的影响相比当年胡适，应该也不差多少了。但兴师动众搞运动式的批判，还是有些小题大作。

其名搞“史学”、其实反共的本质，其实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

让它自然风化，也许效果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