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四维：从跪到不跪，洋人在清朝是如何“站起来”的_风闻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思想的支配下，认为自己是世界君主的大清皇帝，在与其他地区的国家的交集中，无论是“藩国”还是“与国”（即平等相交之国家），皇帝们都要求使臣三跪九叩。但是在清朝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外国人却实现了从跪到站，甚至反客为主的局面。

卑微的西洋专使清代初期，当时西洋各国来到大清只有假托“朝贡”。将所携带的贡品、国书交给礼部，由礼部转呈后才可能会得到是否能觐见皇帝，在何处觐见等相关事宜的通告。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对皇帝三跪九叩，借以显示天朝威严，否则绝无觐见可能。

而对于这些来到清朝境内的洋人来说，能够觐见皇帝对他们的清朝之行至关重要。当然这并不是皇帝的个人魅力有多大，而是洋人需要借助这个机会开拓大清市场进行贸易。

图_清朝觐见皇帝的跪拜礼节

清早期的西洋人有西班牙、荷兰、意大利、俄国、英吉利等国专使和商人，他们的诉求无一例外都是希望能和大清贸易。由于清初严厉的海禁政策，皇帝们给这些国家都规定了贸易期限，只有在规定的时间来到大清才能够得到贸易许可。

荷兰人在顺治九年被郑成功从台湾击败，失去了远东的根据地之后，就开始向清政府示弱，希望能够和这个巨大的商品市场进行贸易。在接到荷兰人的请求后，当时顺治皇帝给出的答复是：准许荷兰八年一贡。但这根本无法满足“海上马车夫”的胃口。

图_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

为了进一步获取清帝国的信任和增加贸易次数，康熙二年，荷兰人派遣其国军官“出海王者，统领兵船至闽安镇助剿海逆”，由此获得了当时朝廷的认可，特许其两年贸易一次。尝到甜头的荷兰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康熙三年在清军攻克厦门之际，“荷兰国率舟师助剿，以夹板船乘势追击，斩首千余级，遂取浯屿（今福建漳州境内）、金门二岛”。面对如此晓事的荷兰国，清政府自然是不吝赏赐，这也让其他在远东贸易的西洋各国眼红。

既然兵力不够，那么就在礼节上取胜。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班牙专使裴拉里来到大清，康熙皇帝在畅春园九经三事殿接见了他。是日“礼部鸿胪寺官引贡使奉表陈案上，退，行三跪九叩礼···膝行至宝座旁恭进···出左门，于陛下复行三跪九叩礼”。无独有偶，雍正五年（1727年）博尔都噶尔（葡萄牙）进贡，乾隆十八年（1753年）西洋国（葡萄牙别称）进贡，行的也都是跪拜礼，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专使马戛尔尼访华，这样的局面开始被逐渐打破。

图_乔治·马戛尔尼（1737年—1806年）

为什么英国人不愿意磕头马戛尔尼来华，称得上是清政府形象在西方崩塌的标志性事件。在马戛尔尼面面见乾隆皇帝之前，需要进行“演礼”，但是英国人自陈“不习跪拜”，因此清、英双方便有了礼仪之争。最后以马戛尔向乾隆皇帝行单膝跪地的英国礼节为解决方法，但是乾隆皇帝对此并不买账，再加上马戛尔尼来华只是借着为乾隆皇帝庆祝八十大寿的名义寻求通商贸易，所以乾隆皇帝对这些洋人观感极差。

其实英吉利和大清之间的矛盾早在雍正十二年，大清规定英国人只能在广东贸易货物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广东黄埔海关对英国货物征取的关税和“规费”都远远超过江南的云台山海关，因此对于逐利的商人来说，自然是希望可以去云台山进行贸易以此来减少成本。

图_马戛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觐见乾隆皇帝图

乾隆二十年英国商人开始私自驾船来到浙江定海，希望在这里贸易。为了让英国人知难而返，这里的官员对英国人征收了两倍的关税，英国人自然是气愤不已，乾隆二十四年英国商人任洪辉竟然直接扬帆来到天津请求贸易，并控告广东粤海关种种不法之事。

结果是粤海关监督被问责，任洪辉被囚禁在澳门三年，大清对英国人的限制也越来越严厉，于是“英夷苦之”，两国贸易摩擦日久，英国人日渐强大，自然不会再卑躬屈膝。

图_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随团画家绘制的清军兵丁与鸟枪

而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来华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英国在华贸易的困境。在马戛尔尼的计划中，不仅要求英国通商地点改为宁波和天津，甚至索要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和广州城附近一片区域，来用作英国人通商、居住。面对英国人的要求，清政府自然不会应允。

自17—18世纪以来，欧洲启蒙运动逐渐兴起，民主、自由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站在了封建专制和教会的对立面。人们开始用天赋人权来反抗君权神授，“人”的意识觉醒，也是马戛尔尼此行再也不愿意三跪九叩的原因之一。在嘉庆二十一年，英国使臣斯当冬、马礼逊再次来华，当一切礼仪和行程安排妥当后，为了不向嘉庆皇帝下跪，英国使臣二人同时称病，让嘉庆皇帝大为光火“廷议因其倔强而遣之”。

图_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海上战斗场景

在清朝站起来的西洋人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大清和英国彻底撕破了脸后，英国使臣来到大清也就不存在跪拜一事，为了解决这个有碍“天朝尊严”的麻烦，咸丰皇帝在位十一年，一直坚持英国大使必须三跪九叩，否则不见面为由，拒绝了英国使臣的多次觐见请求。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条约》明确规定了“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有碍国体之礼，是不可行”。而按照列强们“利益均沾”的原则，这样的条约西方各国同样要享受到，自此西洋使臣向大清皇帝下跪一事，已成历史。

图_中英天津条约签订

《天津条约》签订后，各国以同治皇帝登基为由，请求觐见，但依然被两宫皇太后拒绝了。虽然按照条约规定各国大使已经不用再向皇帝下跪，但是清政府依旧以跪拜礼和皇帝年幼为理由，阻挠各国大使进京，甚至不惜以降低关税、在沿海和长江沿岸开辟新的码头为交换条件，希望列强不要进京，究其原因不过是：怕了。

直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皇帝亲政，英、法、俄、美、德五国正式向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提出照会，要求面见已经成年的同治皇帝。恭亲王奕又将跪拜礼这一道拦路虎请出，希望各国知难而退，但是却遭到了五国的一致威胁。在奕和五国大使会谈的记录里有这样的记载：“盖中国之难，匪但在外，内地虽已渐平，尚有难办之处，若失好外国，则内地之难，当必加倍”。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图_同治皇帝接见使臣

同治三年清政府借助洋人的手平定了太平天国，但是直到同治十二年大清国却还是“不太平”。自从同治元年开始，大清的西北就闹了“回乱”，陕西、甘肃等地血流成河，在《清实录·同治实录》中可以看到，就在五国大使联合“逼宫”之际，西北之地“贼系全数出关。势甚猖獗···左宗棠当严檄追剿之师”、“现在肃州回匪陆续窜出关外，玉门安西，俱有大股攻扑屯庄，哈密亦复吃重···现在安西玉门蹂躏遍地”等等奏报更是让清政府揪心。

图_李鸿章觐见英女王

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中写道：“然而嘉庆二十一年英吉利来朝，已不能行三跪九叩之礼，盖其国势渐强而衅端以伏矣···现在十余国通商立约，分驻京师及各省口岸，实为数千年一大变局”李鸿章以极其委婉的措辞，为皇帝预见了拒绝五国公使觐见的后果，最后两宫和皇帝决定，由同治皇帝在西苑紫光阁接受五国大使的觐见并呈递国书，五国大使向同治行五鞠躬礼，以示庄重。

但德国公使因病不能觐见，到了觐见当天五国公使改为：日本国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哩、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臣热福理、和兰国使臣费果荪六人前往觐见。本以为此事就此平息，但是六国公使携带随从众多，为了防止不测只好在公使队伍从西苑进门之后，每道门旁借口留下若干随从，直到紫光阁前，只剩下公使和翻译人员。但是清政府在这里耍了一个小心眼，紫光阁历来是接见藩国的地方，把六国大使诓骗到此处，以“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

图_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1908年），即光绪皇帝

到了1900年之后，西方各国大使再觐见皇帝，不仅要求光绪皇帝皇帝必须在乾清宫接见大使，并且要清朝亲王才能乘坐的“黄攀绿轿”接送，从大清门走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这条中轴线进宫。“再引至乾清宫驾前呈递国书，大皇帝亲手接收”为了保持摇摇欲坠的国家根基，统治者自然是无不应允。自此百姓怕官，官怕洋人的思维方式深深印刻在清朝百姓的脑子里，进入民国后无论是打死学生的段祺瑞还是复辟的张勋都可以借助外国使馆的力量逃避法律的惩治，也更让国人明白洋人是站着的，华人是跪着的社会现实。

从西班牙使臣“膝行至宝座旁恭敬”到各国大使恍入无人之境要求大皇帝亲手接收国书，这样的局势转变是前朝皇帝们万万想不到的。钩沉这些往事，并非是为了满足“天朝上国”的意淫，而是为了深刻地明白成败兴亡一刹那，落后就要挨打是一种怎样的凄凉惨状。

参考资料：

【1】《海国四说》 梁廷枏 中华书局

【2】《夷氛闻记》 梁廷枏 中华书局

【3】《清实录同治实录》 中华书局

【4】《清代宫史求实清代外国使臣觐见礼节》 秦国经 紫禁城出版社

【5】《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五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交涉始末》 单士元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