蘸盐：红楼梦里聊聊“三成到工”_风闻

邓云乡《红楼风俗谭》里面，提到清代宫廷工程的经费惯例是“三成到工”，比如修建个花园要二百万两银子，实际真正用于工程本身的可能只有三成，也就是六十万两。（按，雍正、乾隆时驭下极严，账目奏销也极严，皇帝本人要一笔一笔过目，甚至拆下的旧砖旧木料也要尽可能重新使用，因此报花账做手脚的空间也小。嘉、道之后，皇帝性格绵软如柿，底下由监工大臣、内务府、经手太监等等做手脚发过路财的空间就大了。到同、光年间就更是如此）。

这个惯例也不是清朝才有。宋朝真宗、仁宗之后，明朝英宗、宪宗之后，就已经形成类似的风气了。比如孔平仲《谈苑》记载北宋皇宫贪污之弊：御厨每日支面一万斤，点检后减为六千斤；每日宰羊280只，点检后宰40只；内酒坊在太祖、太宗时期每年支糯米八百石，真宗朝三千石，仁宗朝增至八万石。宋仁宗有一次半夜饿了，想吃羊汤，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妥，怕御厨此后形成惯例，每夜必宰羊，于是忍住了。

再比如明朝万历二十四年，工部营缮司郎中贺仲轼主持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暖殿披房斜廊、乾清日精月华景和隆福诸门围廊的重建，以及神霄宫、东裕库、芳玉轩竖柜、板箱二干六百多件的制造，用银68万两。比原预算170万两节省了90多万两。他事后写了《两宫鼎建记》，揭露宫廷工程弊端，比如重建皇极殿（今太和殿），一口紫檀龙柜造价数千两，经办太监竟报价十万两。贺仲轼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遭到太监以及工部同僚的忌恨，最终被中伤获罪。

实际上清朝即使自诩洞明严查之帝，比如乾隆，对于宫廷开支之外的花账，也未必明了。比如说清朝中叶，两河（黄河、运河）岁修，每年拨银逾五百万两，实用到治河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而已。若某任河督肯拿出经费的三成来治河，就会被万人齐颂为清官。乾隆三十九年，黄河在清江浦老坝口决口，当时的南河总督吴嗣爵请当时最有经验的老河工郭大昌来帮助堵口，按照此前惯例，开出的条件是工费银50万两，限期五十日。但郭大昌实际只用了工料银10万2000两，二十天内便告合龙。嘉庆元年，黄河在丰县再次决口，河防官员做了个堵口计划，要银120万两，就连南河总督兰第锡也认为要钱太多，恐怕朝廷不肯答应，想减少一半，并请教郭大昌。郭大昌回答说，再减一半也足够了，三十万两银子，用十五万来办堵口工程，另外十五万供经手官员瓜分，“尚以为少乎？”郭的回答击中河工贪弊的要害，令兰第锡大怒，郭大昌后来决意不在南河做事。

《红楼梦》里面，贾芸种树那一段，实际上也是这种猫腻的一个缩影。贾芸找倪二借了十五两三钱银子，去香料铺买来冰片、麝香，送给王熙凤。王熙凤顺手赏了他一个种树的差事。于是贾芸去支取了二百两银子。还了欠倪二的钱，又拿出五十两去买树、雇人，自己净落一百三十多两银子。这就不是“三成到账”，而是用于工程的只有二成五分了。贾府也正是被这样东一笔西一笔掏成外强中干的。（王熙凤得了贾芸的这包冰片和麝香，自然是落入私囊；端午节贾府做香包需要采购香料，这些冰片麝香算入公中采购的花销，又可以报一笔花账。十五两三钱的香料，估计能被王熙凤报出五十到七十两银子的账来。）

再比如大观园厨房柳家的聊到鸡蛋，说“十文钱一个”，这也明显是往虚高里说的价格。康熙时的《燕京杂记》即说京师达官贵人家中的司厨、仆役之流，“予十买五，便称良厚”。乾隆晚期的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在六十一回鸡蛋价格这一块也批道：“柳家的鸡蛋开销十个钱一个，即此一端，宜十年而花百万也”，也是说这价格虚高了。清代鸡蛋的实际价格，许仲元《三异笔谈》里面提到过一句，说嘉兴鸡蛋百枚价三百文，也就是三文钱一个鸡蛋。清末有些州县对携带进城出售的鸡鸭卵征税，标准是每枚收税一文。鸡蛋南北方皆产，物价相差也不会太大，因此三文钱一个的价格可以参考（即使像柳家说的短时间价格昂贵，估计也就是五六文一个）。

说到鸡蛋，道光皇帝有个吃鸡蛋的故事。有人说是跟曹文正（即曹振镛，武英殿大学士，“多磕头，少说话”那位）聊天儿时发生的。这是把吃鸡蛋跟裤子膝盖打补丁那个故事弄混了。欧阳昱《见闻琐录》称此事发生在道光帝与潘文恭（潘世恩）之间。道光问鸡蛋的价格，潘世恩游移其辞说平时八九文一个，贵时七八十文一个，道光笑曰“朕吃的鸡蛋一千二百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