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违法与低工资陷阱_风闻

文／俗士

8月26日，人社部和最高法联合发文明确：“996”严重违法！这就是说，倍受抨击的“996”工作制终于违法了——其实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996”工作制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是违法的，只不过很多企业没有严格执行把违法行为当成正常现象罢了。因此我认为，人社部和最高法院联合发文明确“996”违法并非多此一举，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网上的反响并不热烈，这与2019年“996”这个词刚进入大众视野时，舆论一片谴责、批判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不仅如此，相反有人认为：明确“996”违法会导致企业不能加班，从而影响员工收入，致使他们还不起房贷；还有人说，本来工资不高就指望加班挣点钱，不让加班怎么活？……别说支持这类观点的人还不少。我不知道支持这种观点的人是真实的打工族还是受雇的水军。不过，这倒是一个值得思考、讨论的现象。

一

似乎每一次关于过度加班问题引发的舆情，都会出现工人担心不能加班而收入减少的说法，从十年前富士康13连跳事件，到2019年“996”工作制进入大众视野，到今年1月拼多多22岁女员工“肺宝”猝死，再到今天抱怨“996”违法导致不能加班都是如此。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资本家自然会变着花样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反观工人们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候群”对资本家感恩戴德——这些年经济学家用“资本家养活工人”之类的理论洗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低工资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导致中国社会诸多矛盾和冲突，还严重扭曲了国民的价值观。而造成中国普遍低工资既有历史原因，也有资本的贪婪和嚣张。

先简单说一下历史原因：

1.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基本是旧的企业模式，很多企业都可称为“血汗工厂”。加之当时全世界普遍不富裕，且中国处于战争状态。故而，劳工权益不会被关注，工人工资不可能高——或许夏衍的《包身工》就是证明。

2.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职工，包括公职人员，工资只是满足日常生活之需，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国家保障人民的居住、医疗、教育等权利，且国家保障职工没有失业的后顾之忧。因而，这些需求不是通过工资形式支付的，而是以国家福利的形式负担。但由于国家福利，尤其是住房这一大项目，实施得并不好，很多人家都是几代人挤在一起。结果就造成中国人低工资、低福利的实际状况。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把国家福利，包括住房、医疗、教育，这些项目交给市场，其后果是工资并没有提高多少，而国民又背上了“三座大山”。这样就使得中国的劳动者的实际上还是处于低工资、低福利的状态。这些年，虽然工资有较大幅度提高，但仍然跟不上房价上涨的节奏——买不起房或租不起房，看不起病。

再说说资本的贪婪和嚣张：

由于上述原因，加上有勤劳致富的传统价值观，劳动者就希望通过多劳动以获得多一些的收入，于是资本家就利用这一点，用加班诱惑劳动者超时工作，随即“自愿加班”、“996”、“拿命换钱”之类的纷纷登场……也就是说，低工资不仅是资本家降低成本的有效方法，还成为他们绑架劳动者，甚至要挟社会的手段——制造就业焦虑，加剧社会内卷化，最典型的列子莫过于马云所说：“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人想996，但还都没有机会。”

马云之所以敢如此张狂，无非是这些年资本事实上已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既控制了人们懒以生存的经济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们的价值观——各种炫目的广告、走秀、新品发布会、豪宅、名车，以及没有穷人的影视剧……让人们信息金钱的巨大魔力，进而控制了人们行为方式。再加上资本家及其代言人经济学家长期鼓吹“资本家养活工人”的理论，硬生生将资本家与工人互相依存、互惠关系扭曲成工人对资本家单方面的依附关系——等于告诉世人离开资本家工人就无法生存。当这种扭曲被广泛认可，资本家就能把工人玩弄于手掌，低工资加35岁现象再加末位淘汰就轻松地把加班作为一种文化强加给工人却美其名曰“自愿加班”。

二

前面，我从历史、资本贪婪两方面谈到中国普遍存在的低工资问题，估计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多少工资才不算低工资，才算合理呢？

我想从经济学奠基之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找找答案。

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亚当·斯密说“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为赡养家属，即使最低级普通劳动者夫妇二人劳动所得，也必须能稍稍超过维持他俩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费用。”

从这段话里不难看出，在亚当·斯密认为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仅要满足自己的衣食住的所需，还要有富余以供给家庭及繁衍后代之用。我认为，亚当·斯密对劳动工资的论述是原则上的，也是不受当时生产力水平和地域，如国家，限制的。即使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及万里之外的中国照样有借鉴价值。

我觉得，仅考虑住这一项就能判断出，当下中国企业的工资水平远低于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工资的标准。具体说：企业劳动者的工资只够租住城中村或由单元房改造的群租房内，既拥挤、混乱、嘈杂、没有尊严、难保隐私还非常不安全——时不时听到发生火灾、洗澡漏电致人死亡之类的事件。

租房不易，买房更是奢望——现在的常态是需要“六个钱包”才能买房，因为中国很多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在30～40之间，而最高的深圳则高达46.6——就是一对普通劳动者夫妻靠工资购买一套住房需要30～40年不吃不喝——全球10个房价收入比最高的10个城市前5个无一例外全是中国的（见下图）。

记得前几年看到的一个资料显示合理的房价收入比是6～7。由此可见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多么离谱。当然，你可以说这只能说明中国的房价太高了，不能甩锅给低工资。然而工资既然要满足劳动者的衣食住就应能足以支付住房的支出而无论买房还是租房，至于是房价太高还是工资太低不能只看一个方面，那样就会成为互相甩锅，永远扯不清楚。不过，一个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即这些年中国人大都被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住房实实在在成为压迫中国人的一座大山……

不幸的是，把《国富论》奉为“圣经”的经济学家们却集体忽略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工资的思想而是把低工资当作一种竞争手段，不仅为“血汗工厂”辩护还与资本家一起反对政府制定、实施最低工资，这种情况在中国尤其严重。

三

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八章《论劳动工资》中有这样一段话：“所以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

这段话表明：亚当·斯密是反对低工资的，并且他主张劳动者应该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他把劳动者的能获得报酬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这与中国的资本家及其代言人经济学家截然不同。

在我看来，低工资不仅是资本家们剥削、压榨劳动者的手段还是他们妄图独享社会进步和国民财富增加成果却将广大劳动者排斥其外的阴谋。或许资本家独享财富增长的成果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和平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兹的话就道出了其本质。他说：“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大量的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因此，要想让广大劳动者也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果实，我们不能死抱着市场经济的教条不放。值得庆幸的是新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建立一个“新型日式资本主义”（新しい日本型資本主義）他说：“没有分配就没有经济增长。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有关经济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并把其成果传递到日本的每个角落。”他还说，“希望通过出台新经济措施，尽可能地提高日本国民的收入。如果只有少数人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那么良性的经济循环就无法实现。”岸田说，‘重要的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得到。’他还敦促民营企业要将所得利益“适当分配给（普通）员工。” ①

我觉得，作为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能有如此见识是难能可贵的，我将乐见其成。

2021年10月3日

注：①岸田文雄：新冠疫情是“国难”，将建新型日式资本主义

https://m.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09_29_6091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