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大国根基，他们才是少年们最应该“追的星”_风闻

　　难道他们还不配上一个热搜吗？

　　前一阵杨振宁生日，关于这位科学泰斗的新闻又刷了屏，讲的都是老先生对于中国科学的贡献之类。

　　突然就想起了多年前他发表的著名演讲《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中，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

　　1900年前后，中国掀起了留学浪潮，这些早期的留学生到了美国和欧洲后，由于在国内没有接触过近代科学，根本接触不到西方的核心科学技术，因此绝大多数没有攻读较高的学位，没有出一个博士。

　　但是，这批学生回国后，很多做了教师，而这些教师的学生们就有机会在出国前接触到一些近代科学知识，到他们再去外国留学时，他们便有能力学习前沿的科学，取得硕士与博士的学位。

　　当他们再回到国内的时候，中国的学生就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了，有多前沿呢？周培源和吴大献是杨振宁在昆明西南联大上大学和研究院时的老师，他那时念的场论比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还要高深，而当时美国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大学。

　　可见两代先辈引进了足够的近代科学知识，令杨振宁这代人可以在出国前便进入了研究的前沿。这一代人后来就出了很多科学家，与杨振宁情况类似的还有李政道，还有一批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如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华罗庚、袁隆平等等一批对新中国的建立，对中国科技基础的建立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们，他们很多都是国内某个学科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前的出国留学浪潮分为好几波。

　　第一波发生在清末，包括留美幼童和海军留欧教育。

　　清政府的留美幼童计划，最初的目的是，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急需一批能跟洋人打交道的外交人才，加上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洋务派也急需一批掌握外国先进技术的人才，因此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人的大力倡导下，清廷前后派出了120名幼童前往美国留学。

　　▲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在轮船招商局前的合影

　　但这些学生主要学习机械、开矿、造船、邮电以及各种军事、工业技术，集中在各类工科专业学习‚多以技术见长，科学原理鲜有涉及。比如他们中的佼佼者詹天佑，就是在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土木工程师证书。

　　至于海军留欧，也跟洋务运动有关。洋务运动中后期‚由于开办了一些军工企业‚且筹办了新式海军‚但是人才奇缺‚很多技术问题难以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清廷重金雇用洋人充当技术顾问，也开办一些新式水师学堂‚以培养海军人才。

　　但是雇佣洋人成本太高，且有些洋人磨洋工，不真心传授技术，因此李鸿章等人又决定派留学生去欧洲学习真正的技术。这批留学生以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为主，主要去英法学习枪炮、制造、火药、鱼雷、驾驶、营造等，以军工技术为主。

　　▲福州船政局

　　这批人造就了中国近代海军的开端。1880年之后留欧学生陆续回国为南北洋海军和各造船工厂提供了一批难得的技术骨干。进入北洋海军的留欧学生技术精、热情高，成了海军建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留欧学生勇敢坚定，绝大部分战死沙场壮丽殉国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二波留学浪潮是去日本。甲午战败，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毁于一旦，战胜者却是一向是向自己学习，为自己所不屑甚至鄙夷的东邻小国，这种反差强烈地震撼了国人的心灵，大批中国有志青年纷纷东渡日本求学，以图自强。

　　那个时代留学日本的人是最多的。从1896年第一批13个人赴日留学后，到五四运动前夕的20多年间，共有5万多名中国人东渡求学。

　　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中涌现出的重要人物不胜枚举，《中国留学生大辞典》中收录有150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留学日本、欧美、苏联的留学生计4000余人，从该书中《中国留学生简表》中统计出1898一1918这20年期间的留日学生人数就有738人。这个结果表明了清末民初这20年间有影响的留日学生占150年来中国整体留学生的18%，将近五分之一。

　　其中，既有周恩来、董必武、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革命先驱，也有鲁迅、巴金、郭沫若、郁达夫等文学家。

　　▲日本留学时期的鲁迅

　　但留日学生的主修专业偏重于文科，尤以法政为主，也有一些人学习军事，如蔡锷、阎锡山、蒋介石等，学习科学的很少。

　　因此这批人的主要影响也集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

　　接下来的这两批人，才是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

　　第三波留学高潮是去往美国的，除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文明理念，庚款留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美国通过《辛丑条约》从中国捞到了一笔赔款。后来，美国的一些议员为了增加其对华的影响力，培养中国的亲美人才，以用来进行文化和精神上的“和平”侵略，扩大其在华的长远利益，主张退还大部分的赔款，作为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经费。

　　1900年以后，就开始有不少中国人去往美国留学，公费、自费都有。

　　▲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与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前中）、会办唐国安（前右）和范源濂（前左）合影

　　不过，与留日学生不同，留美学生的所学科目和专业，绝大多数都是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其中又以工程技术最吸引人。在1910年由游美学务处选出的70名留美学生中，只有5人学文科，其余65人全是工程、理化和农医，这批人中就有就有竺可桢、胡适等。竺可祯曾回忆说:“我们这批七十人中，学自然科学、工、农的最多，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不仅我们这批如此，恐怕全部庚款留美生中学工农理科的都要占百分之七八十”。

　　清华大学曾对对庚款留美学生的学业分布就曾有一个测算，结果是学理、工、农、医的占62.7%，学文史哲的占7.2%，学政法的占24.5%。其他各省和各部所派往美国的官费生、自费生及华侨留美生也都多数学习自然科学。

　　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在那个时代，中国人也深谙此理。

　　第四波就是留法勤工俭学了。

　　1902年，晚清重臣李鸿藻的幼子李石曾，在父亲同僚、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的带领下，前往法国留学。一同前往的同学们虽然名义上是官费，但并不富裕，所以倡导一种“勤俭留学”的学风。1907年，在巴黎巴斯德学院完成生物化学的学业后，李石曾成为了“留法第一人”，这种勤工俭学的方法也让他传承了下来。

　　1912年，南京国民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又推动了俭学风的发展。1912年2月，李石曾在北京成立了留法俭学会。1916年，中法两国又联合组织了促进留法勤工俭学的教育机构华法教育会。《觉醒年代》里，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去法国前，就是在这种机构学习的。

　　▲《觉醒年代》剧照

　　从1919年3月到1920年12月，先后有20批学生成行赴法，留学总人数有近2000人，其中以湖南、四川两省最多。而湖南之所以人数众多，毛泽东贡献很大，他是当时湖南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组织者。

　　▲毛泽东在上海欢送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合影

　　留法学生数量不多，但成就很大，他们之中，有的成为了新中国总理、共和国元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核物理科学家、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

　　1915年初秋，长沙一些学校出现了一则轰动一时的《征友启事》：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发出这则启事的，正是22岁的湘潭学子，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三年级的学生毛泽东，署名“二十八画生”。

　　以上所有这些出国留学的人，不敢说全部都是，但大部分肯定都是抱定了“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的报国理想的。

　　当然，新中国成立前的留学风潮也不只局限于上面的四波，还有去英国、苏联留学的。但他们都以一个共性，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几乎都成了某个学科领域的奠基人。

　　归国科学家的代表，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钱学森了。

　　钱学森是1929年考入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机械工程学院铁道工程系，1934年毕业，于6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七届庚款留美学生。

　　那么他在交通大学学习时的老师有谁呢？钟兆琳和陈石英。钱学森曾追忆深刻影响了自己的人，一共17位，其中大学老师一栏，就是这两人。

　　钟兆琳被誉为“中国电机之父”，电机工程专家和教育家，1924年赴美入康奈尔大学电气工程研究生院，1926年获硕士学位，第二年回到交通大学任教。

　　陈石英是我国著名热力工程学教育家。191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学历虽然差点，但却是交通大学历史上任教时间最长的教授（67年）。

　　这两个人都被钱学森称为恩师，可见他们对他的重要性。钱学森的求学经历跟杨振宁很像，都是在留学前辈的教育下，再远赴他国，最终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这种成就，现在很多中国人可能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看过一个接街头采访的视频，里面有的年轻人对钱学森的认知只停留在“两弹一星”的层面，甚至有的人竟然不认识钱老。

　　其实作为“战略科学家”，钱老对中国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两弹一星”方面。

　　1944年6月6日，300万盟军将士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诺曼底地区成功登陆，开辟了进攻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战线，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

　　与此同时，美国陆军空军司令亨利·阿诺德将军开始着手考虑未来空中力量及空战发展方向，德国的喷气式飞机让他印象深刻，他明白，美国未来的国防安全依赖在空气动力学领域长久、永恒的领导地位。他决定聘请自己的老朋友、加州理工学院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为科学顾问，全面评估和预测未来的空中力量。

　　“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考虑这场战争……值得我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未来五年、或十年、或六十五年，空中力量及空战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您召集一批实干的科学家来研究新问题。我想知道喷气推进对原子能、雷达和电子学等方面的影响。组成一个团体到五角大楼来研究这些问题，给我一份报告。”

　　冯·卡门也是对钱学森影响深远的17个人之一，是他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

　　▲肯尼迪总统向西奥多·冯·卡门致敬。

　　冯·卡门本着“唯真才实学者是举”的原则，迅速组织了一个科学家团队——陆军空军科学顾问团，汇集了当时在美国的顶尖科学家，其中，就包括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他当时已经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助理教授了。

　　冯·卡门带领钱学森不仅赴欧洲战场考察，而且还到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太平洋战区，实地了解战时各国火箭、导弹、飞机、原子弹等武器的研制情况，甚至还审讯纳粹德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全面收集科学技术情报，预测未来空中力量的发展。

　　▲1945年5月，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空军顾问团成员冯·卡门、钱学森审讯路德维希·普朗特尔教授。

　　1946年，顾问团向美国军方提供了两份报告《我们站在何处》《迈向新地平线》，这是美国军方有史以来第一份科学调查报告，也是美国空军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蓝图。

　　这些报告中包含从原子弹和原子能技术、洲际定向导弹、超高速无人驾驶飞机等对美国空军未来发展的展望与规划。其中也包括了钱学森卓越的贡献。这些报告的内容表明，在1945-1946年，35岁的钱学森已经是一位全面的战略科学家，他已经站在全球航空航天和武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全面了解并掌握了包括飞机、导弹、火箭、原子弹、自动控制等在内的最新武器的知识和应用、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所以，钱老的贡献，绝不仅仅是“两弹一星”那么简单，他是奠定了中国的国防科学，甚至整个科学领域走向的人，他着眼的不仅是当下，更是国家的未来。

　　这也是为什么， 1960年4日，当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请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钱学森推荐一位合适的人选负责核武器研制中的工程力学问题时，钱学森为什么会毛遂自荐的原因，他绝对有这个实力。

　　但钱三强说：“不成，五院那一摊离不开你。”于是，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也是冯·卡门的学生，与钱学森是师兄弟，后来，郭永怀后来成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心设计人，他负责了原子弹的内爆技术的设计，成为两弹一星工作中贡献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

　　▲郭永怀于1968年坠机身亡，死前与护卫紧抱刚获得的氢弹实验数据，是“两弹一星”事业中唯一的烈士

　　翻开当年的历史，你会感叹，原来有那么多的中国科学家已经开始准备好了大显身手，向世人证明，中国人在科学上，也是不甘落后的。

　　1947年2月，30岁的李佩到康奈尔大学留学，结识了当时任康奈尔大学航空学院助理教授郭永怀，因此认识了郭永怀的同窗好友钱学森，一年后，1948年2月，她和郭永怀结婚。60多年后，在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作家叶永烈采访李佩，问她怎么评价钱学森，93岁的李佩说：

　　“钱学森不是一般的科学家，他是战略科学家，是从战略高度考虑中国科学发展前景的科学家。有的科学家是纯科学的科学家，而钱学森则是有技术背景的科学家。钱学森兼通理与工。”

　　1946年8月，钱学森完成了美军科学顾问团使命，和同窗好友郭永怀驾车从西海岸的加州伯克利工学院起程，横穿美国，赴东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任副教授，并送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任职。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曾昭抡（我国近现代化学教育和化学工程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吴大猷（中国近代物理学之父）、华罗庚和几位学生李政道、朱光亚（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唐敖庆（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孙本旺（数学家）在政府的派遣下远赴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

　　中央大学物理学家教授赵忠尧此时正在美国参观在太平洋比基尼岛进行的一个原子弹试验。

　　▲1946年赵忠尧以观察员身份参观美国试爆原子弹 前排左一为赵忠尧

　　1948的秋天，邓稼先也进入了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物理学，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取得博士学位。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中国人也在纵情展示着自己的科学天赋。1947年，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生导师，他积极参加中共旅法支部发起的“旅法华侨和平促进会成立大会”，声援国内和平、反对内战和独裁的斗争，并与在法国访问的周培源商讨回清华大学工作事宜。

　　杨承宗（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也在1947年进入法国巴黎大学镭研究所随居里夫人的女儿伊琳娜·约里奥·居里夫人从事放射化学研究，1951获博士学位。随后，他谢绝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续聘，毅然回到国内，为新中国开启放射化学的研究。

　　▲伊琳娜·居里夫人向杨承宗举杯祝贺

　　在居里实验室的后花园，伊琳娜·居里夫人送别杨承宗，并为新中国带去了一句话：“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

　　1950年8月31日，美国“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由旧金山起锚开往中国香港，船上，有准备回国支援建设的100多名中国留学生、学者及家人，其中包括钱学森，以及后来成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和对中国核物理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赵忠尧等人。这也是上世纪50年代同船回国人数最多，国际影响最大的一个航班。

　　▲赵忠尧、钱学森、邓稼先等百名留美学生学成归国 在甲板上集体合影

　　这趟航班注定不会平静。正要启航，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突然上船搜查。钱学森被指为“间谍”，押送到特米那岛上关了起来，随身800多公斤重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留，直到1955年才回到祖国怀抱。

　　FBI官员也对赵忠尧的行李进行了搜查，却一无所获。原来，早在一个月之前，赵忠尧早就将核物理研究的重要资料和器材托人带回了祖国，且把其余的零部件拆散了分给其他人存放。最终，FBI只是扣留了一批电子器件和一批公开出版的物理书籍、期刊，才让船起航。

　　但当船停靠日本横滨，驻守的美军将赵忠尧等三名科学家扣留了下来，并关进了位于东京的巢鸭监狱，逼迫他们去台湾。但在新中国的努力下，三个月后，赵忠尧等人终于回到国内，震惊了世界，全世界的报纸头版头条都报道了“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回国了！”

　　▲1950年11月 赵忠尧（前排右二）经香港回到新中国

　　上世纪50年代，光从美国归国的科学家，就有1200多人，具有爱国情怀的科学家们，掀起了一股归国浪潮，由此，奠定了新中国的科学根基。

　　那么没有出国留学的科学家，有没有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当然有。

　　比如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他于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

　　1946年秋，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复校，由物理学家饶毓泰出任理学院院长，于敏出于对物理学的兴趣和热爱，遂由工学院电机系转入理学院物理系就读。当时的北大物理系正在重新恢复昔日辉煌，教授只有饶毓泰、郑华炽、赵广增、马大猷等人，基本都有留美或者留欧背景。

　　1949年夏，于敏从物理系毕业后，考取了张宗燧教授的研究生，研究理论物理，并同时在物理系兼任助教。此时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已是人才济济，因为相继有张宗燧、江安才、胡宁、朱光亚、虞福春等知名学者回国加盟。

　　张宗燧也曾考取竞争激烈的“留美庚款”，因当时欧洲物理领先于美国，于是放弃赴美留学的机会，又转而考取了“留英庚款”，在剑桥大学师从著名统计物理学家拉尔夫·福勒教授，并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也是第一个走上剑桥讲坛的中国人。后来他还去了丹麦，在另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尼尔斯·波尔的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

　　张宗遂曾说，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

　　▲于敏在工作中（1980年摄）

　　于敏的另一位导师是胡宁。胡宁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清华大学物理系和西南联大物理系，也曾在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指导下从事流体力学湍流理论方面的研究。

　　1941年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先后师从物理大师冯·卡门和爱泼斯坦研究流体力学的湍流理论和原子核的量子理论，并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师从物理大师泡利研究介子的核力理论和广义相对论,也曾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师从尼尔斯·玻尔从事S矩阵的理论研究。

　　虽然于敏从未出过留过学，但他师从的张宗燧教授和胡宁教授都曾是世界级物理大师的弟子，而他们所研究的课题也都是世界物理学领域最顶尖的前沿课题，因此，于敏的科学水平相当之高。

　　1951年，于敏被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该所由吴有训出任所长，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出任副所长，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物理学家，于敏能够进入该所，足以说明水平不低。

　　▲于敏和邓稼先

　　于敏前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原子弹，并且在即将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服从分配，从头再来，从此开始了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生涯。于敏等人面临的重任是：在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从零开始，研制氢弹。

　　1965年初，于敏正式出任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同年10月，于敏提出了从基本原理到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7时，空军徐克江机组驾驶着72号轰炸机，进行氢弹空投试验。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中国的速度创下世界之最：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爆炸威力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

　　于敏，当之无愧的中国“氢弹之父”。

　　后记

　　一百多年的中国科技发展史，其实是与中国从落后挨打到繁荣昌盛的发展史是相吻合的

　　在那个以启蒙和革命，为主流的大变革时代，那些在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艰苦求学的中国人们，上演了个人与时代，当下与未来，梦想与奋斗的传奇故事。

　　好在他们的梦想与奋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了很好的施展舞台。

　　在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日本顶级科学家来投，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赶超日本了？》中，我们探讨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处在什么水平了，那就是，虽然仍然是美国一家独大，但中国已经是第二梯队的领头羊了。

　　今天的成就，当然是那些科学前辈打下的基础使然。

　　前一阵看到一则令人痛惜的消息“一周内两院士相继离世！今年我们已痛别21位两院院士”，但并没有上热搜。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王绶琯、沈忠厚、程镕时、周毓麟、周又元、彭士禄、沈善炯、谢毓元、李京文、闵桂荣、刘兴土、王元、袁隆平、吴孟超、陈清如、黄熙龄、姜景山、薛禹群、郭景坤、郑哲敏、许厚泽。

　　这则新闻的统计是截止到8月底，我查了一下，9月22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微波电子学家、光纤专家，上海大学教授黄宏嘉，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97岁。

　　结合近几年的中国科学家频频逝去的现象，已经表明，这些为中国科技事业奠定基础的老一辈科学家们，正在渐渐凋零。

　　难道他们还不配上一个热搜吗？

　　参考资料：

　　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杨振宁

　　我国早期留学教育（1872-1949）与中国近代科学的历史转变，周勇

　　一周内两院士相继离世！今年我们已痛别21位两院院士，央视新闻

　　纪录片《留法岁月》

　　纪录片《大国之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