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册子政权的行事方法，在互联网时代成了至少不算太坏的风格_风闻

上一篇我们谈了小册子政权的决策形成的几个主要特点：事情办不下去才发生信息反馈，最大的信息源是底层知识分子群体，决策层总是在问题之间疲于奔命。

但是小册子政权在互联网时代的政治合法性和公信力却反而有所上升，即使还达不到伟光正的地步，但是相比较电视机时代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局面却已是云壤之别。

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小册子政权的决策模式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特点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契合，小册子政权的行事方法在互联网时代成了至少不算太坏的风格。

我们一条一条来看。

首先是事情办不下去了才反馈，这意味着小册子政权的时效性极差，差劲的时效性是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小册子政权的重大政治合法性失血点，很多已经被报纸电台电视报道渲染过民愤极大的问题，决策总是姗姗来迟，事情就算解决了也令人反感。

但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时效性失效了。

大众传媒的时效性在无线电时代理论上就已经达到极限，但真正在应用中达到极限的是电视机（现场直播），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前，社会议题的核心永远是时事。但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趣缘取代时缘成为第一缘，一件事情受关注是因为有趣而非新鲜，比如B站最近比较热的两件事，刘华强买瓜，拜登脱出，一个是十多年前老电视剧里的桥段，一个是最近的新闻，前者显然不是因为时效性才受到关注的，后者的关注度显然也高于同一时期的其它新闻，二者唯一的共同点是“有趣”。

在互联网时代前，说一个东西陈旧是恶毒的，因为这等同于死刑原判，但互联网时代说一个东西陈旧并无杀伤力，老活新整也是本事。

换言之，小册子政权决策时效性差的最大缺陷被结构性回避了，为什么互联网时代会有“下大棋”这种说法？因为时效性失效之后，公众发现小册子政权的决策质量并不坏，一些事情虽然拖延但总能解决，典型如拆迁问题，拆迁早年是公愤问题，后来转为银弹开路后变成了算账问题，以至于有居民楼倒塌后当事人笑逐颜开的情况，我参加农村工作时，曾遇到过有人因为拆迁只拆邻居不拆他家而闹上门来的事情。

其次是底层知识分子群体作为最大反馈源，这意味着小册子政权的核心信息源是群体性的，去人格化的。

信息有人格化和非人格化之分，什么是非人格化？比如你经常读鲁迅的文章，然后再给你一篇他的文章，即使不署名你也能看出是他写的，这就是信息的人格化，所谓报纸有立场，节目有偏向，指的就是信息人格化。

鲁路修问过迪托哈特，你不怕你的节目有失客观吗？迪托哈特回答的极坦然，没有不带主观的节目，迪托哈特是个节目制作人，这就是典型的电视机思维。

群体信息是没有人格的，个体才有人格，群体是人格叠加反而没有人格，人为因素永远是最大的信息失真点，信息的群体来源意味着视角和立场多元化，反而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客观，这导致去人格化信息即使不是事实，也最接近事实，这也是小册子政权决策质量不差的原因，它获取的信息虽然滞后，但相对准确。

能形成政治议程的信息永远是宏观信息，宏观互联网信息必由巨量信息源构成，同样是群体反馈，同样是去人格化，这与底层知识分子群体反馈源非常契合，两者的过渡非常平滑，这也是为什么小册子政权对大数据极端狂热的原因，基层干部反馈其实就是一种土法大数据，碎片拼凑的信息总好过一面之词，笔削春秋已死。

就像东北限电下大棋央视辟谣事件，在获取民众支持和掌握真相解释权之间选择了后者，这在互联网环境下是非常务实的选择，因为趣缘环境下，民众的支持永远是短暂的，但真相的定义权则是无价的。

中国社会已经形成遇大事等官方发声的氛围，当我们都在等待官方发声时，事实上就已经把仲裁权交给了官方，这才是大棋。

最后是在问题之间疲于奔命，小册子政权由于无力治理舆论而导致设置议题能力极烂，因此无法主动推动议程，只能被动应变打地鼠，而互联网时代由于趣缘成为第一缘，导致政治议程随机化，再也没人能够主动设置议程了，所有人都得打地鼠，互联网把全世界拉进打地鼠的状态，然后小册子政权用自己丰富的打地鼠经验打败了它们……

很多以往时代赢麻了的政权在互联网环境下手足无措，他们没法适应一个自己设置场景没人看，设置议程没人聊的时代，看着满地地鼠一脸茫然，比如英国前首相梅吃薯条手法不正宗事件，彭佩奥给武汉扣屎盆子结果大家不关注都去看一六事变，这都是妄图在互联网环境下照老办法做事导致的丑态，美国最近才开始笨手笨脚学着搞删帖封号禁IP等操作，但是打压互联网舆论又与灯塔形象相悖，于是又造成了一波合法性失血，而小册子政权本身就低合法性，这么做反而让人习以为常，你有低人权优势，我有低合法性优势，我蛮夷也。

并不是小册子主动形成了这种适应性，没人有这个本事，而是互联网时代的特点与小册子时代有契合之处，都是神圣消亡异端丛生渠道下沉的时代，小册子歪打正着吃到了一波时代红利。

所以说不光要看个人的奋斗，也要看历史的进程，有时候什么都不做也比肆意染指自己并不理解的力量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