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搞“大东亚共荣圈”的想法从哪里来的？【章永乐·门罗主义02】_风闻

文 | 章永乐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章永乐，上次我们讲了“门罗主义”在美国所经历的解释变迁，今天我们来讲讲近代德国与日本对于“门罗主义”的接受和运用。

德国与日本在建构区域霸权的过程中，曾经借助了美国建构区域霸权的经验。美国在拉丁美洲搞霸权，德日两国的精英看了很羡慕，也想在自己所在的区域当中做同样的事情。但是，美国已经从区域霸权走向全球霸权，它上了房子，就要抽掉梯子，它重新解释了“门罗主义”，反对德日两国做它自己做过的事情。

所以德日两国的精英就采取了这样一种论述：把美国的“门罗主义”切成两截，抬高美国区域霸权阶段的“门罗主义”解释，反对美国建构全球霸权时期的“门罗主义”解释。这种论述就好像是鲁迅先生笔下阿Q说的“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我们先来看德国。一战之前，有不少关于德国究竟应该建立一个“大德意志”还是“小德意志”的讨论，尤其Mitteleuropa（“中欧”）这个核心概念词，凝聚着很多德国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家的空间想像。不过，当时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野心远远超出“中欧”，他的口号是Weltpolitik，世界政策，试图在全球寻求与大英帝国的均势。

德国在一战战场上遭遇挫败，国内爆发了共和革命，全球霸权的计划短期之内是没有希望了。新生的魏玛民国当时能够想象的最大的近期目标，是在欧洲建立一个区域霸权，但即便是这个相对有限的目标，也受到了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系统的系统性阻碍，德国精英经常觉得国际联盟和美国对德国怀有深深的恶意。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对“门罗主义”讨论最为系统的是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在这里值得说一句，**中国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我们没有义务用二战之后德国人的政治正确去衡量一切。

从中国近代的历史经验出发，施米特可以被解读为一个立足于区域霸权的理论家，他一方面积极批判全球霸权，反对基于普遍主义的帝国主义-干涉主义，另一方面，他实际上又经常对区域内部的弱小国家和民族采取无视和压制的态度。

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谈到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被普鲁士、奥地利与沙俄三国瓜分的波兰是比较同情的，但施米特对波兰是一点也不同情。他说波兰本来就不构成一个国家，所以事实上根本没有瓜分波兰这回事，因为你不可能瓜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施米特首先对“门罗主义”做了解释，他把“门罗主义”切成两段，认为刚诞生不久的“门罗主义”是正宗的，它是要捍卫美洲这个确定的空间，排斥外部干涉，但后来经过老罗斯福和威尔逊的解释，这个“门罗主义”跟美洲这个空间逐渐脱离关系，它已经被普世主义-干涉主义所污染，已经是不正宗了。

施米特的姿势就是要用“正宗”的“门罗主义”来反对“不正宗”的“门罗主义”。在剖析“门罗主义”话语的基础之上，施米特提出“大空间”（Großraum）理论，他认为美洲就是美国的“大空间”，而美国在美洲这个大空间里，发挥了Reich的作用。日本人把这个Reich意译为“主导国”。按照施米特的看法，“主导国”是运用自己的民族的政治原则而非某种普世主义的政治原则来辐射整个大空间，拒斥外部势力的干涉。

他对世界秩序的想象是全球应当划分为若干个大空间。这样原来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法，也就必然会发生重大变化，分化为调整各个大空间内部国家关系的法，调整不同大空间之间关系的法，以及调整属于不同大空间的国家间关系的法。

按照施米特的设想，美国还是可以把美洲作为自己的大空间，德国将在欧洲拥有自己的大空间，日本将在东亚建立一个大空间。所以在中国抗战期间，施米特同情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的抗战军民。虽然在二战之后施米特曾对中国革命中的游击战表达了欣赏，但他在二战期间对于日本的支持，始终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

希特勒以及他的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在当时也有意识地运用美国的“门罗主义”来支持德国在中欧的扩张，反对美国对德国扩张的干预。他们认为美国在美洲可以做的事情，德国在欧洲也可以做。这个策略就类似于阿Q的想法：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至于“小尼姑”到底怎么想，不是他们关心的。

我们不清楚希特勒及其政府对“门罗主义”的运用是否受到施米特的影响。在施米特提出“大空间”理论的时候，在政治上已经不太受纳粹党的信任了，当时还有人攻击他的“大空间”理论，认为“种族主义”味道不够。

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施米特的大空间理论很快就传播到日本，Großraum被翻译成“广域”。在二战期间，日本不少国际法学家仿照施米特的想法，开始去建构所谓“广域国际法”，“大东亚共荣圈”就是日本的“广域”，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被视为“广域”里面接受“主导国”“指导”的“国家”。

上面我们讲了德国，现在我们来看日本。日本受“门罗主义”影响的过程更为复杂。1872年，日本外务省聘请了法裔美国人李仙得（Charles W. LeGendre）作为顾问，李仙得鼓吹日本应该在亚洲实行某种形式的“门罗主义”，用自身的文明来引导亚洲，模仿学习欧洲列强对于亚洲各国的做法。

他这么说：“人们必须勇敢地采取行动，以期在亚洲升起太阳旗并扩大我们的帝国。为了成为亚洲各个国家的保护者，防止欧洲向我们的领域扩张，这些行动是必要的。这一政策类似于美国在欧洲渗透和侵略美国势力范围之际所采取的政策。”

当时日本已经出现呼吁亚洲各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抵抗欧洲列强侵略的“亚洲主义”主张。到了19世纪末，“亚洲主义”和“门罗主义”结合在一起，标志性人物就是近卫笃麿，就是二战期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父亲。近卫笃麿在日本政论刊物《太阳》上发表一篇文章，认为黄白两个种族终有一战，日本要把黄色人种团结起来，和白人进行决战；东亚各国要接受日本的领导，而日本要“保全中国”，防止中国被欧洲列强瓜分。

近卫笃麿担任了东亚同文会的会长，这个组织对当时留日的精英，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都有很大的影响。近卫笃麿既和孙中山交往，也和康有为交往。康有为第一次见他的时候，近卫笃麿就非常清楚地跟他说：“今天的东洋问题已不单纯是东洋问题，它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欧洲列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东洋竞争。东洋是东洋人的东洋。东洋人必须有独立解决东洋问题的权力。美洲的门罗主义也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在东洋实现亚洲的门罗主义（亜細亜のモンロー主義）的义务就落在了贵我两邦的肩上。”

但是，日本当时的力量还比较弱。所以近卫笃麿虽然提出“亚洲门罗主义”，日本政府还是不敢将它作为官方政策表述。1902年，日本和英国订立同盟，日本官方就更加不敢讲“黄白种争”了。它在外交上长期采取“协调主义”。就是碰到事情，先要和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协调。

但在这个时候，美国开始鼓励日本讲“门罗主义”。日本时任外交代表金子坚太郎是西奥多·罗斯福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据他的回忆，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召开朴茨茅斯会议之前，西奥多·罗斯福在会见他的时候提出，日本作为亚洲唯一一个理解西方文明的原则与方法的国家，有资格成为亚洲的领袖，推行“亚洲门罗主义”，在从苏伊士运河到俄罗斯勘察加的广大地域（排除俄国领土和英、法、葡殖民地）中担任盟主角色，排除欧洲列强的干涉与侵略，如同美国在美洲所做的那样。老罗斯福给日本这样的信息，目的是为了让日本积极牵制欧洲列强，尤其是俄国，这样美国就可以从中渔利。

在美国的默许乃至纵容之下，一战期间，日本就部分地将“门罗主义”变成了外交政策，对袁世凯政府强加了“二十一条”。后来，又给段祺瑞政府提供了“西原借款”，同时要求北洋政府保障日本在华的一系列特权。美国对日本势力的急剧扩张感到不满，两国在1917年进行了谈判，最后签订了《蓝辛-石井协议》，里面写“合众国及日本国政府均承认凡领土相接近之国家间有特殊之关系（territorialpropinquity creates special relations），故合众国承认日本国于中国有特殊之利益（special interests），而于日本所属接壤地方，尤为其然”。这其实相当于允许日本将其与中国的关系设想为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美国这样拉拢日本，其目的就是要借助日本去牵制欧洲列强，尤其是俄国。

但在一战之后国际秩序的重新设置过程中，日本得到了一些利益，比如获得了国联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获得了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特别有意思的是《国联盟约》第21条：“国际协议如仲裁条约或区域谅解（regional understanding）类似门罗主义者，皆属维持和平，不得视为与本盟约内任何规定有所抵触。”这个条款为美国在美洲的区域霸权开口子，相当于说把美洲事务排除出国联的管辖。日本方面觉得这个条款，它也可以用到东亚。

然而，华盛顿会议很快终结了日本对中国的垄断支配，日本被迫同意向中国归还了在中国山东的部分利权，中国回到列强共同控制的状态。在1895年打完甲午战争之后，德、俄、法“三国干涉还辽”，要求日本吐出吃下去的辽东半岛，让日本产生了沉重的挫败感，华盛顿会议让日本吐出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同样让日本很受伤。

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列强之间大打贸易战，全球产业链受到极大的震荡。于是列强纷纷加强跟自己的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搞殖民帝国内部的经济整合。日本在贸易上受到西方列强排斥，损失很大，这就产生了加速殖民扩张的经济动力。

许多日本精英认为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经济生命线，有必要加紧把中国东北整合到日本经济里去。在这个背景之下，“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美国提出了“斯汀生不承认主义”，国联则派出李顿调查团，否定日本对中国东北拥有主权。

日本提出了一些国际法上的论证，第一是认为《国联盟约》第21条适用于中国东北，西方列强不应当干涉属于“区域谅解”范围之内的事情；第二是重提，老罗斯福很早就认为日本可以推行“亚洲门罗主义”，美国现在的做法违反了老罗斯福的精神。

当然，英美不接受日本的解释，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联。此后，日本加速滑向与英美对抗的“日式门罗主义”。它的外交不再讲“协调主义”，而是越来越多地讲日本应当做亚洲的领袖，将西方殖民者赶出亚洲。日本先讲东亚同盟，然后再推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思路，从印度洋一直到南太平洋，全划到这个圈里面来。

日本政治精英们不断完善以美国“门罗主义”为原型的政治话语，同时也试图改造既有的国际法规则，打造一套为“大东亚共荣圈”提供正当性的“大东亚国际法”。而卡尔·施米特的“大空间秩序理论”（日译为“广域秩序论”）为日本国际法学家的话语建构提供了灵感。施米特写他的“大空间”理论的时候，已经不受纳粹党高层信任，他强调“大空间”对于外部干涉的排斥以及“大空间”内部主导民族的作用，但对于“大空间”内部的制度构成讨论较少。

日本国际法学者着重在这一点上作突破。比如日本国际法学家松下正寿就说：“共荣圈的内部构成原则并非是以往国际法中平等国家的形式集合，而是不平等国家的有机结合。因此，法律上应当有各个不同的阶层。其中位于最上层、担负维持共荣圈一切责任的国家，就是主导国。所以，我将主导国定义为：不仅要完全自主行使国际法上的权利、履行义务，同时当共荣圈内的国家无法完全行使国际法上的权利、履行义务时，要替其做出法律行为”。我们翻译翻译，这句话在当时的语境中的意思是，日本政府和溥仪的伪满洲国政府、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不是平等关系，日本说了算，溥仪和汪精卫说了不算。

当然，德日两国在二战中的扩张野心最终被盟军挫败。在二战期间，美国一开始固守中立，向两边卖武器，大发其财，后来加入到了盟军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打完二战之后，美国就在历史叙述上美化自己，将自己与德日法西斯完全对立起来，描绘为光明与黑暗力量的对立。但是事实上，德国与日本的区域霸权野心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在西半球的门罗主义实践作为模板的。德日精英认为美国在拉丁美洲干过的事情，他们也能做。

我们如果更具体地看美日关系，可以看到，从日俄战争到一战期间，美国长期纵容乃至鼓励日本运用“门罗主义”来处理与亚洲邻国以及欧洲列强的关系。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用日本这个新晋的亚洲强国牵制欧洲人，同时也用亚洲人打亚洲人，方便美国火中取栗。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这个做法的最后结果就是养狼自噬。

在这里我想起了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总统在关岛提出的所谓“新亚洲政策”。尼克松当时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当发号施令。”这听起来是要允许亚洲人有他们自己的“门罗主义”，但尼克松关岛讲话的实际背景是美国已经无法承受越南战争的高昂成本，决定以后尽可能对亚洲进行一种低成本的控制。尼克松讲“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实质精神是“用亚洲人打亚洲人”。

在今天，东亚区域难以做到独立自主，东亚自贸区的谈判很难顺利进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这个“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略还在持续发挥作用。今日美国利用日本来执行他的所谓“印太战略”，会不会最后也会遭到反噬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