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参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进程分析—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_风闻

作者： 刘思伟，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南亚研究 2021年第 3 期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重启并日益活跃，四边合作的发展走向及其相关影响再次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目前来看，尽管四方之间的竞合态势依然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但相比早期的四边合作，当前的四方互动已经呈现新特征，不仅安全对话级别升级，互动议题也拓展至更多领域，各类合作网络更为密集，除海上安全领域外还包括抗击新冠疫情、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在内的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美日印澳四方之间在利益耦合性以及行动协调性方面已经有所提升，在此进程中印度的角色扮演尤为值得关注。尽管印度依然是四方合作中较为保守的一方，但印度对四方合作的态度已经从早期的"谨慎低调"转变成为当前的"谨慎积极"，甚至有印度专家认为当前印度在加入四边机制方面变得不再犹豫。

国内外学术界和政策界关于四边机制和四边合作的分析文章日益增多，其中也涉及印度角色的探讨。国内已有研究较多关注印度参与进程中保守的一面，尤其强调印度战略文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例如有学者指出，印度是四边机制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因利益构成和战略文化的独特性成为一个主要变量，其政策选择将推进或抑制这一多边组合的发展。 还有学者认为，“印太"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存在内在的"张力”，印美的战略目标并不协调，尽管美国将印度拔高到其亚洲战略的"支柱"地位，但美国的印太战略对印度而言却是"烫手的山芋"。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印度的战略主动性，指出印度试图利用该平台寻求利益和地区影响力。有学者认为，2017年"四边对话"重新活跃后印度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因为"四边对话"的重启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有学者还特别强调印度决策中的中国因素，认为近年来印度对华心态有明显变化，为了加大谈判筹码和展示对抗决心，印度积极推动四边机制以遏制中国。同样，国外政策界和学术界对于四边合作中的印度角色也有大量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国别视角，而近年来印度战略界对四边机制和印度角色的重新评估尤为值得关注。长期以来，印度战略界大多认为印度应该对四边机制保持谨慎态度。印度学者辛哈（Kushal Sinha）曾表示，在四边机制框架下进行军事合作不符合新德里的战略目标和长期愿景，印度政府应该坚持不结盟，谨慎平衡与西方、东盟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为了针对某单一国家而与特定集团结盟。不过，近年来印度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四边机制对印度有利的一面。印度辨喜基金会的古普塔（Arvind Gupta）就认为四边机制的优势是规模小、灵活、运营更快更好，而且它着重于实际成果。总体来看，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加大了对四边合作中印度角色的研究，开始关注印度与四边机制互动关系的新变化，但对于印度参与进程的演变过程则缺乏全方位探讨，也缺乏相关的理论解释。鉴于此，本文利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对印度参与四边合作的进程演变进行深入分析，并试图提供关于印度对四边合作态度变化的解释。

二、理解印度参与四边合作进程的变量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同新现实主义的假设，即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在塑造国家外交政策中起着根本性作用，但它也吸收了古典现实主义者的见解，认为诸如领导人意向等国内因素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可将其视为干预变量，进而形成了对国际结构压力的具体政策反应。也就是说体系因素并不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还需要引进诸多的干预变量，正是单元层面的干预性变量决定了面对体系压力所应采取的外交政策。需要说明的是，该理论提出了体系和单位双层次分析框架，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标准式操作指南，而且长期以来对其干预变量选择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直到近年来才有学者总结列出了包括领导人意向、战略文化、国内制度等六大变量。 因此，为了分析的可操作性以及结合本案例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提出了理解印度参与进程的三个变量——体系认知、决策者和战略精英的战略偏好以及政府权力。

印度是否参与四边合作不仅仅是资源交换与具体利益取舍，它关涉印度的外交战略选择，即是否借助外力实现其崛起。因此，在其进程中体系因素对印度参与选择的决策十分重要，不过它并非直接发挥作用，而是取决于印度国内尤其是领导人对于体系的认知。事实证明，印度对四边机制的态度变化与印度对国际体系信号判断有关，尤其是所面临威胁和机遇的清晰度。由于四边机制从成立之初就有应对中国崛起的功能，因此印度对四边机制和四边合作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印度对中国的"威胁"评估相关，与此同时也与印度对获取来自四边机制平台的相关利益和机遇的评估相关。同样，决策者和战略精英的战略偏好也影响印度的选择，由于参与四边合作关乎印度的外交安全战略选择，而非一般的外交事务，决策者或多或少需要考虑来自国内的反应，包括关注国内战略精英的偏好以及国内舆论动向等。另外，考虑到政府权力是否充沛将影响政策执行能力，尤其是调动国内资源的力量情况，因此它也是考察印度参与进程的重要变量。值得说明的是，虽然通常情况下印度的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不需要通过议会批准，但是对于重大的关涉国家安全战略的议题，领导人必须考虑各类影响因素，尤其是悬浮议会与联合政府时期的领导人可能面临议会对其进行不信任投票。

本文认为上述三个变量是理解印度参与四边合作进程的关键变量，可以较好地解析印度的角色变化。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探析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发展历程是以2017年作为重要的时间节点，甚至不少政策研究者将2007年至 2016年视为Quad 1.0时期，2017年以来为 Quad 2.0时期。由于本研究主要探析印度的角色，而且分析变量涉及决策领导人对体系认知、战略偏好以及政府权力等，所以本研究考察印度参与进程时将其分为曼莫汉·辛格政府时期（下文简称辛格政府时期）和莫迪执政以来的两个阶段。事实上，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4年四国在印度洋海啸中进行人道救援行动时的相互配合。2004 年也正是辛格政府开启十年执政的元年，而2017年四边安全对话的重启以及随后四边合作的升级与拓展都发生在莫迪执政时期。

总体来说，本文认为印度对四边合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即从辛格政府时期的"谨慎低调"转变为莫迪执政以来的"谨慎积极"。此进程受到国际体系因素影响，但不是被动受体系刺激的结果，而是更大程度上融入了印度战略选择的主动性，可以说是受诸多国际国内因素的共同影响。本文只是基于新古典现实主义框架分析印度参与四边合作进程的一种研究尝试，并没有涵盖影响印度参与进程中的所有因素。同时，新古典现实主义框架尽管可以更好地解释印度的行为，但难以精确预测未来走向。国际体系和国内干预变量的持续变化导致预测变得复杂而困难。但不能否认。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将为印度参与四边合作的未来前景提供一些可能启示。

三、辛格政府时期印度与四边机制的有限互动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 2004 年四国在印度洋海啸中进行人道救援行动时的相互配合。据称，此次救援行动给四国开展安全对话提供了灵感，并最终促成了四国官员于 2007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第一次四边安全对话。虽然该对话是非正式的。但被视为遏制中国的尝试。2007年 9月，美日印澳及新加坡五国在孟加拉湾举行五国军演，成为四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早期实践。但是，“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并不稳固，四国在各自评估对华关系及对国家利益带来的现实影响后，逐步降低四边合作的"调门”，“四边"框架下的安全合作在之后数年陷入沉寂。尽管如此，美日印澳之间各类双边和三边的安全合作依然持续推进。关于印度的角色，正如有专家所称，印度可能是四边合作中最不情愿的成员或者说是四边机制的"薄弱环节”。事实上，这一点在辛格政府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印度参与了四边机制互动，但总体看其态度较为谨慎低调，当澳大利亚宣布不再参加原定于2008年1月举行的"四边安全对话"时，印度也立即宣布不参加对话。相比四边合作，辛格政府时期印度更青睐与其他三方的双边合作，包括开启印美核能谈判，提升与美国防务关系，增进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互动等。辛格政府对四边合作的"谨慎低调"态度可从体系认知、战略偏好、政府权力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是体系认知。众所周知，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成为国际体系演变的显著特征。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确实在逐步改变地区以及全球力量对比，包括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包括中印、中日等力量对比。正如有学者评论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相对物质实力的加速崛起，使中美实力差距缩小，这给美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体系压力。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印度，体系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印度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包括是否需要依靠外力以及是否应该利用四边机制来制衡中国。但总体来说，21世纪初印度国内对于是否借助四边机制力量制衡中国以及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借助外力制衡中国并没有清晰的认知。虽然印度参与了 2007 年四边安全对话，并参与了随后的五国联合演习，但时任印度总理辛格也不断辩称该机制"没有安全意涵"。事实上，印度在参加了首次四边安全对话后曾向中国解释四边接触不包括针对中国的安全内容，并且辛格总理公开表示"印度不会参加任何所谓遏制中国的企图"。在印度看来，四边合作并不会为印度带来多大好处，可能成本大于收益。辛格政府时期，四边安全合作领域较为狭窄，其合作议程"有限聚焦"于海上安全。因此这一时期的印度更加倾向于与美、日、澳等国的双边或三边合作。例如，2007年五国参与的马拉巴尔演习很快回归到印美双边或印美日三边演习。

其次是战略偏好。事实上，除了顾忌中国的反应，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以确保战略自主，不愿与美国在战略上抱得太紧，这也是印度对四边机制保持高度警惕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受印度传统战略文化影响，印度决策者和战略精英更多倾向认为印度应该坚持不结盟外交政策以确保战略自主。例如曾在辛格政府任国家安全顾问的纳拉亚 南（M.K. Narayanan）发表评论称，“保持不结盟是一个好的建议。现在，印度似乎在美国的推动下加入了反华阵营，被置于联盟内与中国对抗的前沿，这是不明智的，也不符合印度长期的利益，印度确保战略自主的传统思维依然发挥作用。” 印度对华鹰派学者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也曾于2007 年撰文表示，四边倡议是民主国家不和谐的合唱。事实上，印度战略偏好和传统外交理念也是不断发展演变的。例如，2012年印度智库政策研究中心（CPR）发布的《不结盟 2.0》报告指出，“战略自主一直是印度对外交往的核心价值和目标，但不结盟应随国际环境变化进行升级，从而使印度能够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机遇的世界中持续不断地追求利益。” 不过正如有专家指出，这份报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印度传统外交理念正发生变化，但它更强调不结盟的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战略精英对四边机制的态度还与他们的对美态度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印度战略界对美方的不信任可谓根深蒂固。《不结盟2.0》报告的相关表述也说明印度战略界对美国的不信任。虽然报告大篇幅论述如何防范中国，但也特别提出不能过于依赖美国。报告指出，“印度对美国具有特别吸引力，因为它是仅次于中国的最大新兴国家，与北京关系又很复杂。印度要利用这种衍生价值是有风险的，一旦中美关系略有好转，印美关系就会成为牺牲品。而且，如果中国对印度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到底将做何反应还不太清楚。”

最后是政府权力。辛格政府两个任期都是国大党领衔组建的多党联合政府。跟历史上国大党独掌政权的政府以及莫迪领导的强势政府相比。在相关决策以及调动国内资源方面的权力或多或少受到制约。例如，2004年大选后国大党加上其选前联盟的 14 个盟友总席位离达到过半数尚差约 50 席，最终是在争取了印度共产党（马）、印度共产党、全印前进同盟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外部支持后才组建了联合政府。在外交战略方面，其中一些政党尤其是左翼政党与国大党存在较大的分歧。正如有专家评论，国大党为了与经济发展的主旋律配合，主张以经济外交为重点，大力发展和美国的关系。但是左翼政党认为美国是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对外实施侵略的帝国主义国家。事实上 2005年开始的印美核协议谈判就反映出辛格政府政策执行力受到国内相关力量的制约。辛格政府力促与美国达成核协议，但国内存在反对声音，包括左翼政党的反对，甚至辛格总理不得不应对议会发起弹劾程序的挑战。诚然，即便面临不信任投票，辛格政府还是尽可能推动美印核协议的达成，也努力强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甚至与美方讨论了后勤保障协议。不过，一些协议仅仅停留在讨论阶段，没有正式签署。在此背景下，辛格政府对于由美国主导的四边机制（并且很快被贴上"亚洲北约"的标签）的谨慎态度也就不难理解。

四、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参与四边合作的新变化

2008年四方合作陷入沉寂后的十年间，美日印澳之间的双边和三边互动密切，甚至形成了一种合纵连横的立体关系网络。这种网络为四边安全对话重启提供了动力，同时印度与其他三国的各类互动也明显增强。自2017年11 月美日印澳四方再次启动了四边安全对话以来，从高官会谈到外长会议再到领导人峰会，四边机制不断发展，四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在此进程中印度对四边合作日益重视。莫迪上台执政后印度对四边合作的态度并没有完全改变保守谨慎的底色，尤其是在莫迪政府第一任期。虽然印度依然是四方中保守的一方，但随着印度与四边机制的互动实践越来越多，印度的态度有所改变，对四边合作的重视程度也逐步提升，在特定议题领域的积极主动性明显增强。总体来看，莫迪执政后，印度对四边合作的态度相较前任更加积极，而且更热衷主动参与，以塑造符合自己利益的四边合作网络。

首先是体系认知变化。相较前任，莫迪政府对于来自国际体系的机遇与威胁包括四边机制对印度的利弊有新的评估。

其一是对中国"威胁"的再评估。虽然莫迪上台后并没有公开特别强调中国"威胁"，但这种认知是清晰明确的。近年来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偏于强硬，尤其是在边界问题上，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中印两国围绕边界问题的矛盾分歧，甚至引发了严重的边境对峙事件，如 2017年的洞朗对峙事件以及 2020年中印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这些危机事件进一步强化了莫迪政府将中国视作竞争对手的认知，近来印度外长苏杰生公开将中国视作印度的"充满挑战性的邻国"。另外，中国加速崛起也让印度决策者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使其借助外力制衡中国的决心有所上升。事实上，21世纪以来中印两国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两国成为推动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两国的实力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进一步扩大。例如，2005年中国GDP是 2.286 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五，到 2019年中国GDP 达14.2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约占世界的16.34%。2005年印度 GDP 为8203.82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十三，而到 2019年印度GDP达 2.869 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五，但只约占世界的3.27%。在人均GDP方面，印度的人均 GDP约为中国的五分之一，而 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拉大了双方经济差距。另外，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积极主动与奋发有为，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远超过印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印度感受到压力。印度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一带一路"项目合作更是警惕，并将其视为对印度的战略包围。可以说，印度对所谓的"中国威胁"感知日益强烈。2019年12月皮尤调查显示，73%的印度受访者认为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对印度构成威胁。不仅如此，还有6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对印度来说也是一件坏事。印度专家的一些论述似乎也印证，印度日益重视四边合作有明显的中国因素考量。有专家评论指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和军事差距正在扩大。这从战略上削弱了印度。印度面临的挑战是在建立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这可能会限制中国的扩张。“印度知名战略家拉贾·莫汉（C.Raja Mohan）就指出，印度热衷于实现四方对话的发展是为了防止出现中国主导的单极亚洲。

其二，中美关系竞争加剧以及美国加大拉印制华力度让印度看到了新机遇，也在某种程度上促发其重新思考与四边机制的关系。印度在四边合作网络结构中不是实力最强者，但是其拥有特殊地位而备受重视，尤其是受到美国的重视。事实上，随着中国实力上升，美国出于维护其霸权的战略考虑，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唯一的战略竞争者。 不过，鉴于美国实力相对衰落，它似乎越来越倾向于采用一种更低成本的模式来开展全球活动，进而允许甚至鼓励其地区盟友在地区安全中扮演更强大、更积极的角色。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Mike Pompeo）曾公开指出，“四方机制将在未来的努力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确保中国仅保留在世界上的适当位置。” 虽然印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美国盟友，但它越来越被美国视作其重要的战略伙伴，尤其是在制衡中国方面。特朗普政府提前解密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宣称，一个强大的印度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将起到制衡中国的作用。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更是加大拉印制华力度，开出的利诱清单也不断加码。《美国印太战略框架》就提到，应该加快印度的崛起并增强其作为净安全提供者和主要防务伙伴的能力，其具体行动措施包括∶扩大美印国防贸易和转让国防技术的能力，以增强印度作为主要防务伙伴的地位;加强美印在共同的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并鼓励印度参与印度洋以外的地区事务;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通过外交、军事和情报渠道向印度提供支持，以帮助解决诸如与中国的边界争端和水资源问题等。 除此之外，正如印度专家认为的，美国所提供的利益诱惑清单还包括美国在跨境恐怖主义问题上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美国宣传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

其三，近年来四边合作也通过新的议程设置拓展了合作领域，包括印度热衷的诸多新议题，如网络空间、关键技术、反恐、生物安全、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 在印度看来，加强与美日澳在上述领域的合作是难得的机遇。除此之外，印度也日益重视参与进程中的诸多非物质利益，如"身份认同”。近年来美日印澳四方不仅强调四边合作是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更是借其强化彼此所谓"印太国家"的身份认同，宣称四边合作意在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甚至有意打造更大范围的"印太合作网络"。印度外长苏杰生 2020年 10 月在东京参加第二次四国部长级会议时强调"四边"是"志同道合的国家"，并提到"作为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充满活力的多元化民主国家，我们集体确认维持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的重要性"。正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学者巴鲁哈（Darshana M.Baruah）所说，“印度将四边机制视为一个提供解决方案的平台，并希望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印度希望通过’印太倡议’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实现其战略利益。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德里目前正积极制定合作框架，以应对如基础设施发展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等问题。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与四边机制成员国建立伙伴关系，不仅可以帮助印度获取战略利益，而且还可为缓解自身压力提供政策选项，同时也能够为印度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塑造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和形象增添可信度。”

其次是战略偏好的变化。与辛格政府相比，莫迪在处理对外政策方面似乎有意突破一些传统价值观，取而代之的是更倾向于采取新举措以寻求扩大印度在新兴全球秩序中的影响力。 事实上，考察莫迪政府对外政策实践可发现，传统不结盟因素在其中呈现弱化趋势。2017 年莫迪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召集人拉加万（P.S.Raghavan）甚至公开表示，印度外交政策已从不结盟走向"多向结盟"。印度政府高官也提出"议题式结盟"，即印度会根据自身利益需要在不同的议题上与相关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以保障其外交的灵活度和自主性。值得一提的是，莫迪还曾于 2016年和2019年连续两届未参加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成为首位缺席该会议的印度总理。近年来印度与美国签署一系列盟友式的防务协议也表明，莫迪政府已不再受缚于不结盟政策传统。例如，印度于 2016 年、2018年和 2020年与美国先后签署了《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LEMOA）、《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和《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据美国国防工业消息人士指出，BECA 签订后印度将与美国共享地形、航海和航空数据，并允许美国提供更加先进的导航辅助设备与航空电子设备，提高印度军队在无人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方面的侦察打击能力。双方完成了通常所说的两国之间深度军事合作的三大"基本协议"。这些举措为印度更深入融入四边合作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印度战略界的战略选择偏好也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转向。尽管对于印度是否应该放弃不结盟政策依然存在争议，但印度战略界已出现一种声音，即印度并不一定要通过不结盟来确保战略自主。例如有印度专家就认为，为了有效地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印度需要在建立这些联盟时更加果断，因为能否确保当前的战略自主很可能取决于战略伙伴关系的牢固基础。 的确，虽然目前印度战略界继续强调战略自主，但不结盟因素有所弱化。甚至有印度战略学者强调四边机制对确保印度战略自主权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已成为印度的最大挑战，印度加入四边机制就是对这种地缘政治的回应。

印度战略精英群体当前关于中国崛起将对印度产生负面影响的认知正在增强，更多地认为中国是印度的战略竞争对手，对印度发展与安全形成挑战，尤其是 2020中印边境对峙事件之后。在此背景下，不少战略学者主张印度积极参与四边机制互动以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有印度学者指出，尽管印度仍在权衡与四边的关系及政策选项，但鉴于与中国战略矛盾的长期性，印度有必要充分增强与美国在四边及印太地区其他机制中的战略接触。还有学者称，尽管四边机制距离军事同盟还很遥远，但固有的向北京发出的战略信号无疑会增加其威慑力。前印度驻华大使班浩然也发文称，“基于2020年夏天中国在拉达克东部想要改变现状的行动，印度要加强与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尤其是美国。现在是时候让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海军演习了，也是加强四边机制并与这些国家共享情报的时候”。潘特（Harsh V.Pant）则认为，“在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新德里不仅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伙伴的关系，还打算在边境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向北京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印度与联盟内国家的军事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而中国在边境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将会使这种关系变得更为牢固。“近年来印度战略界对美国的不信任度也有所降低，甚至有印度战略家呼吁印度应更加自信地拥抱印美战略伙伴关系。拉贾·莫汉就指出印度的官方立场已经摆脱反美主义传统，呼吁印度学者需要避免意识形态偏见，要跟上决策者的思维和步伐，在他看来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对印度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印美两国的"共同政治基础"也在稳步扩大。有印度智库专家还表示，“虽然印度对维持独立外交政策及战略自主权很敏感，印度的舆论对军事联盟一词也并不友善，但印度并不介意与伙伴国家进行充满安全内容的战略合作。中国崛起的令人不快的后果是印度谨慎地克服了建立国防与安全伙伴关系的某些犹豫，印度意识到四边机制的积极潜力并支持其逐步发展。” 总之，近年来印度战略界更加强调四边机制对印度有利的一面，这也一定程度上让印度政府做出加强与四边机制互动的决策时变得更为容易，至少不用太多考虑所谓来自战略精英和国内舆论的压力。

最后是政府权力的变化。除了体系认知和战略偏好方面的变化外，政府权力尤其是调动国内资源的力量等方面也是理解印度角色转变的重要变量。正如有学者分析，在莫迪的领导下，印度进入了一个"强势政府"时代，印度的对外政策也受到这种"强势政府"心态的影响。印度日益重视四边机制与莫迪政府试图展现印度的大国形象、向世界证明印度具有重塑大国关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利益及外部环境的能力不无关系。众所周知，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在 2014年大选中赢得议会人民院 542个议席中的282个席位，尽管席位过半但仍沿袭了多党联合执政的格局。BJP 在 2019年的大选中赢得 303席，大大超过了获得议会人民院多数席位所需的272个席位。强势政府的心态和标签不仅可能强化了莫迪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展现印度强大与自信的决心，也让其具备了辛格执政期间多党联合政府不具备的一些优势，例如莫迪政府发展对美关系以及参与四边合作时可以不用过多考虑来自其他政党的反应。

近年来莫迪政府在推动参与四边合作进程的同时，在塑造国内舆论以争取国内支持方面也采取了诸多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莫迪政府团队包括其本人在国内积极宣传四边合作的好处。2021年3月四国领导人峰会后，莫迪演讲时这样推销四边合作机制;“我们团结于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我们对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的承诺。我们今天的议程涵盖了疫苗、气候变化和新兴技术等领域，使四边机制成为推动全球公益的力量。” 这些积极话语塑造以及印度获取日益增多的实际利益确实正改变印度各界对四边机制的评估。以疫苗合作为例，四国已决定针对印太地区的国家启动一项特别的疫苗合作计划。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情况介绍，美国将向位于海得拉巴的疫苗企业提供资金，到 2022年年底生产至少 10 亿剂新冠肺炎疫苗;日本将向印度政府提供日元优惠贷款，以扩大用于出口的新冠肺炎疫苗生产;澳大利亚将出资7700 万美元用于疫苗销售，重点放在东南亚。对此印度专家评价，“这是所有人的双赢局面，如果成功，该模式可以在其他领域复制，以产生重大的经济、商业、技术和社会效益。”

五、印度参与四边合作的前景

虽然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较好地解释了印度参与四边机制进程演变，但是国际体系和国内干预变量的持续变化使得对未来的预测变得复杂而困难。而且四方机制涉及四国，需要对这四个国家在其利益、价值、威胁感知、能力和地缘战略等诸多方面如何兼容进行更深入的评估。未来，无论是四边机制还是印度的角色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包括四方国内对国际体系中的威胁和机遇可能做出新的评估进而调整相关政策。但考虑到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政策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更具有协调性，未来四边合作的步伐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的政策选择。

其一，印度对国际体系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印度政策选择的区间。未来如果印度继续认为国际力量对比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并认为这将不利于印度发展并挤占印度战略空间，那么印度应该会继续积极参与四边合作，并将其作为"借助外力"制衡中国的政策选择之一。同时，来自体系层次的其他因素也不能忽视，尤其是俄罗斯因素。俄罗斯仍然是印度最大的国防装备供应国。印度专家就强调，尽管印度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但保持与可信赖盟友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仍然是印度的首要任务，决不能被稀释。事实上，俄罗斯已经暗示四边机制会不可避免地损害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正如有评论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牵强，尤其是考虑到美国政府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时。CAATSA 威胁要对购买俄罗斯军事装备的任何国家进行制裁，印度也不例外。近来美国继续向印度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购买俄罗斯的"S-400"弹道导弹防御系统。2020年 12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四边机制是西方的"新游戏”，旨在将印度纳入反华战略并破坏印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印度依然是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印度依然期待参与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多边组织以获取相应收益。印度或许是希望尝试同时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和四边机制中保持重要地位，以便根据具体问题增进其利益。但随着国际战略环境包容性变小，印度这样具有议题倾向性的平衡外交可能变得难以实现。

其二，印度参与四边机制的积极程度还将受到包括战略偏好以及政府权力等一些国内因素的影响。目前来看，印度战略界对参与四边合作的态度相比之前更为积极，对四边合作拓展至更多领域有所期待。可以预见，印度将会在一些议题领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尤其是在诸多非军事的软性议题领域。除了安全领域的合作，印度还会期待四边机制成员在经济方面开展相关合作，包括在印太地区联合开展基础设施开发项目。2021年4月，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三国贸易部长会晤后正式启动了"供应链弹性倡议”， 三国试图通过整合双边与多边供应链网络，打造三国供应链"互补关系"以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

鉴于传统不结盟外交思想在印度战略界和政策界仍有一定影响，加之印度对战略自主性的追求，可以预见印度未来仍将是四方机制中保守的一方。正如澳大利亚专家所评论的，“与日本和澳大利亚不同，印度没有与世界军事强国正式结盟的偏好，而且出于战略文化的原因，印度也没有寻求这一点。尽管它放弃了先前的不结盟政策，但已将其替换为多向结盟战略，以保持最大的战略自主权。这种战略自主权带来的负面后果是，印度将无法或也不会期望四国集团直接参与中印边界问题。对于印度而言，战略伙伴（例如美国）在危机中的可靠性仍然存在疑问，其中一些战略机构仍对美国在冷战期间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及其在国际核军控中的领导作用记忆犹新。” 的确，根据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最新研究，相比其他国家，印度战略精英对四边机制军事化和制度化的反应更加复杂，对于是否应该建立新的四方秘书处以及成立由四国成员组成的常设军事工作组持怀疑态度。对此，CSIS报告指出，考虑到长期以来印度对主要武器系统依赖非美国装备，以及不结盟战略对印度战略思想的持续影响，印度受访者的负面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四方利益差异性，尤其是印美之间的利益与价值理念的分歧也可能影响印度对四边机制的态度。例如，美国第七舰队军舰未经印度同意闯入"印度专属经济区"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就激起了印度国内的反对声。有印度专家称，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中，美国决策者应该认真地重新评估其不断扩大的全球航行自由行动（FONOP）政策，以免疏远朋友而不是阻止对手。但美国坚持认为，印度人的疑虑是放错了地方，称这是主张航行权和自由的无害通行。此外，即便是在四方力推的防疫合作领域，印美也存在一定利益分歧。自2021年3月以来，在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的背景下，印度呼吁美国解除新冠疫苗原材料出口禁令，但美国方面却援引《国防生产法》宣称美国方面有权利为本国公司保留疫苗原材料。尽管拜登政府随后改变了立场，同意解除禁令帮助印度共渡难关，但印度国内舆论对美国之前的做法表示不满。因此在当前特殊情况下，印美关系的互动情势仍值得高度关注，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印度与四边机制的互动关系。

结 语

印度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中的关键角色，也一直是四方中最保守的一方，但印度与该机制的互动关系还是呈现出动态性变化。目前来看，印度对四边合作的态度经历了从辛格政府时期"谨慎低调"到莫迪执政以来"谨慎积极"的转变调整。印度日益重视四边合作是一系列来自国际体系层次和国内层次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在重点考察印度对体系认知、印度决策者和战略精英的战略偏好以及政府权力三个变量的基础上认为，印度领导人及战略精英对中国威胁感知增强及其对通过与美、日、澳等动合作以获取收益的机遇的重视，以及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有所降低是促使印度改变对四边机制态度最为重要的因素。此外，政府权力充沛与否也影响了印度参与进程，莫迪领导的强势政府相比辛格领导的联合政府更能操控参与程度与方式。四边合作的发展前景以及印度的未来角色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印度很可能仍是四边合作中保守的一方，但强化与美日澳等国的战略互动和相关领域合作仍是印度政策选择中的优先与重点议题。至少在莫迪执政期内，印度会继续重视四边机制平台，积极参与四边合作网络构建，寻求使其向符合印度自身利益偏好的方向发展。目前，四边合作具有明显针对中国崛起的意图，将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构成挑战。鉴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已经开始涉及更多领域，包括非传统安全领域和经济领域，中国要警惕四方联合更多国家在相关领域构建"夫中国化"的印太合作网络。尽管这些网络目前是以"小网络"形式出现且短期内难以形成合力，但其明显的"排他"性质无疑会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