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人~_风闻

转自联合早报

人从小怎么沟通，怎么与人相处，怎么建立关系；长大以后，就是那样子面对社会，面对世界。

杉和秦从小在不同国家长大，经历不同的体制生活。少女以后，她们基本在西方人或白人居多的圈子里学习成长。

她们很幸运，第一个接触的西方世界是新西兰，在一所充满了Jacinda Arden气场的女校里，体验到西方文化与体制当中，开放自由与尊重个体、女性最好的一部分。她们很快成为这些价值观的推崇者。毕竟，在一个人口不多，资源丰富，人与人关系温和且相互支持的国家社会里，这些西方坚信的普世价值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疫情期间，她们两个人分别待在威灵顿、巴黎和斯德哥尔摩几个城市。“反华”声浪高涨时期，很多朋友都关心地问我，她们可有不愉快的经历。我都说没有。不仅没有，她们在这些城市，都获得当地人和旅居当地的新移民的照顾和接纳——在学校里当小领袖，被一群欧洲男生朋友亲昵地叫做“法国女孩”，在日本餐馆打工时被清一色的日本员工当成自己人，被邀请到不同法国朋友家里度假，和印度和孟加拉朋友们出门、吃饭……

我们一直相信，这个世界，只要拿出诚意勇气，所有不同肤色头发眼睛背后，都是一颗心。大家都是人。

不过，上得山多终遇“虎”。最近，她们分别有了两次感受到自己是华人，所以不一样的经历。

在法国南部小镇的好友家度假，杉和好友两人逛市集的时候，有人在她背后说：Ching, Cheong, Chang……

在意大利佛罗伦斯，杉在秦的家里高声唱歌剧里的咏叹调。不久后，一个巍颤颤的意大利老太婆从楼下爬上来敲门，对着两姐妹说了一串话，好像是要她们唱歌不要那么大声。然后老太太慢吞吞、艰难地爬下楼梯，在家门口对着里面的人大声说：楼上搬进来两个中国女生，是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

她的“中国人”说了三遍，那么大声，以为秦和杉听不懂。不过，秦的意大利语在经过几个星期从早到晚的磨炼以后，已经可以理解个大概。

秦在视频上向我叙述这个经历时，眼睛瞪得老大。我说，这样的经历，往后肯定还有更多。那会让你更加清楚，你和你自己的文化之间的关系，你作为一个华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很大声地宣布：我们不是中国人，是新加坡人。但是，在很多海外的情境中，我们就是东亚的“中国人”。

还记得一次我们去德国一个村庄旅行，庄主热情友善。他的两个问题却让我印象深刻：新加坡？你们在中国吗？有一次他又问：我听说你们吃狗肉，真的吗？

这些在多地的不同经历，我在做ThinkChina网站的时候都会不期然想起。总是觉得文化之间要沟通，要理解，仿佛隔了一座高墙，非常不容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成长经历，塑造了各自的信仰。就像问我吃不吃狗肉的德国男人，大声嚷嚷“中国人”的意大利老太太，他们都有他们生活与成长的经历，很难轻易磨灭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唯一能够改变他们的，就是人与人之间有机会面对面真诚勇敢的交往。

但就算那样，也不容易。秦和杉在新西兰学校的经历，和许多真正来自中国的孩子的经历，可能很不一样。根据她们的观察和理解，或许因为语言文化的差异，就算是在一所充满了Jacinda Arden气场的女校里，不少中国孩子还是会选择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没有办法融入。

而很多时候，那种差异甚至不是观点的差异，源自文化熏陶所形成的说话行文方式、日常行为反应，都在给试图理解你的人，输送各种比你的观点更强烈的符号和讯息。而那种无形的气场或style，才是让人舒服或不自在的关键。

我们的网站曾经收到过中国学者的文章，其实观点没问题，很有意思。但说话行文的方式却像在训话。我和杉和秦讨论这个问题时，她们说：这不就像很多华人父母和孩子说话的方式吗？意思是：很多华人父母和孩子说话，不是在训话，就是有话不说，或者含含糊糊，把该坦然讨论的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就图个表面相安无事，容不得平等讨论商量的空间。这不是很多华人家庭的相处方式吗？

人从小怎么沟通，怎么与人相处，怎么建立关系；长大以后，就是那样子面对社会，面对世界。我看西方学者的文章，每次要求中国人要透明，批评他们“战狼”，或者搞不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这一点都不奇怪。就连在新加坡华人家庭里，亲子之间，我们透明了吗？有话直说了吗？坦然面对问题了吗？父母不训话也能自然沟通了吗？

西方世界要的都是一些什么呀？

这样的相处方式，在他们看来不管你怎么说，都是authoritarian（威权）。他们特别警惕，觉得特别恐怖。

其实除了让充满正气的人有机会面对面，我不知道沟通理解的高墙能够怎么打破。但另一方面，我也很庆幸我们活在一个有这么不同观点的世界里。我不能想象一个只有美国的声音，或者只有中国的声音的世界。我很贪心，当我需要自由与民主的声音的时候，须要破除压抑感的时候，我希望看到有人可以坚定不移地站出来捍卫这些价值；当我想看到有体制采取雷霆手段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改变社会陋习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人可以正气凛然。尽管很多人对这些行为和宣言都充满怀疑。

我们离开那个德国村庄时，庄主送来他自己的小乐团演唱录制的德国歌曲，很热情地邀请我们他日再聚，眼眶泛红。我希望有一天，秦楼下的老太太口中的“中国人”不再是那样高昂“惊怕”的语调。而至于孩子们作为华人和新加坡人，和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她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