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还是 “电荒” 吗？—— 低工资已不再是竞争利器_风闻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的市场压力必然加大，技术落后经济附加值过低的制造产能只能被尽快地淘汰掉。在未来，制造业中蓝领工人工资在总的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只会越来越小。

早在30多年前，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劳工工资占总成本的比例超过8%的产业几乎已经很少了，即使像纺织、汽车、电子装配、钢铁等产业，劳动力成本的下降速度也很快。

产品在本国生产后出口到国外，主要是能够为蓝领工人创造就业机会。而到国外投资设立子公司，这可以为本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创造更多新增的工作机会。当新兴市场国家争先恐后地将其新工人的供给从半熟练或不熟练的机器操作员，转变为经过多年教育的知识技能型员工时，对国外投资则可以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利用，同时也才可以为自身创造当前以及未来需要更多新型的就业机会。

除非世界性的经济萧条长期持续或爆发大的国际战争，全球投资则会持续增长，甚至比国际货物贸易的增长还要快。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传统国际货物贸易的增长很可能会逐步放缓，新一轮的国际投资与服务贸易市场将繁荣。

（数据显示，2020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首次居全球第一，但存量尚不到美国三分之一）

贸易保护主义或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恐惧只是促成国际投资发展的一个次要原因。比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营销才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而作为生产厂商，如果不能在当地生产，很快就会丧失对当地市场的“敏感”，继而很难在一些重要领域保持领先的市场地位，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一步一步地被边缘化。

1980年代初，日本海外制造业的产量只占其总产量的2%，到了198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5%，1990年代初其海外产品的比例已经差不多达到了产品总量的1/5左右，水平与美国相当了。

**在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中，2014年之前我们是投资跟着贸易走，未来很可能贸易越来越依赖于跨国跨区域去投资。从事跨国经营并不局限于制造业，它已成为所有想在成熟市场中取得领先地位的企业的迫切需求。**除了一些受自然和地域限制的行业外。

自1960年代后，随着再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全球非石油类初级产品（工业原材料）价格开始了持续普遍性下跌（暴跌始于1977年前后）。到了1980年代中期，除石油外的各类工业原材料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线 —— 和1930年代初的价格水平相当 —— 与当年人们原本信心十足的预测全然相反。许多大量原材料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几乎丧失了大部分购买力。

原材料经济和工业经济就此开始脱钩了，成为21世纪到来之前西方市场体系内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

这期间，美国企业加大了在海外的投资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异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在当年美元被长期高估时虽然对其出口和外贸平衡造成了重创，但美国经济却并未因此而走向衰退。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西方工业国家经济中的初级产品部门已经被推到了边缘位置，而之前它还长期处于中心地带。

一条久经验证的规则是，本国生产的成本至少要比在海外生产低5%甚至更高，才能弥补产品出口到国外的距离产生的巨大成本。如果生产过程中的工资成本已经下降到了总成本的15%以下，那么在同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下，两地要有至少50%的工资差距才能勉强抵消单纯由于市场距离所产生的成本，而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这么大的工资差异是很难的。

蓝领工资在国际经济竞争要素中已逐渐变得无关紧要，而基于市场距离、市场需求多样性的成本却在日益增加。此后竞争的基础已不再是工资差异，而是工商业企业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差别。随着企业越来越强调对自身技术、市场和顾客的了解，企业越来越需要的是占据产业价值链中高端专业化，而不是企业合并或者价值取向非相关业务多元化。

近期出现的局部区域“拉闸限电”已经波及到大部分省市，这次看似电力供给的不足，与之前几次相比情况很可能不一样，它似乎可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是否与1990年代末珠三角一带出现的所谓“用工荒”相类似，“主观被动型大于客观的主动性”。其根本原因或许既不是煤没了（劳动人口还在），也不是煤贵了（劳动成本已经入不敷出了），那都是表象。

其背后真实反映出的大概是，国家必须加快经济转型的迫切性和意义——制造业不能不加快实现由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密集型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在2012年前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货物加工贸易出口经济的发展模式就已经开始行不通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转型相对早一些，也快一些，目前看来仍不够。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比人们普遍预期的还要快。

如今，远距离的快速交通、物流和全国各地的城市化建设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城镇常住人口已超过了9亿，新一代所谓“农民工”未来已经不能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回到乡下去，因此众多距离城市较远的乡村留守人口的老龄化未来将比一些城市还要快。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与繁荣，只能建立在未来更加雄厚的工业化技术基础上（这就是第二个阶段的工业化，也叫再工业化时期）。

人们仍需大幅度地减少了浪费。在城市政府大力倡导“光盘行动”前，广大乡村消费群体中粮食等农产品的浪费还要严重得多。

相信海外疫情总也会过去，或者成为不好被人接受的某一种常态化——人类只能努力想办法去克服，却难以从根本上把它消灭掉。实施“能耗双控”并不止于绿色发展，且不会因为这次疫情而可以就此中断了，它与需要紧紧把握住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息息相关。受疫情影响的国外生产订单纷纷向国内转移的时间绝不会太长久，盲目增加已经落后的粗产能一定很快陷入更大的经济被动。国际游资无不以追逐短期收益为目的，来无影，去无踪。

企业创新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大的潜能在管理。“我国人才工作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 2021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么宏大的工业制造业规模在一个国家内很快就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对于企业雇主还是求职的一方，很少人能认识到在短短的时间里低工资便已不再是竞争利器。职业竞争的背后是知识、技术、意志甚至体能的对比与较量，是个体价值观与人生观到现实生活方式选择趋于多元化。要继续发展，要再进一步，人人不得不正视这一点。

“中国经济追求质量转型一定要坚持，2030年的碳达峰和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已确定，它们所形成的倒逼力量要求我们顺势前进，而不能逆势回走。中国22亿千瓦的总装机容量已经是美国的两倍，却只支持了约美国70%的GDP，这个格局决不能继续无限扩大，我们缩小它的努力需要坚定不移”（胡锡进）。就像“房住不炒”，坚定不移。

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企业无论要深耕国内市场，还是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勇敢地走到国际市场上去，高能耗、高材耗的老路子都已经不行了，今后此路不通了。……孟晚舟没回时，华为需要接着干；孟晚舟回来了，华为更要一茬接着一茬干。任正非讲，“深淘滩，低作堰”。只有一往无前一茬接着一茬干，才不至于未来又出来个“李晚舟”，又出来个“刘晚舟”……且不要把有些人想得太好了，也不必要把有些人想得太糟糕，有时候是人上了贼船他想下也下不来。

工商企业只有紧跟这时代，哪怕伤伤筋动动骨、哪怕过一过苦日子也要沉下心来练内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才不至于被这个时代潮流淘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