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欧洲保姆往事_风闻

德国总理默克尔

当地时间9月26日下午6点，德国联邦议会选举投票结束。据德国媒体报道，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得票率是24.1%，略微落后于社民党的25.8%。绿党、自民党和德国选择党的得票率分别是14.6%、11.5%和10.5%。由于这次选举的邮寄投票占比约40%，所以各政党最终的得票率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德国下一任总理，将在联盟党与社民党之间产生。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次选举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执掌权杖16年的默克尔，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治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她冷静、务实的政治作风，总是被一系列危机所“反衬”。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危机中，默克尔的态度和决策，影响几乎都超出德国边界，辐射欧洲大陆。在危机频发、局势动荡的年代，这样一位传奇式政治人物的谢幕，无疑会给世人留下很多思考。

2021年3月末，有两则关于默克尔的新闻引人注目。一则关乎德国内政：新冠疫情与复活节假期当前，默克尔总理罕见地反悔，推翻了自己刚宣布的“复活节假期全国封锁计划”，并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另一则关乎德国的外交选择：面对美国提出的“联合制华”、重建美欧“统一战线”的邀请，默克尔表示“尽管我们和美国有共同的价值基础，但我们也有各自的利益”，虽然中国是“制度竞争者”，但也要同时考虑“怎样把价值观和利益结合起来”，因此拒绝了“站队”的要求。

1991年1月18日，默克尔于科尔政府内阁举手宣誓就职，担任妇女和青年部部长

两则新闻，不同面向，投射在舆论的窗纱上，勾勒出了默克尔风格的“剪影”：审慎、实用主义，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与神秘。

若是掀起这层信息的窗纱，打量这副盘踞在新闻中近16年的面孔，也不难发现，67岁的总理默克尔，已经无法在镜头前掩盖自己的苍老了。如果用那张流传甚广、拍摄于1991年的“默克尔于科尔政府内阁宣誓就职”的照片来与今日的高清影像相对比，能看到岁月留下的痕迹。1991年举起右手的这位“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联邦议员”，与今日政坛上勉强伫立的老人，容颜多有更改，不变的是紧抿的嘴角和深邃的眼睛。这让默克尔脸上的褶皱，变得有迹可循。

理解默克尔，或许可以回到成为“总理默克尔”以前，回到她还是女孩“安格拉”的那些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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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德国”不曾缺席

谈起默克尔还是“小安格拉”的那些岁月，人们常常对其充满好奇：一个游刃有余于自由新世界的女性领袖，是如何在柏林墙的那一边生活了35年的？她又是如何看待这段人生、如何评判那个笼罩着神秘面纱的世界？人们对默克尔的人生长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想要解读发生在她身上的种种——以“曾经的民主德国居民”的眼光。

1961年8月，德国柏林，西柏林的民众聚集到柏林墙观望，柏林墙另一侧是一名民主德国的士兵在巡逻

事实上，如果想要了解民主德国的种种，默克尔算不上是一个好的人选。在默克尔早年的生活环境与个人思考中，“统一的德国”从未缺席。民主德国的35年生活经验虽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作为汉堡出生的“非典型的东德少女”，默克尔或许始终与自己前半生栖息的那个世界有着隔膜。

在柏林以北的“下勃兰登堡明珠”滕普林小城，默克尔的家庭环境非常宽松而愉悦。她的父亲原是汉堡基督教路德派教堂的牧师，被柏林—勃兰登堡地区的大主教调来东德后，觉得“民主德国的束缚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们在家会为孩子们敞开足够的空间”。

虽然东德政治气氛浓郁甚至严酷，但对幼小的孩童来说，家庭带来的影响与护佑，几乎可以作为完全的屏障，遮蔽残酷、袒露自由。借由父亲创建当地神学院的独特身份及其在西德的亲戚资源，默克尔可以享有东德普通孩子不曾拥有的机会，探看不一样的世界，比如收看联邦德国的电视节目、订购西方的杂志书籍，甚至到西方去旅行。

在这些浸润中，默克尔拥有一个与“民主德国”的刻板印象完全相反的，和谐宁静的、世外桃源般的少女时光。她最喜欢的人，是牧师父亲和园丁师傅。牧师父亲对知识与社会的思辨充满魅力，自家园丁在修剪植物时的专注也令她神往。她爱这些“在生活中游刃有余”的人，并渴望自己也能如此。在被意识形态占领、无处不是政治的东德，崇拜牧师与园丁，几乎也算得上是奢侈的愿望了。

2005年11月23日，德国柏林的一家酒馆内，店员把默克尔的头像与历届总理挂在一起

即便在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筑起的那一天，整个德国陷入一片生离死别的哀鸣之中，默克尔感到的难过，也仅仅是非常私人的：母亲在为与外婆的隔绝而哭泣，默克尔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帮上忙。在心理上，默克尔从不觉得自己与这个“民主德国”有什么关系。此后，她也依然如常关注联邦德国政局，对那边内阁成员的名字倒背如流，对身处的这个世界毫无认同。

同时，这个聪敏的、被悉心保护着的女孩，也在政治的夹缝中懂得了明察秋毫，像欣赏专注的园丁一样，审视两德之间“去意识形态化”的共通点——那也是人性的共通之处。比如，无论哪种意识形态之下，都有不时打骂孩子的家长；比如，无论秉持怎样的政治理念，都有欢笑和哭泣的人；再比如，发达的城市生态环境不够舒服，经济局促的乡村反而有大面积的森林湖泊……如今，当我们站在“上帝视角”回看“总理默克尔”，或许能为她从政后最大限度地摒弃意识形态影响、追求务实的作风，找到一丝源头。

“统一的德国”“先进的西方”，因为特殊的家庭氛围，音貌犹存；敏锐的、去意识形态化的个人反思，也让默克尔最大程度地拥有了思想的舒展空间。此后，她又刻意地选择了就读物理系，远离更为枯燥的政治教条，希望“享有最大的自由和发展机会”，在学科的保护伞之下，专注于眼前的课题便好。

至于何时能够摆脱社会大环境若有似无的束缚——比如无法自由旅行一类的烦恼，默克尔为自己制定了周全的计划：民主德国允许女性满60岁退休之后移民到联邦德国，她打算60岁就移民，再由联邦德国飞往自己最喜欢的美国，到那里安度晚年。“只要想到我还是随时有机会拿到一本联邦德国的护照，民主德国就变得勉强可以忍受。”

2021年8月29日，准备接任总理默克尔的3名候选人举行第一场电视辩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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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菜鸟”的下马威

到了1989年秋天，默克尔忽然放弃了自己这个漫长而平和的计划，开始踏入政治领域。东德“民主觉醒”组织的创始成员雷纳·埃佩尔曼回忆说，默克尔这个不知名的女科学家几乎算是“忽然出现”在该组织的。“她说，她现在住在东德，想寻找可以继续自己梦想的地方。”

什么让35岁的默克尔改变了人生计划？

这或许要追溯到1986年的一次特殊旅行。自柏林墙建起之后，默克尔虽然在精神上从未属于过民主德国，耳濡目染的资讯也几乎都来自联邦德国，但她确实长期没去过西德了。1986年，住在汉堡的堂姐要举行婚礼，默克尔因此有机会获批前往联邦德国，来到自己出生的城市参加婚宴。

关于这场婚宴，对私人历史极为谨慎的默克尔从未透露过具体的细节，只是偶尔说起联邦德国的城际火车很干净，令她感到舒适。但这趟旅行显然带给了她更多其他的亲眼目睹的震撼，让她在回到民主德国之后，开始选择放弃平稳的道路，走向从政的旅途。

2015年9月16日，德国弗赖拉辛，难民们在德奥边境被警察拦下

衰退中的民主德国，各种党派正在冒出新芽。默克尔的入场，选在了这个极佳的时机，并在此后“火速上升”。

这其中多少有点幸运的成分。比如，“民主觉醒”所结盟的基民盟东德分部“意外”赢得大选，随后默克尔被指派为东德“民选总理”德梅齐埃的发言人的助手。这位发言人特别害怕乘坐飞机，所以有一次，陪同东德总理出访的任务就落在了默克尔头上。这给了她表现自己实力的机会，随后，她成为最后一届民主德国政府的副发言人。

两德统一前后，默克尔所在的“民主崛起”被基民盟合并，默克尔通过竞选成为代表基民盟的联邦议员，跟着进入科尔内阁，火速升为基民盟副主席。此后，默克尔先后兼任妇女部长和环境部长。

除了与职位匹配的能力，她被选中更多是源于其“女性+民主德国居民+新教徒”的多重身份。科尔总理（男性+联邦德国居民+天主教徒）是有名的“比例代表制专家”，默克尔的复合背景迎合了彼时的社会浪潮。

2000年2月2日，德国波恩，默克尔在开会后离开

但在男性语境的政坛中跋涉的默克尔，又绝非只有性别和背景带来的某种幸运。《明镜》记者亚历山大·奥桑记下了自己第一次采访有默克尔出席的会议时感受到的震撼一幕。“第一次会面，大家觉得她是东区的菜鸟。”一屋子傲慢的、带有天然优越感的“西区”男性，等待默克尔如何化解眼前略显尴尬的空气。

默克尔走进来，没有坐在为她预留的位子上，而是说：“我不喜欢这个位子，我想更换一个。”于是，所有人不得不起身，在她的注目下重新调整座位。按照她的要求再次坐下的时候，这些几分钟前还十分傲慢的人，纷纷如同被更具智慧的人“戏弄”般泄了气。“我当时的反应就是‘WOW’！”亚历山大·奥桑说。

这种不卑不亢、知所进退的态度，也体现在默克尔面对大众施予女性政治家的衣着焦虑的反应上。自她做发言人开始，有关其服装和装扮的讨论始终绵延不绝，而默克尔常年以一袭外套长裤、站立时两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的固定形象示人，作为某种无声的反击。

2011年默克尔访美时，与同样喜爱穿套装、配长裤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拍了一张合照，经《法兰克福广讯报》的裁剪在头版刊登。照片里，看不到两位女性政治家的脸，只看到双手交叉、穿着不同颜色套装的腹部和大腿。默克尔很喜欢这张照片，将其制作成剪报，装裱起来送给希拉里。这张照片无声地宣告着她的主张——服装和外表并不重要，请集中精力在我所做的事情上。

《法兰克福广讯报》头版照片里，默克尔和希拉里双手交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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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对，步步皆对”

除了民主德国带来的标签，默克尔自身的性格倾向、科学家的身份和较长时间的科研生活，也塑造了她极为鲜明的个人处事和执政风格——崇尚科学的方法。

科学所包含的审慎、秩序，几乎贯穿了默克尔所有的人生选择。比如，她的第一次婚姻——这个如今以姓氏“默克尔”为遗留物的婚约，是为了可以在当时分到一间单独的公寓；而作为德梅齐埃政府副发言人的时候，她就以对“厨房内阁”做简报时的精悍著称——比起其他的发言人，她总可以用最妥帖的次序、最实用的取舍，来精选那些真正有意义的部分。英国前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这样评价默克尔：“她总是令我感到震撼，她总是沉着冷静，极度认真，处理政策问题的表达方式极具逻辑。”

默克尔最为推崇的名言是：“没有质量，便无吃水深度。”如若将这句话转化成对默克尔行事作风的注解，或许可以是：没有科学的方法，便无法解决问题。

她崇尚用科学的方法来面对难题，仿佛在做一个个科学实验，利用“正反模型”，不断测试和比较哪一种更好。她可以据此随时找到自己的位置，哪怕是身处民主德国高墙中，也可以比较与西方的长短。“和西方的人来往时，我不断测试，看看能不能在心灵上与他们一致。如果我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那么就算无法去地中海，也不会那么难受。”除此之外，默克尔善于运用“比较法”来应付困境。欧债危机期间，她在欧洲议会摊开图表，请与会者将“比较曲线”看作“危机征兆”参数，从而提前防御或拿出解决措施……

2001年3月28日，德国慕尼黑，民众在Hackerbruecke桥上欣赏落日

面对政治，默克尔也常常依旧像实验室中手拿量杯的科学家，在有坐标系的比较、有数据堆叠的实在中，收获心安，同时也给了民众信心——“如果默克尔是领航员，那么总是会安全降落”。

默克尔的另一个“信条”，是严格遵循秩序，缜密制定计划。崇尚计划的缘起，或许也可以向她的孩提时代寻求解答：因为成长期间的“一个问题”，她在跑步及上下楼梯的过程中都很不顺利，算得上是一个“运动白痴”。为了避免尴尬和麻烦，她需要严格要求自己避免不必要的张望，专心探看脚下的路，每一步都要在计划内完成。

对计划的崇拜可能令生活毫无惊喜，但她并不介意。比如，在距离圣诞节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她已经在想“我需要知道会收到什么礼物”，以及到时作何种反应。这似乎是无趣的，但“使我的人生保持井然有序、避免混乱，对我来说更加重要”。

就连自己的“业余爱好”——观看歌剧这件事，她也能够在那些悲怆的、暗指命运的喜剧故事里，找到遵循计划的“旁证”：《尼伯龙根的指环》带给默克尔的思索是：“如果事情一开始就错了，或许可以成就某些人，但是永远都不会回到好的结果上来。”评价瓦格纳的戏剧，她认为“事情无法从出口倒转回来。起步对，步步皆对”。

2014年6月16日，巴西萨尔瓦多，默克尔手舞足蹈地观看世界杯比赛

起步对，步步皆对。先按兵不动，看看在发生什么，绝不贸然行动，然后针对现状详细计划，有条理、从容不迫地行进，是默克尔的准则。众所周知的一个故事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任何人都有理由冲破规矩“闹一闹”的混乱一日，默克尔没有取消与朋友一起洗桑拿的约定。她在桑拿房中一直呆到了晚上9时，才跟随热闹的人群去西柏林瞧了瞧，最后，在一片欢腾中转身回了家，理由是“第二天还得早起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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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总理的背面

如果有什么能让默克尔愿意为“计划”让步，那一定是实用主义。假如能够更快地达成目的、到达终点，那么中间的细微之处，她可以接受相对的意外和妥协。

在从政生涯初始的1995年，那个令她大放异彩的柏林气候会议上，默克尔做了一次关于“计划为实用让步”的极好展示。在这场关于制定下一阶段气候政策约束性任务的漫长拉锯中，作为中间人的默克尔将会议一分为二，自己在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发达国家两个阵营间奔走，来回磋商，最终制定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柏林指令”。

2021年3月4日，默克尔与来自16个联邦州的州长召开会议

在这场会议中，默克尔展示了政治的线性可能：谈判可以循序渐进，只要事情是“向前”的，就无需按照教条。“只要能向前一步，就可以妥协”，这次成功的经验也影响着未来总理默克尔的外交风格：如果自己与对方不同的见解之间有那么一个“中间点”，且大家都能接受的话，她会高高兴兴地采用这个中间点，妥协一部分苛求，来避免可能到来的冲突或满盘皆输。

计划、运筹和斡旋是默克尔的强项，而她不够擅长的则是“登台”。无论是竞选、接受任命，还是如今的演讲，每每站在台上，接受欢迎，听着掌声雷动，再等待长时间的掌声止息，对她来说仿佛是一种窘迫的煎熬——她不习惯置身于这种热闹当中。

于是，即便是到了今天，我们也能窥见这位总理的不适——她习惯两手搭在一起，形成“菱形手势”来缓解紧张。在今年2月11日的一个视频中，她结束在德国联邦议院演讲后回到座位上，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口罩还落在演讲台上，又赶快起身去取。神情中短暂的惊慌、微微摇头的肢体语言，传递着诸多“社恐”族熟悉的尴尬。

如今叱咤风云的总理默克尔，有没有想要放弃从政的时刻？

2018年，默克尔宣布将不再寻求连任

1993年，为了逃避内心的挣扎和眼前的现实，默克尔到加州的西海岸度假，希望“有助于摆脱现实环境”。她一口气休假了4个星期，忽然发现，喧嚣的、意外的从政之旅，让她身上逐渐产生了一些特质：缺乏耐性、不善倾听、没办法认真完整地读完一本书……这让她懊恼。“我无法想象，自己的余生将像现在这样度过。”

1997年，她再次表示：“我真的一直期待，这种充满压力的日子有一天会结束。高质量的生活对我而言，应该是在家里做菜，并且可以顺应家人调整自己的行程。”

她认真地考虑过在适当的时候退出政坛，去过想象中的那个高质量的、不一样的人生。她想陪着科学家丈夫绍尔去南非之类的地方做研究，想去学习法文，想去美国一段时间，或者只是无所事事地窝在家里——但无论如何，她都希望卸下公职时，能是在某个依旧可以肆意生活的年纪，不要是“一个半死的废人”。

但显然，她还是没能如愿，如今，2021年，67岁的她依然需要攥着拳头，控制着身体的颤抖，尽力与突如其来的疫情、变化多端的国际关系对抗，被计划外的危机锻造，再张开手臂，保护她的国民。

2021年，67岁的她依然需要攥着拳头，控制身体的颤抖

作者 | 尤丹娜

编辑 | 谢奕秋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萧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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