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鲁迅认为瞿秋白、萧红，比周作人、胡适更有出息_风闻

昨天是鲁迅诞辰140周年，翻到一篇采访，搬过来纪念下鲁迅先生。

（受访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郁，三联采的）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这种怀疑与批判现实的姿态，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精神脉络上是否相同？

**孙郁：**不完全一样。传统知识分子，像东汉的王充在《论衡》里骂虚妄文章，明末的李贽非孔，清代俞正燮在《癸巳类稿》里对女性的关爱、对八股的批评，这些都不是主流。晚清一变，最大的变化是康、梁。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接手《民报》，从那个时候起，知识分子开始造政府的反了。可是《民报》那时的文章主要是民族主义，认为满族不好，中国要回到汉、唐。这是非常简单的想法，看问题还没有康、梁深刻。很多人今天骂他们“立宪”、“保皇”，其实他们是“虚君”，往后还要搞共和的。那个时候，读书人就开始干预政治，而且有一种狂士的精神。这个变化是从晚明的文人延续过来的。

到了鲁迅的时代，他的眼光更开阔。《民报》那些小说和翻译的文章水准都很平常，而鲁迅对西方的文化、文学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他很快就超越了《民报》的思想。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理解鲁迅的革命热情？

**孙郁：**鲁迅不会冲锋陷阵，但是他欣赏革命。他认为俄国那种知识分子——从十二月党人一直到他所翻译的这些“同路人”的作家——是俄国的希望，他们改变了俄国的命运。瞿秋白这些人也是中国的希望。他在萧红、冯雪峰和胡风身上都看到了中国人身上好的特征，他们出身草根，但有情怀，有创造性，文字又好。

鲁迅认为这些人要比周作人、胡适等更有出息。他觉得，象牙塔里的士大夫、绅士们没有变革中国的力量，欧美留洋回来的大学者也不行，这些人虽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创造性。中国的革命需要有创造性的人。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鲁迅的独特性在哪里？

**孙郁：**我认为他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带着传统文化好的、不好的特质。所谓好的，比如说野史、杂记和相关文献里的想象力和奇异性；不好的，如中国文人在专制文化下形成的黑暗、较劲的个性。他最讨厌儒家的东西，可他身上有明显的儒家的东西在起作用，比如孝道、大家族的家长制。他与周作人兄弟失和也与其家长作风有关。

**在这样的话语下，他警惕自己成为奴隶，但是又不断地成为奴隶，然后不断地反抗。**鲁迅的文章里“奴隶”两个字经常出现，他还编了一套奴隶丛书。他认为最可恨的是奴才，当了奴隶还歌颂奴隶。在这样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他有个性，又肩负着使命，带着传统儒家的爱意，或者说释迦牟尼式的普度众生的悲悯。但是他又和共产主义运动、三民主义相遇。

在这复杂的语境下，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话语。他一开始翻译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但他有自己的一套智慧的表达方式，任何东西都不能够轻易地左右他，他成为独立而唯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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